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廷皓:淮安地区运河及相关水利遗产研究
一、选择淮安作为研究点的原因分析
淮安地区是京杭运河的关键地段，史称“南北襟喉，江淮要冲” 。黄、淮、沂、沭、潁、涡、濉、泗、汴、洪泽等河流、湖泊交汇于此，水文关系复杂。黄河夺淮后，水患频仍[2]，水害防治问题突出。运河穿行上述河湖间，或趋之，或避之，或资用之，或防备之。水资源利用、水文规律认识、灾害防治三大问题交织与此，矛盾集中。
明代中期以后，以防河保运、束水攻沙、蓄清敌黄、治淤减灾为核心，开展了一系列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1855年黄河自铜瓦厢决口改道后，明清两代相当多水利工程已被废弃，但遗迹遗址仍旧可寻。
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关于治理淮河的决定》，五十多年间，淮安地区开展了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水利工程建设，收效显著。淮安清江口地段，系黄淮运三河交汇之处，史家称：“清口，咽喉也；高堰，心腹也。”我国历史上水利思想、治水方略、水利工程、漕运设施、运河管理等要素，无不在此咽喉处发挥过巨大作用，产生过重要影响；同时，这里各时代、各类型的运河及其相关水工遗址众多，承袭关系清楚，发展脉络可辨，实可誉为中国水工历史博物馆，也可作为水运水利遗址重要片区，加以保护和利用。
二、对研究领域的划分
淮安地区的水文史、水利史、水工史研究之重要性自不待言，而且研究成果很丰富。但是，将其纳入自然和文化遗产领域进行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领域廓清、遗产构成、问题梳理、学科交叉、方法创新都很欠缺，因此，有必要从基础做起，从局部做起，进而逐步提高和拓展。
1、穷其源
京杭运河可分为白漕、卫漕、闸漕、河漕、湖漕、江漕、浙漕，这是以其与不同的自然水系关系、不同的济运水源、不同的水工特点，而加以约略划分的。如《清史稿 河渠志》载，“若白漕之借资白河，卫漕之导引卫水，闸漕、湖漕分受江南之湖水”。京杭运河系人工开凿的大型水运工程，为运河供给并节宣水体便是第一要务，而水源问题则始终贯穿运河规划、工程设计、水资源调节管理、河道设施改造更新等重要环节的全过程。不仅如此，运河相当航段的河道、工程设施，在历史上亦均受济运水源和水体变化的直接影响，而发生着巨大变化，利用自然河道充当运道者，更是如此。如靳辅言，“盖自唐宋元明，漕东南以济西北者，无不仰藉黄河以为灌输，既欲去其害，又欲收其利，故治河愈难”。淮安地区正当黄淮之冲，明代李化龙开加河后，运河利用黄河行漕仍达一百八十里，当时，“重运溯黄而上，日不过数里，迟者或至两月方能进口，而漂失沉溺往往不免”。清康熙中，“靳辅开中河，避黄流之险，粮艘经行黄河不过数里，即入中河”。深入了解运河水源及其变化，应当作为运河遗产的第一个问题，加以厘清。
2、循其踪
京杭运河与自然水系关系密不可分，无论其水利水害，全在于兹。傅泽洪在其名著《行水金鉴》中有以下论述：“四渎治，运河亦治，相因之势也，夫治之亦甚难矣。黄水湍悍，为中州病；淮水停蓄，为高堰危；黄强淮弱，为清口梗；山左泉源涸、水柜竭，济汶诸水俱不足以济运，而运之浅阻，治之诚难。”就运河与河、淮、江、济四大水系[9]而言，以上结论明快而确当，可以总揽运河水利史研究。就局部而言，却不那么简单，必须处理好小水系和大水系的关系，运河与自然水系的关系，此运河与彼运河（如盐河、运料河）的关系，水体输运泥沙能力与运河河道复杂响应的关系，运河水利工程之间的关系，凡此种种，对运河的研究才能不断接近历史真实。从我国治理运河的实际看，历代水利工程大师为此付出极大努力，其意亦均在理顺上述关系。
