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论坛(2014)城镇化专题论坛暨北京大学第十二届景观教育大会高端对话沙龙话题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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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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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应对社会的不断变化对行业造成的压力?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政策总在改变,设计师或在校生都感觉很不适应。这可能是对我们整个行业的一个冲击,我想请各位行业的精英,从在过去一两年中企业的感受、管理的感受,来谈谈这一现象。
问:我们如何应对社会的不断变化对行业造成的压力?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国家政策总在改变,设计师或在校生都感觉很不适应。这可能是对我们整个行业的一个冲击,我想请各位行业的精英,从在过去一两年中企业的感受、管理的感受,来谈谈这一现象。
白伟岚:
您谈到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这个时间节点,可能此前我们这个行业从未被推到过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受到如此的关注度。另外在中国信息化的过程中,甲方也在成长,我们的设计人员确实需要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从企业的发展来说,整个团队也是要抱着学习的态度来从业的。
第二,关于行业的发展,其实万变不离其宗。在行业教育中很多东西都是最基本的,但因为这些基础能力在教育中的缺失,导致面对新挑战时我们显得无所适从。
另外,我们行业的人员对于国家的法律法规、政策上的关注度明显滞后得多。这确实使得我们设计师在变化面前明显感到不适应,从业时缺乏竞争力。
汪杰:
从做企业的感想来说,有两句话,即面对现实,心存梦想。不管应对什么样的环境,都要保持初心。不仅适者生存,有的事情是水到渠成的。
庞伟:
中国学设计的学生有多少?算一下,景观加风景园林,加环境艺术,建筑,,人数相当于每年在中国扩容一百个大院,不可能不出现就业的问题。前些年由于种种刺激政策,其实把有些发展提前了。这种情况下,学生不光要学专业,还要学会谋生的技巧,要有胆识和勇气。
马晓暐:
现在280所院校有园林专业,我们现在是建筑专业的数倍,我们每个专业的招生也是建筑专业的数倍。我们专业现在是比建筑大得多的专业,这现实吗?
我们这个专业,包括我们城市建设,过去十年过度发展的状态本身是不对的。我们开了一个大PRATY,现在PARTY结束了,我们何如度过?其实我们首先要扭转概念,不是现在的状态不好了,而是终于开始回归常态了。原来的城市建设状态并非常态,如果把原来的状态定义为常态是很可悲的,因为这样的状态不可能再发生了。我们的专业需要货真价实的调整,现在刚刚开始步入一个好时代。长久以来的过度发展导致学生和从业人员过剩,就像火车朝着一个方向加速,而当发展减速或转弯时,很多人认为行业没有吸引力,或感觉自己被甩去出是很正常的。真正热爱这个专业的人才会抓牢并留在车上,在下一个方向才会找到动源。
杜昀:
我是从九十年代中初期在加拿大做设计师,做到03年,经历了建筑行业在北美复苏的全过程,93年开始往上走,96年开始复苏,02、03年基本走到一个高峰。我从00年回国以后,大家看到的是经济在往下走,而我个人的观点而言,和在座的观点有些不一样。
首先,我觉得经济的问题在中国是一个政策的问题,是领导人的问题。不是经济正常循环态势的问题。大家现在谈论经济下滑是常态,我同意这个判断的出发点,但是这个观点现在是作为政治语言在说的,我认为不对。经济不是下滑的过程,应该是走正常的上升状态。我们国家没有理由下滑,这是国家在管理上出现了问题才会如此。
