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现代建筑与环境的关系
admin
2010-08-12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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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的人们对生存环境质量的期望值越来越高,高品质的生活方式与理想生活状态应该来源于能够给人以精神安慰和精神享受的外在环境,但是现代建筑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够重视建筑与环境的关系,这篇文章就是要将建筑放入整体环境中,寻找它们内在的关联性。
建筑是人用建筑材料从自然空间中围隔出来的一种人造空间, 最早的建筑雏形是原始部落的窝棚,安全成了第一需求,只要能躲避风雨虫兽的袭击,能“庇天下寒士”就足够了。可是在物质文明极大丰富,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人们对建筑本身的要求越来越多。现代人似乎更注重建筑的精神性,更迫切地需求一种“短篱寻丈间,寄我无穷境”的精神性物质载体。当前,人们对生存环境质量的期望值越来越高,建筑与环境的关系成为当下建筑界讨论的焦点。
一、 建筑与环境的关系
现代建筑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够重视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文脉主义运动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产生的。文脉(context),最早源于语言学的定义,它的意义是用来表达我们所说、所写的语言的内在联系,更确切地说,是指局部与整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局部与整体的观念并非始自今日,而是自古有之。古人曾把这种整体环境理解为多个单体建筑的相互关照,从而形成群体建筑。在中国,传统建筑的艺术形式更多地表现在群体建筑之间的搭配上,它要求建筑要和周边环境产生联系。如我国传统的建筑形式――四合院,就是由几个不同的建筑单体围合成一个单元的建筑体。北京有很多类似的建筑群,如故宫、颐和园等等,这些复合的建筑群体中埋藏着完整而清晰的空间思想观念。
这些观念国外也是同样拥有的。早在20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曾提出:“整体大于它的各部分的总和。”达・芬奇也曾指出:“并不是任何时候美的东西都是好的。”残缺、丑陋也是一种美,这句话完全可以放在建筑环境美的角度来理解。单体建筑要根据环境担任角色,做“主角”就不应“自谦”、“自让”乃至甘于“隐没”,做“配角”也不可“反宾为主”。有时一幢建筑单独来看并不完善,甚至平淡无奇,但由于建筑群的相互作用,反而会使其在总体环境中显得协调得体。
二 、单体建筑与群体建筑的关系
相对于单体建筑而言,群体建筑无疑是复杂的,而建筑群体之间的组合则更使它具有了远远超过其它造型艺术结构的复杂性。但这个复杂性不是杂乱的,而是通过群体的内容与形式的和谐,通过各种造型美的手段有机地组织起来,使之具有一种结构简单的艺术品所不大可能具有的深刻性。
让现有的受西方建筑观念影响的群体建筑和历史遗留下来的古建筑群产生关系,找到一个共同的支点,确实有点大海捞针的难度。在北京就曾多次发生过将此问题简单化理解的情况:将古代的“五柱式”当作“假肢”,随意地“移植”、安装到现代建筑的躯体上,将大屋顶像戴帽子似地到处搬用,任意扣到中国新建筑的“头”上!一架房顶并非是单纯为避烈阳风雨的,其足以影响我们对于家庭的概念。就像一扇门并非是仅仅供人出入的,它是引导人们跨入人类家庭生活之奥秘的钥匙。人们去敲一扇灰色的小屋门和去敲一扇装着金黄兽环的朱漆大门,在心理上总是有些差别的。石涛曾言: “笔墨当随时代”,建筑也应随着我们自身的情况以及这个时代的节拍而变化,而万变又是不离其宗的,这个“宗”应该是指我们自身,建筑群体始终是和我们自身发展的这个大前提和大环境相适宜的。
三、建筑与建筑之间的关系
