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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孔坚:城市形象不是“化妆”出来的

admin 2008-05-20 来源: 网
  编者按:观察北京形象,我们不妨将焦距拉短,看看北京城市建筑的风貌。这个城市一直在“旧貌换新颜”,在城市越来越美化的同时,许多遗迹、胡同和四合院被拆毁,同时市民的街道生活也在慢慢消失。显然,城市的形象不仅仅建立在
  编者按:观察北京形象,我们不妨将焦距拉短,看看北京城市建筑的风貌。这个城市一直在“旧貌换新颜”,在城市越来越美化的同时,许多遗迹、胡同和四合院被拆毁,同时市民的街道生活也在慢慢消失。显然,城市的形象不仅仅建立在富利堂皇的高楼大厦上,更维系在城市普通居民的细致入微的日常生活中。北京大学的俞孔坚教授近年来一直在提倡科学化、平民化和民主化的设计理念,反对城市当下大规模的形象工程和“化妆”运动,呼吁国民要认识“足下土地”和“野草之美”。就“北京建筑形象重生”这一主题,记者专访了俞孔坚教授。

  马路变宽了,活力也消失了

  南都周刊:改革30年来,北京城的外在形象发生巨大变化,有拆也有建。现在鸟巢、大剧院、水立方等,已成为北京的新标志,但同时也大规模拆毁了老城区的胡同和四合院,你如何评价这座千年古都近30年来的建设变化?
  俞孔坚:大建设的同时又是大破坏。这种建设是在破坏原有的古城风貌的基础上,而两者本来是不矛盾的,可以避免发生的。
  南都周刊:能说得具体一些吗?
  俞孔坚:巴黎很典型。当然在奥斯曼时代的城市更新中它也被破坏过,但后来很快吸取教训,20世纪巴黎有大建设,比如与老城在一条轴线上的拉德方斯新城堪称最现代化的建设,但旧城没有拆,它成了城市发展的延续。新老共生的思路梁思成很早就提出过。但北京因建设而牺牲了古城,牺牲了历史,牺牲了遗产。现在这个新城是好是坏,还值得怀疑。
  这里并不是全部否定,新楼房、新建筑解决了大量人口的居住问题,建立了北京的一个新形象。但如果城市布局更合理一些,不采用这种单一的功能分区的旧思路,而借鉴欧洲、美洲的教训和经验,北京城市建设会好很多,交通也可以不那么拥挤。
  南都周刊:你是说单一功能区划导致了交通堵塞?
  俞孔坚:中关村现在经常堵得一塌糊涂,为什么?因为规划中关村为办公区,但如果这里也安排住宅区,人就不需要开车来上班,就不会那么堵。其实城市是个有机综合体,功能要混合才有生命力,而不是一个机器。北京规划最早是按照机器理论进行的,这装个零件,那装个轮子,再安个发动机。前几年北京一些区的规划,酒吧要拆掉,把商业零售店赶出去,这些都没有考虑到市民的真实生活。
  南都周刊:是,比如说平安大街、秀水街、大栅栏的改造,每次重新规划之后,马路宽了,漂亮了,也有序了,但原来的活力、生机丧失了,为什么结果往往与初衷恰恰相反?
  俞孔坚:美国60年代出版了一本书《大城市的死与生》,它从社会学的角度对这个原因分析得非常好。二战后,美国跟现在的中国一样,拆旧城,把平民窟迁出去。北京拆旧建新,认为四合院地区是落后的,小商店、小零售店是不够体面的。把自发的酒吧拆掉,把自发的商业零售店、杂货叫卖赶出去,压根没有考虑市民的真实生活。实际上这才是城市真正活跃的部分。城市怎样才有生命?它必须有多样性,必须要满足人们的日常需要,必须有新有旧。
  平安大街为什么改造,因为它只考虑车的需要,路宽了,车畅通无阻了,但街道两侧的商店没生意了。北京城的改造实际上是把“丰富多样”去掉,以强烈的长官意志来建设的,规划要整体、要统一,要秩序,结果是商业街就是商业街,居住区就是居住区,文化设施就是文化设施……这必然会扼杀丰富性。
  
