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炳仁：再谈中国大运河“零保护”
中国大运河，这条从历史深处流过来的河流，千百年来沟通着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是贯通南北水运的大动脉，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一项伟大工程。它推动了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它是祖先留给我们的珍贵物质和精神财富，是活着的、流动着的重要人类遗产。
在大运河的保护与发展上，尤其在大运河沿线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与实施的过程中，如何贯彻科学发展观，更加注重大运河的整体风貌，确保沿线文物得到有效保护，并合理利用资源，维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使古老的运河焕发青春与活力，是我一直关注和思考的问题。
人们在大运河遗产的保护上很多已达成共识：如一些历史文物绝对不能破坏，谁都不会也不敢轻举妄动地毁坏它；如几十年前的老房子、老建筑不能随意拆毁。杭州市政府为此还专门出台了文件，这是件大好事。在这些共识以外，还有没有更多需要保护的东西呢？我认为有，而且是很重要的遗产形式。如果不加以重视，一疏忽将遗恨千年。
一、“零保护”是能够全方位保护运河遗产价值、保证运河文化传承的有效多元化手段
2006年5月全国政协考察团考察了京杭大运河全程，迅速掀开了大运河保护与申遗工作的序幕。随之而来的是，许多沿运河城市在保护开发战略规划中都瞄准了下列的目标：在经济方面，通过提升运河周边土地价值，刺激房地产市场发展升级，形成当地新的经济增长点；在社会目标上，则要通过增加运河的品牌凝聚力，创造全新的文化氛围，从而带动对运河的综合保护再利用。然而有了这么多目标的存在，反而不得不让我们担忧起如何确保运河保护的真实性、完整性。
大运河文化是多元文化，对大运河的保护方法也应该是多元的。在使用中保护、发展中保护等多元保护模式中，不可忽视也不可缺少的另一种保护模式，就是“零保护”方法。它与其它的多种保护方式可以共存、互补。
“零保护”可以分为三类：零使用保护、零发展保护和零干预保护。
1.零使用保护
运河上留下的有历史价值的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越来越少。在当前来看，几乎每一处都弥足珍贵。如杭州拱宸桥的桥西及小河直街文化街区，就直接反映了自清末民国初年一直延续到20世纪80年代的市井生活景象。除建筑格局风格外，其生活环境则更生动具体地将20世纪中晚期文化特征表现出来。
但是我们的后人，可能难以通过大量直观的、非碎片式的区域氛围，了解当时的真实历史，因为这样的地方太少，所包含的内容又不丰富。这就需要利用“零使用保护”加以实现。
在此模式下，物质文化遗产比如各年代建筑的保护包括有两种形式：其一是使用中保护，这是很多专家推崇的，是有必要的。使用中保护就是要有“原住民”，也就是原来居住在运河边、又愿意继续留在运河边生活的人。
大运河两岸曾是普通老百姓生活居住的“黄金宝地”。由于生存环境和功能的转变，如今运河周边居民住房逐步沦为破旧不堪、市政配套不全、生活功能缺失的老大难地区。为了要使原来留在那里的居民能享受社会公平的生活标准，政府的职责和居民的自身要求，都会不断尝试改变原来的状况。你不能要求这些“原住民”还保留过去那种简陋甚至破烂不堪的生活环境。改变，是文明的进步。如洗衣机代替了搓衣板，空调代替了电扇，独立的厨房和卫生间都会出现……原来几代人叠加的居住模式会由于平均居住面积的增加而难以循迹。
虽然对于“原住民”来说，这些改变是必需的。但是这种改造，对于这里20世纪早中期的原生态生活方式绝对是一种“遗弃”。届时人们会看到外面还像是那个老房子，但是老房子里面已经没有了过去的“灵魂”──那个“脸”是老的，但“魂儿”却没有了，这是一个很大的矛盾。所以“零使用保护”的第二种形态就更加纯粹一些，就是留下来的原貌你干脆不动它。在一个街、区内有意识地保留部分原样，更如同街区博物馆，没有原住民也可以。这就留下了我们给后代看的东西了：噢！我们的父辈、祖辈过去是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下的啊！是用搓衣板洗衣服的啊……如此等等。这种环境，如果我们不留下来，那后代可能只能在电视或电影里看到不伦不类的布景，或者是只能在照片上看到了。
对运河沿岸一些古村落的保护也可“零使用保护”。把村庄建筑物及生活环境设施原封不动的留下，成为近现代古村落博物馆。我们不会因为留下了这么一块区域就感到用地紧张了，但得到的却是无价之宝。
特别要指出的是，“零使用保护”不是要把整条街、整座城都归“零”。而是强调在对一点、一面、一线遗产保护中使用多层次的形式。有选择性地留下一部分，形成不同层次的保护和展示形态。