淮海平原自古河渠纵横，尤其是京杭运河开通后，河流湖沼的自然变迁和人工河道交相作用，才形成今天的面貌。仍在使用的河道，或拓宽，或取直，有些增添水利设施，提高了行漕泄洪能力；废弃河道，或掩埋于壤，或半裸于表，有的还在排灌行洪，发挥着某些功能性作用；新开的河道和干渠，通江达海，灌溉行运，日益发挥重要作用。这里历史上与运河相关的河流，大致有故黄河、淮河、沭河、沂河、武河、加河、涟水、老鹳河、故沙河、新河、清河、泗水、洪泽湖等，还有洪泽湖通向清口，如张福口、烂泥浅、裴家场等七条引河。我们应当利用水文和水资源科学，弄清楚各历史时期河道情况，弄清楚这些河流与运河的水利关系和灾害关系，弄清楚相关水系中各个时代水利工程与运河行漕的关系。
3、索其隐
钩沉索隐，是获取历史事实的必要手段，探究淮安地区运河的历史其也不可或缺。水利史专家在京杭运河研究领域，已做了大量工作，水科院姚汉源教授的成果《京杭运河史》是扒梳整理研究文献资料的巨著，其中钩沉考订，功不可没，利用文献研究京杭运河，无出其右者。广泛搜求地方史志，专心校点研究者，要数淮安荀德麟同志，他主编的《淮安文献丛刻》，收录了《漕运通志》、《漕船志》、《淮安河下志》、《王家营志》、《钵池山志》等三十一种，很多已经绝版。其刊行现世，无疑为京杭运河研究，提供了更多极为珍贵的资料。但是，对于运河研究而言，仅限于文献资料的钩沉索隐是不够的，更重要、更紧迫的寻索工作，还在于人所未识的遗址遗迹之中。1984—1986年开展的全国重点科技攻关项目“黄淮海平原水域动态演变遥感应用研究”（中科院遥感所主持），首次利用遥感技术，对淮河及淮安地区河道的历史变迁作了深入的分析研究，反映了演变关系，总结了演变规律，为以后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科学方法。而2006年开展的《空间信息技术在大遗址保护中的应用——以大运河为例》科技支撑计划（清华大学、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主持），为在遗迹遗址中搜寻大运河的人文历史信息，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空间信息新技术定将为大运河保护研究提供新的路径。
中国有关运河的资料时可谓汗牛充栋，还应当不断发掘检索出新的宝贵资料。比如收入《四库全书》的《钦定南巡盛典》，学术界不太利用其材料，甚为可惜。书中卷三十五至卷五十四为河防部分，后四卷均为乾隆近一朝（止于乾隆五十年）钦命运河治理工程竣工形势图、相关局部重要地段形势图、相关河湖形势图及图说等，共六十一幅，仅涉及淮安地区运河工程者就有二十三幅。特别是图纸绘制精工，历史信息丰富，水工位置明确，功能关系清楚，确为京杭运河研究的珍贵资料。
我认为，对淮安地区运河历史地理信息的研究工作，还应当努力做到文献和舆图的一致性、文献和历史遗存的一致性、历史地理信息和现代地理信息系统科学表述的一致性，唯其如此，大运河的研究才能真正做到脚踏“实地”，研究成果才能真正落实到中国运河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当中。
4、辨其形
运河水工文物遗存的辨识，历来是研究的薄弱环节。考古发掘遇到的水工遗址，本来就很少，加之对文献中各类水利工程结构、做法不熟悉，对其辨识更加不易。比如，在山东省汶上县南旺京杭运河分水枢纽工程的发掘中，发现排桩和平铺的树木枝条层，可是一直未能识别，既不知其功用，更不知其名称，这对进一步研究的障碍很大。如果，熟知中国古代水工文献，即可寻到其线索。查清人帐鹏翮《治河全书 运河内桩埽工程》，可定其名为埽工遗址，两重证据法之实证一端有据矣。
