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兵：如何看中国人获建筑界诺贝尔奖

　　我们没必要争论王获奖是否够格，这是一个伪问题。作为一个奖项，只要评委通过，程序合理，他就够格。在涉及人文、艺术领域的相关专业，没有“最（唯一）”，几个重要奖项之间，主要是差异，而非差距。即使是诺贝尔奖，在某些科学领域，专业内部的单项奖，其实更有含金量。

　　最近，在被圈外大众普遍以为是盖房子、浇水泥，而实际是介于文理之间，艺术、工程双肩挑，圈内人自诩为“艺术家+工程师”的中国建筑学界，发生了一件重大事件——位于杭州的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艺术学院院长、业余建筑工作室主持建筑师王澍，获得了普利兹克建筑奖（Prizker Architecture Prize）。

　　该奖是由总部位于美国芝加哥，以拥有世界范围凯悦酒店（Hyatt Hotels）而知名的普利兹克家族于1979年发起。奖项的评选程序和奖金设置，参考了诺贝尔奖，是目前世界上最重要的建筑奖项之一。历年来的获奖者，多为世界建筑界重要角色，因此，第一个中国公民获得此奖，在圈内圈外引起巨大反响，周边充满各种议论、乃至争辩。

　　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中国人获得建筑界“诺贝尔奖”呢？

　　对中国建筑而言获奖是好事

　　对于中国文化当下的现实，对于中国当下的年轻人，对于当下中国大众对建筑界的认知状况，王获奖都是一件及时的好事。这一判断基于三个前提：1）中国文化在以西方为代表的现代化面前，骨子里是不自信的；2）中国人是一个集体从众的民族；3）老百姓不了解，也没机会去了解建筑界。

　　西方人的赞扬，特别是来自已被神化为“建筑界诺贝尔奖”的奖赏，加上在最后阶段，王澍击败了三名分别来自美国、日本、英国的建筑师，这对提振当下中国文化自信心，提振经过近二十年巨大建设，仍然不算非常自信的中国建筑界来说，具有强心剂作用。

　　年轻人需要榜样。王的获奖，以及他在学习、成长过程中各类故事（比如硕士答辩没通过，比如一些藐视权威的言论，比如有几年专心读书不做设计赚钱），对启迪中国年轻人反思自己的教育，反思权威（包括王本人），反思自己究竟需要什么、坚持什么，保持专业热情、保持专业和人生的高要求，都具有非常积极的作用。

　　借此获奖和宣传，可以帮助大众认识到，建筑学原来是包含着那么多艺术、人文内涵，建筑和历史产生对话的方式，不是只有世博会中国馆那样的官派气势，也有小桥流水的文人模样，促进了解、丰富口味、拓宽眼界、增强对本土建筑师的信心，多好！

　　争论王澍获奖是否够格是一个伪问题

　　普利兹克奖评委不管出于什么原因，或专业趣味，或“政治正确”，或实际利益考量，或对异族文化的理解力，包括我基本不信，但每次出事时中国人总是念念不忘的阴谋论，选王，都没问题，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这个由富商资助的建筑奖，其实是有清晰评选标准的——即倾向于将“建筑”看作“艺术品”，同时，关注在不同地域文化中的平衡与选择。纵观它的获奖者及其作品，大致能发现这样一个规律：大部分是选择普世建筑语言用得好，并有所创新的建筑师，少部分选择带有地域风格的建筑师。前者多来自西方发达国家，或者可以这么说，正是西方造就了今天建筑界的普世语言，后者则多来自发展中国家。

　　我的一个工程技术类行业的朋友听说此事后看了相关网页，跟我说：这个人（指王）真是一副艺术家腔调。这话其实挺准确的！我以为王的作品，很明显带有“纯”艺术倾向，他本质上是“（回）避（现）实”、“（想象）历史”、“单纯的”，他的建筑语言清晰而有“地域特色”的，他的获奖，符合普利兹克奖的倾向与标准。1980年第二届普利兹克奖选出的墨西哥建筑师巴拉干（Barragán），其作品倾向与王类似——清晰的“异域情调”，同时又是现代建筑语言做基本语言——最容易理解，也最政治正确。

　　所以，我认为我们没必要争论王获奖是否够格，这是一个伪问题。作为一个奖项，只要评委通过，程序合理，他就够格。纠缠在这上面，只能说明，我们太神话这个奖项，原因一是来自中国人心理深处的“最（唯一）”与“比（高低）”意识，一是来自对“诺贝尔奖”长久以来的迷思，因此会认为普利兹克是一个“最佳、最高”标准，王只要有问题，就觉此奖放水。我的观点是，在涉及人文、艺术领域的相关专业，没有“最（唯一）”，几个重要奖项之间，主要是差异，而非差距。即使是诺贝尔奖，在某些科学领域，专业内部的单项奖，其实更有含金量。