第二,经济下滑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在座每个人不可能去左右的,那怎么办?可以用一种中国的传统的开心的心态去面对这个问题。经历过曲线以后,有一句话是实在的,那就是经济肯定会上来的,不管是因为政策还是经济引起的经济下滑,经济水平总会起来的。但经济复苏的时候,你还在那里不在那里,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只能去想我现在应该怎么去做,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另外,能够独立思考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之间。但这个问题也很矛盾,因为在独立思考的时候,就会去承担很多责任和压力,没有人让你承担,这是自己的选择。刚才也议论到了要立法等问题,然而立法了之后就有可能失去独立思想,这二者本来就是矛盾的。我们今天在这里说要权利,明天真的立法,我们真的拥有话语权了,就要小心了,因为设计学走向社会学的过程是很危险的事。 如果立法了,明年开座谈会我们就不是谈奇奇怪怪的建筑,而是谈奇奇怪怪的景观了,这在中国确实是比较复杂的社会学现象。
我推荐一部我自己非常喜欢的电影给大家,叫做《达利的情人》,讲的是西班牙画家达利以前不为人知的男性的情人的故事。他是西班牙著名的诗人,在西班牙法西斯时期被枪决了,电影中有一段话很感人。前面也提到了中国的文人精神,或者叫做士大夫精神,其实也体现了自由和自在的关系问题,这是中国社会很核心的一点。电影中的这段话也体现了类似的思想,使我非常我感动:
我们作为一个艺术家,作为一个有自由思想的专业人士,我们拥护西班牙民主选举的政府,我们拥护政府的原因不是为了我们像做诗一样谈论做什么事情,而是因为我们希望得到自由。
作为一个艺术家,如果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或是独立思考的环境,这个行业也很难有前面所说的人物出现。。
盛梅:
我同意马老师的观点,再回到我们的问题上,有些人肯定会觉得现在的经济压力、 压力很大。而我和我周边的人却觉得,现在是终于来了可以提升自己的机会。因为就我公司的体验来说,我们中国几乎没有公司参与国际项目,除了招标设计和中建海外的非洲援外以外,中国的设计师几乎没有能力参与国际竞争的。我们和国际的水平差得不是一点半点,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境外的设计师和在国外受国教育的人有得天独厚的机会。
如此可见我们行业以前的标准实在非常低,如果把这种低标准作为正常状态的话,是一个很可悲的现象。对于我们这样的公司来说,我们将它视作一个特别好的机会。让我们终于有机会展示我们深刻的思考和认真的工作过程,以前可能想了很做了很多,但大家只想看你的渲染图,而现在终于有人问你为什么这样做了。
另一方面,对于个人来说,学设计的年轻人会有一种自我进步的动力。我接触到的国内的设计系学生,都有一种非常不现实的自我认知,觉得自己非常优秀,不论他的天分怎么样。而以我自己的感受,包括很多在国外生活工作过的人都有同样的感受,到了美国、日本任何一个发达国家,比你优秀、比你勤奋的人有得是,中国学生绝对不是最优秀最勤奋的那群人。8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所受的学校教育因为很多特殊因素,导致年轻人没有机会探索自己,他们的发展反而会更受限制,所以现在外界的压力对个人、对公司都是非常好的动力。没有压力我们不可能存在,给你自由反而可能没有能力控制自己。
我们毕竟要生存,要从积极的角度看这个事情。海明威有一段话,如果困难没有把你打断,势必让你更加坚强。能够在我们低谷存在下来的人,肯定会是更优秀的。
李宝章:
大家说的我都同意,我们到了该反思的时候了,别人叫我们大师,而我们景观设计师连植物设计都不会。在中国能把大型景观的公园塑像做到一起的,毫不夸张地说不上二十个人,这是正常的时候,也是我们的机会。随便画张图都能挣钱的时代已经过去,而且就应该过去。我们社会经过高速发展,已经进入正常社会,挣钱非常困难。世界上最难的事情有两个,一个是把你的思想装到别人的脑袋里,另一个是把别人的钱装到你的钱包里。所以我们必须先静下心,把心态放下来,也希望听完我的陈述,能让真正喜欢这个专业的人员继续在这领域深入。
我们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如植物设计,这是全行业中的弱点。我们所谓的设计师不会做植物,甚至不知道生态的植物种植、植物群落,不知道怎样设计植物,能既好又美,又生态。我们都要反思,应该仔仔细细地做我们该做的事情,为社会提供对的服务,对得起社会给我们的报酬。
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如植物设计、苗圃等。中国是植物大国,但我从北京到郑州,一路上在铁路两边只看到四种植物,杨树、柳树、槐树,就增加我们国土植物的丰富性,我们就有很多活要干,但可惜没有人干,因为我们不懂。
