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燕瑾：“大运河保护”问题献疑

　　随着大运河“申遗”问题的提出，有关大运河的保护、运河两岸城市的文化建设等相关问题，也成了人们热议的话题。全国政协文史委已经组织了多次运河考察，学术研讨会自杭州首次召开之后，又续有举行“运河学”几成显学。这是好事，不仅说明了国人对古运河的重视，也说明了国人对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自觉性大有提升。没有文化就是野蛮，历史悠久则本固邦宁，所以章太炎在《国故论衡•原经》中说：“国之有史久远，则亡灭之难。”今天，是从历史中走出来的。在这热闹声中，人们对不少问题还缺乏统一认识，疑惑遂生，借研讨会之机提出来，以就教于方家大德。

　　一、保护大运河

　　人们都说长城与运河是中国两大相媲美的巨型文化遗产，一横亘东西，一纵贯南北。但是两者的性质不同。长城之功用是隔绝，意在防御，使中原先进的农业文明免遭落后的游牧民族的袭扰，让中原文明在安全的环境下发展。随着历史的进程，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四海一家，共荣共强，长城已失去了原有的价值，其历史意义除了令世人赞叹其建筑工程之伟大外，则在于她已成为中华民族从兄弟阋墙到亲如一家的历史见证。对长城的保护，既不可能复原，也不应该复原。倘复其旧制，那岂不是重新使兄弟隔绝？已经打通的关隘，已成坦途的通衢，不能再重新成为人民往来、经济发展的屏障。

　　运河则不然，不论是用于军事目的还是经济目的，都意在打破地域分割，使中华大地畅通无阻。但是，运河能恢复“历史原貌”吗?人们常说大运河是“流动的文化遗产”，如果“流动”换一个角度来理解，把它当成“变迁”的同义词，似乎更恰当些。运河是人工河，是为了达到应用目的而开挖的，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历代人民都会对她进行加工改造，或疏浚，或加深，或拓宽，或修堤改道……“原貌”既难找历史的定位，恢复也无必要。当夫差下令开挖邗沟的第一铲土，就决定了运河是人工干预的河，运河凿通之后又需要人工不断干预才能保其安全，造福于民。天然河流，如长江、黄河，尚需人工干预，自古至今，概莫能外；对人工河流“零干预”就等于弃掷不问，不仅有违“运河”之本义，也不是对待遗产的适当态度。当然，我并不赞成对古运河任意改造，那是对遗产的亵渎；我认为，在保护现状的情况下对运河进行修整利用，例如有水河段或客货运输，或观光旅游，无水河段也可作为休闲散心之地……总之，各宜其宜，不能一概而论。把本来具有应用价值的运河，变其性质，使之成为贯穿五大水系，众多湖泊，连接六省市，全长3600里的“世界最长”的超级摆设，就太违背祖先开挖运河的初衷了。

　　二、运河文化

　　世界上关于“文化”一词的概念多达300余种。广义者，凡人类所创造的一切精神的和物质的财富皆属之；狭义者，则专指文学、艺术。文化之用“运河”加以限制，则应专指与运河有关的文化，如码头文化、舟船文化、运河号子……等等。既不是指运河两岸城市的文化，更不是指运河流域的文化。“运河文化”的具体范围，我没有调查研究过，不敢妄言。我想说的是，有些不属于运河文化。以京杭为例，作为都城，都会有高官显族所带来的京杭本土以外的文化。北京文化中不能排除曾为一国之主的蒙古族和满族的文化因子；南宋王朝的建立又给杭州文化增加了北宋文化的色彩。关于京剧的形成已有很多论著，若云京剧是“运河文化”则所言无据。“四大徽班”由运河乘船至北京，同时也敢肯定地说，在乘船之前是由其他代步工具送至运河码头的，抵达通州之后又是乘车马到京城……到演出场地的，以某种逻辑，京剧应当是运河文化、车马文化、步行文化的杂烩体。今天的京剧到各地演出，大概又该称为飞机、火车、汽车……文化了。显然，称京剧为运河文化，难以服人。

　　再如杭州，“一勺西湖水”，浓缩了多少历史烟云！每一滴水珠都闪耀着历史的光辉，但不一定都属于运河文化。岳武穆、苏小小、雷锋塔的故事、月老祠的传说……从真实的历史到虚构的传说，都有吸引人的魅力，也都与大运河无关。