据文献载，淮安地区历代运河水工极其丰富，从水工工程的名称看，即有坝、堰、堤、闸、木龙、桥、涵、引河、纤道等；仅从堤堰功能命名看，即有长堤、缕堤、遥堤、子堤、格堤、撑堤、戗堤、刺水堤等；从工程技术的名称看，即有石工、土工、版工、砖石工、草工、埽工等，不一而足。然而，确实从文物遗址中得到实证者，十不足一，更不用说进行深入研究了。而且，各水利工程所选地点和做法，均以解决当时存在的实际问题而定，因此，辨其形、识其所应当作为重要的基础研究加以重视。
此还要特别提出，我非常赞成水利史研究专家张卫东同志的观点，他说“无意之中，清口被塑造成为中国历史上水利工程最密集的地区之一。废黄河、古运河及其闸坝、洪泽湖大堤以及许多现代水利工程如中运河、里运河、二河、淮沭河、张福河在清口来了个大聚会，堪称九龙聚首。这就给我们留下了一道大题目：尽力保全古代水利工程群原始面貌，保护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为当代文化建设、经济建设以及进一步的历史文化与科学研究提供宝贵的资料和条件。尤其是码头镇地区，一砖一瓦、一墩一塘、一段旧河、一座废闸、一块铁锭、半截石碑，乃至几根腐朽的木桩，都应受到保护。”在认真研究的基础上辨其形，我们就能实现张卫东同志等一大批有识之士的夙愿。
5、通其变
傅泽洪称：“运道有迹可寻，而通变则本乎时势。”不仅如此，而且变化可以说是中国运河的常态：水系在变，河道在变，水情在变、水工施在变，治水理念在变，治水方略在变，管理机构在变，运行机制也在变。仅嘉庆九年（1805年）至道光七年（1827年）的二十二年间，在清口黄淮交汇处区区一隅，就新筑、迁建、更名束清坝、拦河土坝、临清堰、二坝、草闸、盖黄坝、束水坝等工程，到咸丰时，此处水工经完备。康熙三十八年（1773年）至四十年（1775年）两年间，淮安府山阳县运口汛一地，河工、堤工、闸、坝均发生变化。河工：新修七里闸河一道，长1573丈7尺；堤工：南岸3368丈，北岸2913丈5尺，七里闸西岸大山湖周围一代2556丈6尺，武家墩后横堤1132丈，临湖钉桩埽；闸、坝等：南岸石墈，建一石闸，引三岔河水济运。明清两代，此类记载比比皆是。文物遗址体现了其变化的常态，而且其真实性、完整性也寓于变化之中。运河的变迁，是自然水系变迁的结果，是灾害预防和应激反应的结果，是技术、材料更新的结果，其变化“本乎时势”。认真研究此种中国运河文物遗址的特点，并予以认可、尊重和保存，无疑会对世界文化遗产保护理念、方法作出新的贡献。
6、察其今
当今的淮安地区运河水利，是历史淮安的发展。不温故，安知其新，不察今，安知其未来。正因如此，我们在重视淮安运河水利史的同时，有必要对淮安当今的运河水利工程作一番归纳，并进行比较研究。我国历史上有四个时期治理淮海水运水利规模最大，创新成果明显：一是明朝永乐年间的陈瑄时期，以开清江浦、建五闸为其代表；二是明朝万历年间的潘季驯、李化龙时期，以“筑堤束水、以水攻沙”为理论指导，修高家堰蓄淮，用淮治黄，开加河避黄工程是其代表；三是清康熙年间的靳辅（含于成龙、张鹏翮）时期，以“疏海口导黄注海，辟清口障淮敌黄”，“避黄改运，以水刷沙”为方略，开中运河开洪泽湖尾引河、疏浚清口至云梯关河道、建百里夹水堤为主要工程成就，使运河又维持了相当时段；四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五十年间，是以根治淮河，综合利用水资源，发挥运河综合效益为指导方针，展开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淮河治理。最著名的工程有：分流入湖、改造淮河支流、开通淮河入江水道、开凿淮河入海水道和苏北总干渠、开挖淮沭新河、整治黄河故道和洪泽湖尾闾引河、兴建三河闸、高良涧闸、二河闸等，在保护中运河、里运河的同时，提高运河航道等级，目前京杭运河苏北段475公里， 完全达到二级标准。这几个时期有着截然不同的历史背景，前三者是中国社会农业文明时期水利技术程度达到顶峰的时期，而后者则是伴随中国社会工业文明成长的大规模水利建设时期，因此，集中体现我国水利成就的水工设施也有很大区别，当前研究总结几个时期间继承发展的脉络，必定对淮安地区未来的水利建设提供有益的经验。