现在常谈生态设计,大言不惭地谈水,但几乎没有人能真正明白雨水到底是怎么流的,雨水坑应该多大,什么时候会晒干等,全中国可能十个人知道。所以我们要正视自己。
马晓暐:
07年我国经济已经进入新一轮的调整,08年美国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时候,中国号称是全世界唯一不受金融危机影响的国家。那时,我们总理为了保八,四万亿投进去,牵动了地方政府共十万亿,其中60%进入房地产,大量新城建设开始,甚至在奥运时达到辉煌地步。而如今美国三大指数全都创了历史新高,我们却完了。就像周围都在感冒时,我们为了拒绝感冒狂吃药,而别人都好了,我们却在盛犯。
褚冬竹:
前几年流行一本书《世界是平等的》,而我从不认为世界是平等的,虽然现在有了网络,有了信息的快速流动,社会分工和阶层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精细。当在公司或学校有了一定位置的时候,把速度放慢一点,让我们能够提升自己,这是好事,值得欢呼,但底层人员还在彷徨,不知何去何从。现在社会群体已经分得很清楚,是到了我们应该警醒的时候了。
与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四五年前我在欧洲,为了研究设计程序与方法,前后见了四五十位建筑师、规划师、景观设计师,其中一位最年轻的荷兰建筑师科恩奥色思给我印象深刻。,他当时在荷兰成立了一个事务所——水工作室,他说得比较质朴:荷兰是个小国家,1600万人,比北京的人口还少,但大师数量超过全中国,要在激烈竞争的行业里面出人头地,要走的路是艰辛的。他大学毕业后思考荷兰特有的危机,即荷兰这个小国家1/3至1/4土地低于海平面,未来海水逐年上涨,将对荷兰造成灭顶之灾。于是他就研究如何把荷兰传统的在水上漂的房子设计成固定的,不光是一个一个的房子,而是未来会连成一片社区的房子。很多人不理解他的想法,到现在他们一共只有二十多人,但已经得到荷兰政府的支持,很多居民都在海牙建好了自己的小区。如今马尔代夫、中东也委托奥色斯做设计,思考未来如何应对灭顶之灾。
我们不知道未来会怎样,因此要审时度势。中国现在充斥着各种机会,千万不要把眼睛盯着北上广那几个有名的城市或公司,我们真正的空间非常多,不只是一线城市那几个小小的职位,还有很多其他机会。奥色斯给了我太多震撼,在人才高度密集的地方他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
李孜:
我在荷兰工作时发现,真正的建筑师,虽然赚的很少(1600欧元),在荷兰属于中下水平,但真的把建筑当做爱好,为了成为建筑师而研究,这样的建筑师才能做成精品建筑师,如库哈斯、扎哈。扎哈以前在地下室做建筑,还要花1/2时间带学生,值得钦佩。我们读书的目的是要更透彻地了解社会,找我们的空间,尤其是研究生、博士生要创造空间,而不是跟在别人后面。我们要研究新的方向、新的市场,这个痛苦的过程,只有少量人可以达到,但是我相信当没有出路或少出路时会有越来越多人来做这件事。谢谢!
白伟岚:
您谈到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这个时间节点,可能此前我们这个行业从未被推到过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受到如此的关注度。另外在中国信息化的过程中,甲方也在成长,我们的设计人员确实需要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从企业的发展来说,整个团队也是要抱着学习的态度来从业的。
第二,关于行业的发展,其实万变不离其宗。在行业教育中很多东西都是最基本的,但因为这些基础能力在教育中的缺失,导致面对新挑战时我们显得无所适从。
另外,我们行业的人员对于国家的法律法规、政策上的关注度明显滞后得多。这确实使得我们设计师在变化面前明显感到不适应,从业时缺乏竞争力。
汪杰:
从做企业的感想来说,有两句话,即面对现实,心存梦想。不管应对什么样的环境,都要保持初心。不仅适者生存,有的事情是水到渠成的。
庞伟:
中国学设计的学生有多少?算一下,景观加风景园林,加环境艺术,建筑,,人数相当于每年在中国扩容一百个大院,不可能不出现就业的问题。前些年由于种种刺激政策,其实把有些发展提前了。这种情况下,学生不光要学专业,还要学会谋生的技巧,要有胆识和勇气。
马晓暐:
现在280所院校有园林专业,我们现在是建筑专业的数倍,我们每个专业的招生也是建筑专业的数倍。我们专业现在是比建筑大得多的专业,这现实吗?