　　更有一种让人不敢认同的说法：1855年，由于黄河改道淤塞运河，运河南北阻断，中国也从此走向衰落，大运河的辉煌也就逐渐变成了历史的记忆。应当说，大运河作为一条运输通道，对经济建设、文化交流、人民往来、国家安全，都起过重要作用。随着社会的发展，这种作用到后来就不那么重要了。这是其阻断后再未修复的根本原因。1855年是清咸丰五年，而咸丰、同治、光绪朝正是清朝政治腐朽、经济衰败的时期，处于清王朝的低谷时期，有其深刻的历史原因。运河之所以弃掷不修，固然有国力的原因，更重要的却是运河在国家政治经济生活中，已经失去了缺之不可的重要地位。要之，大运河没有关乎国运兴衰的大作用。不然就无法理解早在1840年的鸦片战争中，大运河并未“阻断”，清政府却照样失败，使中国沦落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了。

　　大运河是古圣先贤创造的伟大水利工程，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但她却不是中华大地的代称；运河文化丰富多彩，也不是中华文化的同义语，更不是中华民族兴衰存亡的象征和支柱。我们赋予大运河的文化负荷太重了，变成了包罗万象的神奇百宝囊，即使再加宽加深，也难当重任。“申遗”也好，保护也好，应当有确定的目标。过于泛化，看似重视，实则任务不明无从下手。我以为急迫的事是组建专家组，不慕虚荣，不求闻达，对相关问题给以厘清，作出界定，使大运河的“申遗”与保护走上更加明晰可行的轨道。

　　三、运河两岸城市文化建设

　　运河文化已经融入两岸城市的文化之中，使这些城市文化具有了“运河特色”；城市文化又是多方面的，不仅仅是运河文化。城市文化建设应当突显自己的特色，这特色可以是，也不一定是运河文化。今年6月份我随全国政协文史委又一次考察了江苏境内的大运河，到了不少城市，因有所感。

　　徐州是历史名城，初到徐州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历史感袭上心头，让人激动不已。九里山就在徐州市北面。秦末动乱，群雄逐鹿中，刘邦、韩信在九里山前布下十里埋伏，逼项羽败走乌江自刎。事虽不见于史书，小说戏曲却盛称其事，敷演其事的琵琶曲《十面埋伏》也成为至今让人百听不厌的名曲。我想，若能在徐州听到《十面埋伏》，那当是人生幸事。可惜，我始终没有听到。《十面埋伏》虽与运河无关，似乎也可作为徐州的一种文化品牌。

　　扬州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其繁盛在唐代曾经达到顶峰，据宋人洪迈《容斋随笔》记载，唐时称天下之盛有“扬一益二”的谚语，是说扬州第一，蜀之益州次之。宋人称之为淮左名都、竹西佳处，又有歌吹扬州、绿扬城郭之美誉；又因为唐代诗人徐凝《忆扬州》诗的一联名句：“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不仅使扬州多了一个明月扬州的雅号，也因此使“无赖”一词由贬义转为可爱，成为爱称、昵称。扬州自有独特的文化意蕴，有不胜枚举的文化家珍，完全可以打造自己的文化品牌，没有必要攀附名贵，如自称“东方威尼斯”之类，扬州的文化魅力未必在威尼斯之下，扬州人民应当有这种文化自信。

　　应当说明，文化自信不是对古代遗留的全盘照收，不经过去芜存精就不能剔除糟粕，比如北京的八大胡同，南京的秦淮旧院，扬州的扬州瘦马，二十四桥风月……当然应在禁止之列

　　四、几点总结

　　我认为大运河的“申遗”也好，保护也好，应当遵循节约原则：节约用地，节约用水。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和淡水拥有量，都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若不是南水北调工程借便利用，我不赞成仅仅为了“申遗”而向运河注水；不赞成借“保护”运河之名而占用大量耕地，也反对过滥过多的“名人”故居保护、不经科学论证的带有很大随意性的场馆建设……这都会危及后世子孙的生存空间。“名人”，最好是经过更长时间的考验，让历史去揀择淘洗。对城市建设中保护二十世纪中晚期街区的建议，更是不敢苟同。保护二十世纪中晚期街区，二十世纪早期或更早（如十八、十九……世纪）的要不要保护？其后（如二十一、二十二……世纪）的要不要保护？如此下去，还有后人的立足之地么？用“过去”挤压“现在”、扼杀未来，没有人赋予我们这样的权力。

　　“申遗”与保护大运河的当务之急是清除污染。对人类赖以生存的地球上任何地方的空气、水和土地的污染都应当禁止。运河正在“申遗”，清污尤其刻不容缓。北京奥运会实现了“绿色奥运”，什么时候能实现“绿色运河”？

　　运河城市文化建设中一项必不可少的工作是：制定规划和目标。城市运河治理成什么样才叫达标？比如运河上的桥梁有些颇有碍观瞻，是拆毁还是改造？有无运河沿岸各城市统一的标准？有无具体达标的计划安排？

　　杞人之思，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