如果在各地大运河的大大小小诸多保护规划中，有意识地将“零使用保护”作为一种规划原则，则创新了遗产和文化的传承方法。
2.零发展保护
在不同发展阶段，人类对文化环境保护的认识是不同的，但总的趋势是水平不断提升。比如深圳，它由一个小渔村发展起来，而短短的二三十年间，我们已经看不到那个小渔村了。它是如何从小渔村的生活方式变成现代化大城市的？所有的符号已经全被掩盖了。如果深圳在改革开放的建设初期，就以人类文明和文化遗产的高度指引下，在这座城市里嵌入哪怕不到一平方公里面积的渔村，把它留着，作为“古迹”、“文物”保存起来，那多好啊！可惜没有想到和做到。
我们这一代留下的东西，包括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生活习俗等等，可能是我们的后代非常关注、非常想了解的。就像我们现在花费无数的精力考证祖先一样。我们必须对河姆渡进行考古挖掘，才能“看”到他们那时候的生活方式。所以在我们的现代生活方式的快速变化中，有意识地不要推翻和遗弃我们现在认为没有价值的有形或无形的事物。这些事物可能对我们后代绝顶珍贵。“零发展保护”是指我们可以使用那些历史上留下的遗存如运河上的航运设施、老房子，以及近现代的老厂房。但我们不要离开他们原来的功能去使用，不要将其成为旅游景观或休闲场所，不要进行所谓的“开发性保护”。
“零保护”并不排斥其它的保护模式，但如果没有“零保护”这种模式，很多文化遗存将在“保护”这个名义下损毁而不复存在。
3.零干预保护
在“零保护”的另一层次上还需要“零干预保护”的思路。“零干预”的含义是：在运河沿岸的某一地区，圈起一块地来，任何人都不进去干预，包括科学考察都不进去。留下一块空白的地方，把它完全以自然的自生自灭的形态保护起来，就像以前的封山育林一样，封上50年、100年。把这样原生态的面貌留给我们的后代，不要动任何干预的脑筋。
“零干预保护”直接对应的就是我们当代人对传承文化的错误认识。尤其是在经济发展相对发达的地区，我们容易犯一个通病：不留余地、过度地将我们的思想强加给过去和未来；以至于不停地恢复，不停地重复，也不停地挤占我们后代的空间。好像只有这样才是对得起祖先和子孙。
其实我们应该更大度些，相信我们的后代的智慧，总会有超越我们的水平。应该留下一些舞台给他们。
对于大运河的保护来说，“零干预保护”地区还可以将人们过度开发的区域重新交还给大自然。通过物竞天择，还原一块原始出来。这可通过遥测、遥望，通过卫星观察其中生态的发展变化，留给后代一件任何代价都难得到的东西。当然“零干预”是相对的，尤其在运河边上人类活动中造成的大气污染、水污染、噪音污染很难进行隔绝，真是在这种相对零干预的保护下，会给后代在生态环境恢复上留下极为珍贵的科学数据。
二、对于大运河来说，虽然有许多沿线的乡村地区还处于没有受到开发破坏的“零干预”状态；但是，我们目前最关注的，应该是从城市中做起，找到这样的为后代着想的地方。
现在的城市规划，已经逐步认识到了许多原来未能发现的问题。为了使城市建设更加有序，城市规划开始用各种色彩来区分不同的规划要素，如红线是道路控制线，蓝线是河道控制线，绿线是绿化控制线；新增的紫线，是对传统文化、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我们是否可以多增加一条白线:它就是代表一个有无限意义的空白。可能对后代来说，白线比红线、蓝线、绿线、紫线都更珍贵，更有价值。
以“零干预保护”为例，我们要尝试的，不应是在人迹罕见的运河边缘地域，而要在城市的繁华核心区域中，咬牙保留一块文化和自然宝地，它至少有两个不可多得的作用：一是城市核心部位能得到一块原始的环境；二是给后代发展研究一个相对空白的空间。
就目前的保护水平来看，相当多的沿岸城市，其整体规划都在逐步对遗产保护和大运河的真实性与完整性做可行性研究。我倒是有一种发自内心的愿望：零干预一定要选在已经受人类破坏很严重的地方，而且要挑选一块与城市最近的、最好的，最有价值的地方。这些地方现在也还有很多人在生活，还在建设。这就要求我们要想出一个鱼和熊掌兼得的方法。
在杭州有西溪湿地。对它的保护已经做的很好了，也受到了各方面的赞扬。但是可否按照“零干预”的模式再重新认识一下它的价值？是否可以通过社会民众参与的形式以提升全社会对文化的认知水平？可否通过立法将这留给后人的宝贵财产予以规范？
仍以杭州为例，原住民的回迁，是一种在大运河保护中逐步发展起来的模式。它之中就隐含着“零保护”的思想，巧妙地解决了民生、发展、保护三者之间的关系。有很多人仍然生活在运河边上，他们对运河的感情，对运河文化的热爱，是大家有目共睹的。在对运河环境和原真性的保护的前提下，不但老建筑、老房子都保留了下来，更把原住民回迁到这里来继续生活。这是一个创举。从而也以极为现实的手法，证明了“零保护”思路的可实践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