我们这个专业,包括我们城市建设,过去十年过度发展的状态本身是不对的。我们开了一个大PRATY,现在PARTY结束了,我们何如度过?其实我们首先要扭转概念,不是现在的状态不好了,而是终于开始回归常态了。原来的城市建设状态并非常态,如果把原来的状态定义为常态是很可悲的,因为这样的状态不可能再发生了。我们的专业需要货真价实的调整,现在刚刚开始步入一个好时代。长久以来的过度发展导致学生和从业人员过剩,就像火车朝着一个方向加速,而当发展减速或转弯时,很多人认为行业没有吸引力,或感觉自己被甩去出是很正常的。真正热爱这个专业的人才会抓牢并留在车上,在下一个方向才会找到动源。
杜昀:
我是从九十年代中初期在加拿大做设计师,做到03年,经历了建筑行业在北美复苏的全过程,93年开始往上走,96年开始复苏,02、03年基本走到一个高峰。我从00年回国以后,大家看到的是经济在往下走,而我个人的观点而言,和在座的观点有些不一样。
首先,我觉得经济的问题在中国是一个政策的问题,是领导人的问题。不是经济正常循环态势的问题。大家现在谈论经济下滑是常态,我同意这个判断的出发点,但是这个观点现在是作为政治语言在说的,我认为不对。经济不是下滑的过程,应该是走正常的上升状态。我们国家没有理由下滑,这是国家在管理上出现了问题才会如此。
第二,经济下滑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是在座每个人不可能去左右的,那怎么办?可以用一种中国的传统的开心的心态去面对这个问题。经历过曲线以后,有一句话是实在的,那就是经济肯定会上来的,不管是因为政策还是经济引起的经济下滑,经济水平总会起来的。但经济复苏的时候,你还在那里不在那里,那是另外一回事。所以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只能去想我现在应该怎么去做,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另外,能够独立思考是非常重要的,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之间。但这个问题也很矛盾,因为在独立思考的时候,就会去承担很多责任和压力,没有人让你承担,这是自己的选择。刚才也议论到了要立法等问题,然而立法了之后就有可能失去独立思想,这二者本来就是矛盾的。我们今天在这里说要权利,明天真的立法,我们真的拥有话语权了,就要小心了,因为设计学走向社会学的过程是很危险的事。 如果立法了,明年开座谈会我们就不是谈奇奇怪怪的建筑,而是谈奇奇怪怪的景观了,这在中国确实是比较复杂的社会学现象。
我推荐一部我自己非常喜欢的电影给大家,叫做《达利的情人》,讲的是西班牙画家达利以前不为人知的男性的情人的故事。他是西班牙著名的诗人,在西班牙法西斯时期被枪决了,电影中有一段话很感人。前面也提到了中国的文人精神,或者叫做士大夫精神,其实也体现了自由和自在的关系问题,这是中国社会很核心的一点。电影中的这段话也体现了类似的思想,使我非常我感动:
我们作为一个艺术家,作为一个有自由思想的专业人士,我们拥护西班牙民主选举的政府,我们拥护政府的原因不是为了我们像做诗一样谈论做什么事情,而是因为我们希望得到自由。
作为一个艺术家,如果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或是独立思考的环境,这个行业也很难有前面所说的人物出现。。
盛梅:
我同意马老师的观点,再回到我们的问题上,有些人肯定会觉得现在的经济压力、 压力很大。而我和我周边的人却觉得,现在是终于来了可以提升自己的机会。因为就我公司的体验来说,我们中国几乎没有公司参与国际项目,除了招标设计和中建海外的非洲援外以外,中国的设计师几乎没有能力参与国际竞争的。我们和国际的水平差得不是一点半点,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境外的设计师和在国外受国教育的人有得天独厚的机会。
如此可见我们行业以前的标准实在非常低,如果把这种低标准作为正常状态的话,是一个很可悲的现象。对于我们这样的公司来说,我们将它视作一个特别好的机会。让我们终于有机会展示我们深刻的思考和认真的工作过程,以前可能想了很做了很多,但大家只想看你的渲染图,而现在终于有人问你为什么这样做了。