今天如果我们泛舟淮安运河，既可见湖光山色、江村小景，又可领略现代化城市和大型水利工程雄浑气势；有的河段运输繁忙，拖船队队，汽笛声声；有的河段青谷通幽，渔舟荡波，恬静闲逸；有的地段，虽已是苍翠农田，其间突兀耸起的坝址堤工，又向人们提示着运河水利的巨变沧桑。这正是两千多年，大运河发展至今所具有的景观和精神风貌。
随着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实施，大运河又将赋予新的功能，大运河的文明依然会在流淌中得到延伸和发展。这些二十世纪的伟大工程，也将会作为当代的文化遗产，传之后世。
7、知其事
围绕京杭运河发生的事很多，条分缕析最为重要，基本可作如下分类：漕议、漕工、漕政。元明清三代，参与漕议者甚众，宏观领域和微观领域的问题均有所涉及，漕议既是治运思想的阐述和表达，也是重要事项的决策过程，如果将其纳入我国思想史和政治史的范畴去研究，也会填补空白的。漕工属于技术领域，以历史上的关键工程、重大工程的文献和遗址遗迹为依托而展开研究，均可收获重要成果，比如五坝工程、中运河工程、清口的运口工程，高家堰工程，对攻沙工程可还可进行综合研究等等。漕工最重实效，简单技术用于关键工程，在历史上是经常出现的，主要衡量标准应当是，能否解决重大问题，对此应格外重视。漕政是对运河的管理，涉及各个历史时期制度、机制、水资源保护和分配、治河防河的人力资源调配、延伸行业和产业的管理与发展等问题，需要认真加以研究。上述三类，还可细分为小的研究领域和方向，在此不予赘述。总之，这几类事项，均系人之所为，人离不开特定的历史环境，每个人、每件事都有历史的局限性，在分析研究中不可苛求，这是重要的思想方法。
淮安地区是京杭运河最重要的关键地段，《清史稿 河渠志》称，“黄河南行，淮先受病，淮病运亦病”，从而明确表述了黄、淮、运三者的关系。据此，明清两代治漕方略确定为“治河、导淮、济运”，从政策上明确将正确处理三河关系作为保证漕运的大政方针。于是乎，全国的水利专家和官员“群萃于淮安、清口一隅”。长期以来，这里工程之浩繁、费帑之巨大，灾害依然之频仍，未有甚于此者。就连康熙、乾隆皇帝也多次到此视察，反复听取意见，撰写治理黄淮运的长篇批示（有的实可称之为水利科学论文），钦定治理河淮运的工程项目。在这里，大事发生的多，名人参与的多，历代著名水利大师规划、设计、营建的工程比比皆是，也可以说，淮安与运河历史相关的人和事，均属国家层面，因此，应当纳入此框架予以研究。
8、究其因
中国运河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史上都是一个独特的历史现象，它产生于一个对水有着极大需求的国度，它产生于一个对水有着独到理解的国度，它产生于一个有能力处理水资源复杂问题的国度，它是中国人对人类最伟大的贡献之一，它的历史影响至今还在发生着作用。中国运河之生于中国的必然性和特殊性，是研究其历史动因的首要问题。人和自然的关系是研究其历史动因的钥匙。在研究中，必须是联系的观点，而不是孤立的观点；必须是变化的观点，而不是静止的观点。就淮安的特殊地位而言，研究运河利病的历史动因更离不开此。
三、研究方法与课题思考
京杭运河的研究是综合性研究，涉及比较多的学科。其研究方法的确定，首先应当从运河需要解决的问题出发。由此，根据研究对象确定相关学科（包含其二级学科，甚至在某些关键问题上，更加重视二级学科的作用），特别重要的是不可遗漏必要学科。由此，引入各学科的研究方法，特别重要的是不可忽视传统方法。由此，根据运河研究的需要，创新研究方法；还要注意各学科研究方法上的联系和区别，集成创新研究方法。从而，形成中国运河独特的研究体系和方法。即使是局部关键地点，也需要综合研究，也需要方法的创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