　　阴谋论、大腿论不靠谱

　　我相信机遇对一个人的关键作用，但我更相信，仅就一个专业领域而言，一个人的努力与坚持才是成功的决定性因素。

　　近20年前在《建筑师》杂志上看到王描述他在美院的那个展馆，然后是他家的装修，一直到上海顶层画廊，都让我眼睛一亮，很明显显示出与当时众人不太一样的追求和坚持。这么多年过来，他始终如一的坚持和付出，以及用功，相信大家都看得出。

　　所以，很多国人也别激动，这个基本是他自己的事情。如果作为一个个人，你常常会因为别家某个人成功，而由于自己在某个集体单位上跟该人有联系（比如学校、民族、国家……），而有幸福感和自豪感，乃至产生“其实我也可以的”幻觉，这种感受恰恰证明了，你不可能在某一个大一统语言中，保持清醒，坚持个性，同时承担相应压力，进而获得“王澍式”的成功。这其实就是个悖论。

　　另外我还陆续看到，对成功充满渴望的中国人，开始用专业或非专业眼光总结王的成功“窍门”准备加以复制，比如有说，“完成度不重要”，只要有思想、想法才最重要；比如有说，要混圈子，混脸熟……还有将王的奋斗过程，演绎成“知音版”魔幻天才成功传奇，什么天降大任、天赋超群。在当今中国这个急功近利的国度里，出现这些东西我都不惊讶，但是，作为一个成年人我只相信这样一个常识——有多大的成功（在我们这个神奇的国度，我只敢说就某个专业的成功而言），背后的艰辛、寂寞、勤奋、痛苦，就有多大。

　　但王澍也不是一直在进步

　　以我亲身经历过的几个王的建筑来看，中国美院象山校区第一期，世博会藤头案例馆，其空间意向、材料表达、整体氛围控制，都让我印象深刻。但中国美院二期，我感受到的是一种失控状态，虽然设计者解释说是为了打破如此规模一个人一次性设计与建造的感觉，但是，最终效果不是有机、而是杂乱。

　　近几年，我认为王的设计越来越视觉化地处理材料，越来越“形式化”地处理空间，挺让人担心，好不容易出现的“以现代建筑语汇转译传统空间、建造、基地”的一些让人兴奋的东西，会消失掉，会和“中国馆”式的符号化道路，越走越近。让评委赞叹的宁波博物馆，我也实在不能苟同，太“表现化”、“符号化”了。我已经看到，有些专业工作者（年轻人或者中年人）在津津有味地讨论王是将传统与现代如何结合，这种语言，真是危险，那种想象中的传统，何等不真实地脆弱与虚幻！

　　与建筑界的普遍水平无关 一个国家的建筑设计水平如何，其实在普利兹克奖榜单上也能看出端倪。1980年巴拉干以地域情调浓重的作品获奖后，墨西哥就再也没有出现引起国际建筑界关注的建筑师。而最新获奖的日本建筑师组合SANAA的作品，你很难看到具象的“日本传统特色”，更多的是一种普世现代、同时又具有“日本味道”的抽象新表达，而日本建筑设计的水平，举世公认普遍很高。因此，一个使用具象传统元素从而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建筑师获奖，在一个绝大部分职业建筑师必须采用普世现代语言，才能跟当代经济、技术相匹配的从业背景下，应该属于孤例，跟那个国家建筑师的普遍水平，似乎没什么直接关系。

　　建筑应该更关注现实、关注现实中的人

　　另外我以为，无论王是否获奖，他代表的，其实是建筑设计众多路径中回避现实问题的“纯艺术化”路径。当然，我们无法要求建筑设计承担太多社会责任，但是，作为一个要耗费大量资金、人力，供很多人使用，在城市、乡村中明显影响环境的建筑设计，我很难将“纯艺术化”路径视为一个国家建筑设计的主线来认定。

　　我们要解决的现实问题太多，城市的、建筑的、体制的、教育的……，每个现实问题，其实都有可能真正转化为具有当下中国特色的建筑方式。而这种方式，肯定不是普利兹克奖评委那样背景的人容易读懂，但恰恰是我们时代、老百姓急需的。在这一系列重要的方向上，台湾建筑师比大陆建筑师做得好，他们有专注于宜兰一地、推动宜兰各种利益调和、促进宜兰城乡有意味场所产生的黄声远，有为农民造房子的“人道主义建筑师”谢英俊。在大陆，直面现实努力探索同时又保有高质量作品的建筑师，我只看到成都的刘家琨在孤军奋战，这真让人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