另一方面,对于个人来说,学设计的年轻人会有一种自我进步的动力。我接触到的国内的设计系学生,都有一种非常不现实的自我认知,觉得自己非常优秀,不论他的天分怎么样。而以我自己的感受,包括很多在国外生活工作过的人都有同样的感受,到了美国、日本任何一个发达国家,比你优秀、比你勤奋的人有得是,中国学生绝对不是最优秀最勤奋的那群人。80年代以后出生的人,所受的学校教育因为很多特殊因素,导致年轻人没有机会探索自己,他们的发展反而会更受限制,所以现在外界的压力对个人、对公司都是非常好的动力。没有压力我们不可能存在,给你自由反而可能没有能力控制自己。
我们毕竟要生存,要从积极的角度看这个事情。海明威有一段话,如果困难没有把你打断,势必让你更加坚强。能够在我们低谷存在下来的人,肯定会是更优秀的。
李宝章:
大家说的我都同意,我们到了该反思的时候了,别人叫我们大师,而我们景观设计师连植物设计都不会。在中国能把大型景观的公园塑像做到一起的,毫不夸张地说不上二十个人,这是正常的时候,也是我们的机会。随便画张图都能挣钱的时代已经过去,而且就应该过去。我们社会经过高速发展,已经进入正常社会,挣钱非常困难。世界上最难的事情有两个,一个是把你的思想装到别人的脑袋里,另一个是把别人的钱装到你的钱包里。所以我们必须先静下心,把心态放下来,也希望听完我的陈述,能让真正喜欢这个专业的人员继续在这领域深入。
我们有很多事情没有做,如植物设计,这是全行业中的弱点。我们所谓的设计师不会做植物,甚至不知道生态的植物种植、植物群落,不知道怎样设计植物,能既好又美,又生态。我们都要反思,应该仔仔细细地做我们该做的事情,为社会提供对的服务,对得起社会给我们的报酬。
我们有很多事情要做,如植物设计、苗圃等。中国是植物大国,但我从北京到郑州,一路上在铁路两边只看到四种植物,杨树、柳树、槐树,就增加我们国土植物的丰富性,我们就有很多活要干,但可惜没有人干,因为我们不懂。
现在常谈生态设计,大言不惭地谈水,但几乎没有人能真正明白雨水到底是怎么流的,雨水坑应该多大,什么时候会晒干等,全中国可能十个人知道。所以我们要正视自己。
马晓暐:
07年我国经济已经进入新一轮的调整,08年美国金融危机席卷全球时候,中国号称是全世界唯一不受金融危机影响的国家。那时,我们总理为了保八,四万亿投进去,牵动了地方政府共十万亿,其中60%进入房地产,大量新城建设开始,甚至在奥运时达到辉煌地步。而如今美国三大指数全都创了历史新高,我们却完了。就像周围都在感冒时,我们为了拒绝感冒狂吃药,而别人都好了,我们却在盛犯。
褚冬竹:
前几年流行一本书《世界是平等的》,而我从不认为世界是平等的,虽然现在有了网络,有了信息的快速流动,社会分工和阶层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精细。当在公司或学校有了一定位置的时候,把速度放慢一点,让我们能够提升自己,这是好事,值得欢呼,但底层人员还在彷徨,不知何去何从。现在社会群体已经分得很清楚,是到了我们应该警醒的时候了。
与大家分享一个小故事,四五年前我在欧洲,为了研究设计程序与方法,前后见了四五十位建筑师、规划师、景观设计师,其中一位最年轻的荷兰建筑师科恩奥色思给我印象深刻。,他当时在荷兰成立了一个事务所——水工作室,他说得比较质朴:荷兰是个小国家,1600万人,比北京的人口还少,但大师数量超过全中国,要在激烈竞争的行业里面出人头地,要走的路是艰辛的。他大学毕业后思考荷兰特有的危机,即荷兰这个小国家1/3至1/4土地低于海平面,未来海水逐年上涨,将对荷兰造成灭顶之灾。于是他就研究如何把荷兰传统的在水上漂的房子设计成固定的,不光是一个一个的房子,而是未来会连成一片社区的房子。很多人不理解他的想法,到现在他们一共只有二十多人,但已经得到荷兰政府的支持,很多居民都在海牙建好了自己的小区。如今马尔代夫、中东也委托奥色斯做设计,思考未来如何应对灭顶之灾。
我们不知道未来会怎样,因此要审时度势。中国现在充斥着各种机会,千万不要把眼睛盯着北上广那几个有名的城市或公司,我们真正的空间非常多,不只是一线城市那几个小小的职位,还有很多其他机会。奥色斯给了我太多震撼,在人才高度密集的地方他走出了一条自己的路。
李孜:
我在荷兰工作时发现,真正的建筑师,虽然赚的很少(1600欧元),在荷兰属于中下水平,但真的把建筑当做爱好,为了成为建筑师而研究,这样的建筑师才能做成精品建筑师,如库哈斯、扎哈。扎哈以前在地下室做建筑,还要花1/2时间带学生,值得钦佩。我们读书的目的是要更透彻地了解社会,找我们的空间,尤其是研究生、博士生要创造空间,而不是跟在别人后面。我们要研究新的方向、新的市场,这个痛苦的过程,只有少量人可以达到,但是我相信当没有出路或少出路时会有越来越多人来做这件事。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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