“环境协调”是近年来建筑界的一种新主张,它实质上就是讲建筑与建筑之间的协调关系。这种“协调”应包括两层含义,既有空间意义上的协调,又有时间意义上的协调,二者应是一个完整统一的“时空坐标系统”。那种只求表面形式一致的建筑,已经脱离了历史意义上的时间概念,其空间的功用也发生了与古时不同的变化。当代建筑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把环境空间看成建筑的“主角”,而人又是环境空间的“主角”。且不说新型公寓代替四合院是好还是坏,但毕竟是生活进程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而北京的大屋顶式建筑则不论从空间还是时间上都脱离了现世,这种责任不能全部由建筑师来承担,而与中国的某些固有思想观念有关。比如同样是对古文物的保护,或者说是对古文物的修复,东西方有着完全不同的原则: 西方人主张古代和现代要有十分清晰的界限,认为与古建筑呼应是“投降”,而中国则要求模糊此界限,要求最好修复得和原来的一模一样,认为这样更有历史感。也可能就是这种观念使中国人将传统和现代变得模棱两可。西方有很多对新老建筑的协调关系把握得很到位的作品。如一位叫米歇罗佐的建筑师在15世纪建造的弃婴医院旁设计的另一幢建筑就很匹配,被贝聿铭称赞为“非常文明,有高度的修养”。这并不是“颂古非今”,也不是“以新就古”,更并非取消建筑的个体特色和富有表现力的艺术性,而是主张将这种特色和个性消融在建筑环境的整体特色之中。个体建筑的特色美一旦离开了环境整体,那也就等于取消了特色。
在环境这个看似限制的大前提下,只有发挥自我的表现才能、才会有更广阔的天地。建筑是具有使用功能的,其精神因素应寄托在实体之中,如果让建筑艺术的表现更多地向前大跨步,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如黑格尔所警告的那样: 建筑就已经越出了它自己的范围而接近比它更高一层的艺术,即雕刻。所以说建筑需要表现,但这种表现并不能脱离建筑美的本义,我们应该将这种表现更多地投向整体环境。
优秀的建筑作品,既不应该是威风凛凛的招牌,也不应该是可有可无的摆设,而应该与建筑一起生长。协调并不是单单只求形式表面的相同或相近,建筑环境美的奥妙在于结合,协调是一种结合,对比也是一种结合。对于造型奇特、个性张扬,与周围环境形成巨大形体反差和个性特征突显的建筑也不应一味地否定。这种建筑物只是在特定条件下,在与环境的强烈对比中去求得整体美的一个特例。将艺术的喜剧色彩、幽默诙谐或荒诞滑稽注入建筑艺术之中,虽然是一种极端化做法,但它至少可以打破现代建筑刻板沉闷的状况。建筑环境艺术的主旨不但要创造和谐统一,而且要创造丰富多彩。
当今社会网络已经把世界紧紧地联成了一体,失落与回归成为一个无可回避的话题。高品质的生活方式与理想的生活状态成为人们追求的终极目标。而对于这个终极目标的渴求应该来源于能够给人以精神安慰和精神享受的外在环境。时代给建筑师出了难题,要让建筑更多地融入我们生存的大环境,将个性融入共性。
一、 建筑与环境的关系
现代建筑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够重视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文脉主义运动就是在这个大背景下产生的。文脉(context),最早源于语言学的定义,它的意义是用来表达我们所说、所写的语言的内在联系,更确切地说,是指局部与整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局部与整体的观念并非始自今日,而是自古有之。古人曾把这种整体环境理解为多个单体建筑的相互关照,从而形成群体建筑。在中国,传统建筑的艺术形式更多地表现在群体建筑之间的搭配上,它要求建筑要和周边环境产生联系。如我国传统的建筑形式――四合院,就是由几个不同的建筑单体围合成一个单元的建筑体。北京有很多类似的建筑群,如故宫、颐和园等等,这些复合的建筑群体中埋藏着完整而清晰的空间思想观念。
这些观念国外也是同样拥有的。早在20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就曾提出:“整体大于它的各部分的总和。”达・芬奇也曾指出:“并不是任何时候美的东西都是好的。”残缺、丑陋也是一种美,这句话完全可以放在建筑环境美的角度来理解。单体建筑要根据环境担任角色,做“主角”就不应“自谦”、“自让”乃至甘于“隐没”,做“配角”也不可“反宾为主”。有时一幢建筑单独来看并不完善,甚至平淡无奇,但由于建筑群的相互作用,反而会使其在总体环境中显得协调得体。