  城市“化妆”运动,要不得也

  南都周刊:为什么我们急于拆掉旧的,急于抹掉自己的历史记忆,急于在白纸上画最美的图案?
  俞孔坚:这里由三种落后的价值观决定。第一个是长官意志,长官意志是不考虑平民的日常生活的,或不能深入到平民的日常生活去考虑。他想到的往往是一条轴线,一个巨大的体育中心,文化中心,而不会想日常人是怎么生活的。并不是说城市不需要规划,规划不仅体现在视觉形态上,更应体现在社会经济发展,体现在适宜人居住和生活上。北京最新一轮的规划理念有所调整,强调建立一个宜居城市,这是一个了不起的进步。但口号上的调整并不见得体现在实际中。我们仍可看到一些城市“化妆”运动,搞一些大的形象工程。切实的、宜人的东西往往是需要但看不见,在政绩上也体现不出来,就会被忽视。
  第二个是暴发户意识,就是拜金主义,有钱就是老大,有钱什么事都能干。中国近年来暴发户增长很快,特别是房地产商居多。搞房地产发财不需要太多知识,不需要对历史文化有多少认知,只看楼盖得金碧辉煌、装饰上琉璃瓦,卖得出去就能发财。这种拜金主义决定了我们的城市建筑不会有文化。连北大的楼都贴着瓷砖,清华南门也是金碧辉煌的高楼大厦,大学都没文化,更不要说北京的东方广场了。鲁迅故居值多少钱,曹雪芹故居值多少钱?值不了多少,相反,若在上面盖个高楼,一下子就比出来了。在中国当前城市化加速的过程中,土地是最大的财富,现在变相成商品,这里面产生巨大的差价,除了房地产商拿走一部分外,更大的收益被政府拿走了,政府是最大的暴发户。政府拿走这部分财富去干什么,去建标志性建筑,去给城市“化妆”。在中国如此花公款不坐牢,贪污才坐牢。
  第三个是我们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就是小农意识。中国人没有大国民意识,大社会意识,没有城市公民意识,大部分城市人原来都是农民。中国从农业社会过渡到城市社会,人从农村走到城市,向往的就是高楼大厦,认为瓷砖干净。所以你到县城看看,还是瓷砖。但北京城里人多,瓷砖看上去不美了,就改建玻璃大厦了。我们从农业社会跨到后工业社会,但我们的价值观还停留在农业社会。
  南都周刊:北京现在越来越像巴黎、纽约,若沿着四环路走下去,两边地产商打的广告都是什么“威尼斯小镇”、“曼哈顿风情”等,我们向往的是一种西化生活,以致有学者称,北京现在成了西方建筑师最好的试验田。
  俞孔坚:我们向往贵族生活,富豪生活,西不西化倒是次要的。富豪可以像乾隆大帝,搞小桥流水的园林,金碧辉煌的龙柱。也可以是西方的帝王,罗马的贵族生活,建广场,建巴洛克风格的建筑。总之,一个是权力,一个是拜金主义,一个是小农意识,都向往贵族和奢华。
  同时,我们想把自己的过去抹去,这是一种文化上、身份上的不自信造成的。这种不自信或认同焦虑在中国近代一直存在。它在暴富后很容易演变成一种极度自恋。中国现在很明显,好像富得不得了了,一下就崛起了。中国这个阶段财富迅速膨胀,农业社会的人进城但还没有学会工业社会和城市社会的生活方式,这就等于缺乏教养,文化上的进步与财富增长不同步,这也是中国需要一个文艺复兴的原因。
 
  缺乏街道生活,这不是宜居

  南都周刊:北京这座古城,现在被环,被宽阔的马路,被密封的小区给隔离开来,而且受房价的调控,出现一个趋势是普通百姓、普通的白领阶层正在被甩到五环外,二环三环四环住的都是富人,去年也爆出了十万北京人在河北的燕郊买房的新闻。
  俞孔坚:一个城里有便宜的房子,有贵的房子,不可能都是富人住,不然谁给打扫卫生。有便宜的房子好,艺术家就可入住,并不是说他可以卖多少画,而是他会带动这里的商业气氛、艺术气息等。一个城市应该有各种各样的人混居,这是最重要的。北京有段时间对进京人员有学历限制,要是住在一座城里的人都是高级知识分子,也没意思。
  南都周刊:这种社区开发方式将来会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俞孔坚:是的。房子建好了,街道没了,街道生活也没了,要买东西都要到家乐福去,到沃尔玛去。街道生活的丧失,导致城市性的消失。原来是在胡同里头,有菜市场,有街道,有零售店,有学校,生活很方便。现在政府一块地一块地地卖,地块拍卖完后实际已跟城市分离,因为地块内部的规划基本上是由开发商来决定的,是一个接近封闭的、隔离的社会。
  缺乏街道生活,有城无市,人和人之间很冷漠,楼上楼下都不认识,这个问题西方已经在反省了,但我们还是在走这条路。你刚才讲的贫富分化,不同阶层的人处在不同的地段,变成地理空间上的分化,这在中国会越来越明显。美国富人穷人、黑人白人分开来住,就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黑人区一般白人是不敢进去的。这等于把社会上的一部分人抛弃掉,把他们边缘化。这对整个社会和国家的认同感有害,也与北京提出的“宜居”概念越来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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