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理性影响与当代城市景观设计策略

　　在现时代，技术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生活的一种决定性的力量，或者如海德格尔所说，已经成为现代人的历史命运。技术的飞速发展使城市景观在短时间内出现质与量的巨大变化，当下中国的各类新城市中心景观就“恰如其分”地彰显出当代技术的“大手笔”。在郑州的郑东新区规划中，日本建筑师黑川纪章设计了一个面积6．08km2的龙湖，周边环绕着众多高层建筑共同演绎了“三年出形象，五年成规模”的人造奇迹，被誉为“中原第一高楼”的280m高郑州会展宾馆业已动工，被寄希望成为中原的新“名片”[1]；在中部小城宜阳县，占地29．33hm2的新行政中心在一场狂飙式的“造城”与“造景”运动中也初具规模，实现了整体大挪移[2]。
 
　　人类城市景观的变迁史也反映出了人类技术的发展历程。刘易斯·芒福德认为，若没有新石器时代各种灌溉沟渠、运河、水仓、壕堑、渡槽、供水排水管道等作为容器的“一整套发明创造领先，古代城市便根本无从形成其最终形式……”[3]。技术是那些“人类借以改造与控制自然以满足生存与发展需要的包括物质装置、技艺与知识在内的操作体系”[4]，但技术天生具有的目的性、后果的难以预见性使得它在人类的世界中并非中立与中性，社会决定论与技术决定论的研究都表明技术本身是富含价值的，有其作为伦理与政治问题的丰富意含，它化身为技术理性，像章鱼一般将触角伸向社会与人的心灵，成为引导当代城市景观走向的重要原因。 

　　理性，在古希腊哲学中由两个概念“逻各斯”  (Logos)和“努斯”  (Nous)共同指称。Logos是赫拉克利特提出的哲学概念，含有“尺度”、  “普遍规律”  之意，主要是指一种“客观必然性”，Nous是阿拉克萨戈拉提出的哲学概念，含有“精神”、“动因”之意，主要指一种神秘的决定力量。但自近代哲学“笛卡尔转向”之后，理性不断被主观化，在康德那里，理性被分裂为理论理性和实践理性，最终完全变成了主观理性。按霍克海默的界定，主观理性是指以工具的、主观的意识来理解的理性，它关心的是手段的“适用性”，很少关心目的本身“是否合理”，由于科学技术最能满足人们对效率的追求，当主观理性与技术结缘，就形成了主观理性最集中的表现——技术理性。技术理性的张扬与深化同工业文化的蓬勃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工业革命将培根拷问自然、催逼自然的理念进行了彻底的实践，创造了以往人类历史无法比拟的技术成就，也使追求效率和实用、利益最大化的技术理性发展到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地步，它扩展到文化生活的所有领域，成为工业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维方式和文化样式，也使现代社会成为以高科技为依托，以效率逻辑为准则，以工具有效性为尺度，以物化指标来衡量的标准化的技术文化社会。

　　超越技术本身的技术理性如同术士自己呼唤出来却无法驾驭的魔力，成为“围绕着目的的—合理的行为即技术实践所形成的一整套基本文化价值[5]，它带来了现代技术与科学的高速发展及与之相伴随的城市景观的巨变，但在这个过程中也使人类忽视了对人生价值与意义的本真关怀。

　　1 “炫技”的景观设计

　　弗洛姆认为，技术理性在现时代正如一个新的幽灵在我们中间徘徊，然而不幸的是，只有极少数人清醒地意识到它的存在。这个新的幽灵就是：“一个致力于最大规模的物质生产和消费的，为整个机器的由计算机所控制的完全机械化的新社会”[6]。这个社会正如芒福德所言成为一个巨机器，它是一个整体组织和同质化的社会系统，由命令、权力、预见以及所有控制的持续增加所促成的组织类型产生出了超级能量。在弗洛姆看来，这个过程中有两个基本的原则在起作用。 

　　第一个原则是最大效率与产出原则，它由对最大量的追求以及最小的时间与金钱代价为保证。1990年代中后期以来，地方政府习惯将经济发展作为压倒一切的职能，并以此为目标构建起全社会的巨机器，城市景观作为最易呈现的建设成果成为经济与地方政治发展过程中的“踏脚石”。“小城市修建的马路超过lOOm宽；人口不足5万的城镇，修建的广场却可以站6万人；越来越多过大、过豪华的行政中心、商务中心、会展中心在一些城市拔地而起……这些盲目建设正在中国约1／5的城市泛滥”[7]，城市景观成为邀约投资的诱饵，抬升地价的先遣，提升政绩的捷径。不可否认的是，“最大效率与产出原则”在城市化发展的初期确实解决了景观“饥渴”的问题，但效率原则以及资金的捉襟见肘又使得这些景观营建往往是重量不重质。但当看到“‘形象工程’变‘撂荒广场”’这样的新闻标题时[8]，弗洛姆所寓言的人的“被动性”及“异化的官僚主义”还是那么栩栩如生。 