二 、单体建筑与群体建筑的关系
相对于单体建筑而言,群体建筑无疑是复杂的,而建筑群体之间的组合则更使它具有了远远超过其它造型艺术结构的复杂性。但这个复杂性不是杂乱的,而是通过群体的内容与形式的和谐,通过各种造型美的手段有机地组织起来,使之具有一种结构简单的艺术品所不大可能具有的深刻性。
让现有的受西方建筑观念影响的群体建筑和历史遗留下来的古建筑群产生关系,找到一个共同的支点,确实有点大海捞针的难度。在北京就曾多次发生过将此问题简单化理解的情况:将古代的“五柱式”当作“假肢”,随意地“移植”、安装到现代建筑的躯体上,将大屋顶像戴帽子似地到处搬用,任意扣到中国新建筑的“头”上!一架房顶并非是单纯为避烈阳风雨的,其足以影响我们对于家庭的概念。就像一扇门并非是仅仅供人出入的,它是引导人们跨入人类家庭生活之奥秘的钥匙。人们去敲一扇灰色的小屋门和去敲一扇装着金黄兽环的朱漆大门,在心理上总是有些差别的。石涛曾言: “笔墨当随时代”,建筑也应随着我们自身的情况以及这个时代的节拍而变化,而万变又是不离其宗的,这个“宗”应该是指我们自身,建筑群体始终是和我们自身发展的这个大前提和大环境相适宜的。
三、建筑与建筑之间的关系
“环境协调”是近年来建筑界的一种新主张,它实质上就是讲建筑与建筑之间的协调关系。这种“协调”应包括两层含义,既有空间意义上的协调,又有时间意义上的协调,二者应是一个完整统一的“时空坐标系统”。那种只求表面形式一致的建筑,已经脱离了历史意义上的时间概念,其空间的功用也发生了与古时不同的变化。当代建筑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把环境空间看成建筑的“主角”,而人又是环境空间的“主角”。且不说新型公寓代替四合院是好还是坏,但毕竟是生活进程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而北京的大屋顶式建筑则不论从空间还是时间上都脱离了现世,这种责任不能全部由建筑师来承担,而与中国的某些固有思想观念有关。比如同样是对古文物的保护,或者说是对古文物的修复,东西方有着完全不同的原则: 西方人主张古代和现代要有十分清晰的界限,认为与古建筑呼应是“投降”,而中国则要求模糊此界限,要求最好修复得和原来的一模一样,认为这样更有历史感。也可能就是这种观念使中国人将传统和现代变得模棱两可。西方有很多对新老建筑的协调关系把握得很到位的作品。如一位叫米歇罗佐的建筑师在15世纪建造的弃婴医院旁设计的另一幢建筑就很匹配,被贝聿铭称赞为“非常文明,有高度的修养”。这并不是“颂古非今”,也不是“以新就古”,更并非取消建筑的个体特色和富有表现力的艺术性,而是主张将这种特色和个性消融在建筑环境的整体特色之中。个体建筑的特色美一旦离开了环境整体,那也就等于取消了特色。
在环境这个看似限制的大前提下,只有发挥自我的表现才能、才会有更广阔的天地。建筑是具有使用功能的,其精神因素应寄托在实体之中,如果让建筑艺术的表现更多地向前大跨步,到了一定程度,就会如黑格尔所警告的那样: 建筑就已经越出了它自己的范围而接近比它更高一层的艺术,即雕刻。所以说建筑需要表现,但这种表现并不能脱离建筑美的本义,我们应该将这种表现更多地投向整体环境。
优秀的建筑作品,既不应该是威风凛凛的招牌,也不应该是可有可无的摆设,而应该与建筑一起生长。协调并不是单单只求形式表面的相同或相近,建筑环境美的奥妙在于结合,协调是一种结合,对比也是一种结合。对于造型奇特、个性张扬,与周围环境形成巨大形体反差和个性特征突显的建筑也不应一味地否定。这种建筑物只是在特定条件下,在与环境的强烈对比中去求得整体美的一个特例。将艺术的喜剧色彩、幽默诙谐或荒诞滑稽注入建筑艺术之中,虽然是一种极端化做法,但它至少可以打破现代建筑刻板沉闷的状况。建筑环境艺术的主旨不但要创造和谐统一,而且要创造丰富多彩。
当今社会网络已经把世界紧紧地联成了一体,失落与回归成为一个无可回避的话题。高品质的生活方式与理想的生活状态成为人们追求的终极目标。而对于这个终极目标的渴求应该来源于能够给人以精神安慰和精神享受的外在环境。时代给建筑师出了难题,要让建筑更多地融入我们生存的大环境,将个性融入共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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