　　第二个原则是凡技术上能够做的事都应该做。这一原则意味着否认人文主义传统所发展起来的一切价值。人文主义传统认为事情只有在人出于他的成长、快乐与理性需要做它的时候，是在真善美的时候才去做。中国城市的水幕电影最早出现在1980年代，国际上仅在法国、日本等几个大城市拥有，是典型的“高技”景观，需要采用功率为7000W的特殊播放机播放，并使用70mm宽的专用水幕电影带。由于放映成本高，大部分城市一年仅放映几次，但还是引得许多城市在“设备最先进”、“水幕最宽”、“水柱最高”等技术指标上竞相比拼，这与饱受诟病的建筑“比高”同出一辙。当一处新建景观被尊称为城市的“名片”时，其建设与存在的初衷就已背离了“人”的需要，变成了某种炫耀。

　　2  无趣的景观设计 

　　景观趣味是指景观场景中使人愉快、使人感到有意思、有吸引力的特性，它的产生与景观的艺术指向有着直接的关系。诺曼·纽顿指出，“景观建筑学，一个仅仅诞生一个世纪的专业，却是一门和人类生存历史一样悠久的艺术”[9]，奥林也曾经说过，“景观建筑学是一门艺术，它在解决实际问题之外，还具有特殊的价值和含义”[11]，这都清晰的阐明城市景观具有与艺术品相似的独创性与直指人的灵魂、引发共鸣的特征。但竞相攀比的同质城市“伪趣味景观”暗示出了这个时代技术理性的又一大“杰出贡献”及其对景观趣味的威胁。 

　　借着复制技术的强大力量，技术理性侵入文化领域催生出一种以工业生产和复制技术制造文化产品的行业——“文化工业”。加之受商业价值的支配，文化的产生就变成了文化的生产，其目的是获得利润，文化艺术的创造也被纳入按照固定框架生产的过程。1936年，瓦尔特·本雅明发表文章，认为复制技术在文化生产中的运用必将带来两种后果，其一是艺术的“韵味”在大众艺术的“震惊”中消散了，其“膜拜价值”已经让位于“展示价值”；二是这种大众艺术有利于艺术的民主化和大众的解放。而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则反驳道：庞大的文化工业体系的主要特征是产品的批量化和标准化，这种艺术已经失去了批判社会的功能、拒绝商品化的能力和独一无二的本真性。这两种观点反映出“文化丁业”的“功”与“过”。在当下中国城市，似乎警惕文化工业的威胁远比赞颂它的优点更加迫在眉睫。今天在A市见到的大型铝合金雕塑，明天就可能在B市出现，后天也许就明码标价成为四处贩卖的商品。在连贯的文化工业生产模式下，景观创作变成了从成熟的场景中汲取营养，使之程式化甚至变为俗套。 

　　当人们鼓吹文化事业的“产业化”时往往会使本属于公共资源的城市环境却在某些场景中变成了赢利的工具。商业信息假借“景观”之名附着在各类户外家具、灯具、小品、候车亭等景观元素上，主宰了整体景观气氛的营造。它们常营造出颠覆日常的场景，通过对日常生活环境的解构和再造生产出异国情调、卡通天地、历史追溯、科幻世界等景观意向，这些不直接取材于地域文化和生活背景的“趣味”为人们带来了新奇感，实际上却是受到了利益的驱使，营造出伪个性化的氛围。 

　　“伪趣味”的欺骗性还使大众丧失了对现实景观的批判能力，马尔库赛预言：在工业社会里，单向度的人丧失了对现存社会否定和批判的原则这一第二向度，不去把现存制度同应该存在的“真正世界”相对照，同时丧失了理性、自由、美和快乐生活的习惯。越来越多的城市人乐于接受愈来愈绚丽的景观氛围。

　　3  设计过度 

　　技术精神是一种永不停歇的浮士德精神，在它勇往直前的行进过程中，自然与人的关系也被极大地改变了。现代技术限定自然，挑战自然，导致了各种各样新事物的非自然状态的展现，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正是城市景观过度设计的哲学根源——过度设计不正是粗暴地对待自然与事物的自然状态么?有学者将出现于居住区中的过度设计现象总结如下：①赋予景观过多的功能，尤其是符合开发商追求排场的视觉功能；②过度强调景观主题的设计和营建，造成造境元素混杂，也是对场所精神、地域精神的忽视；③水体的过度使用；④过度强调平面构图的设计忽视立体空间的塑造，过分追求观赏性忽视功能要求，过度运用硬质景观忽视植物在造景中的功能；⑤过度追求植物材料的珍稀与奇特，忽视本土植物的运用[11]。在众多境外公司的示范及投资商的高标准要求下，景观越做越精致，越做越豪华，可谓极尽豪华铺张之能事。中国古代哲学家庄子说过：“水静尤明，而况精神”，显示出在除却商业景观之外的其他城市环境之中“静”的价值，从这个方面看，过度设计所导致的扭曲的自然、堆砌的造景元素、奢华的用材、繁多的主题本质上更是对人的自然、放松的精神状态的威胁。而适度的景观设计或许就应当是“创造一个在其中人的非攻击性的、爱欲的、接受性的官能，与人的自由意识共同服务于人与自然和解的环境”[12]。

　　4  找寻人文精神——城市景观设计的价值呼唤 

　　“哪里有危险，哪里就有拯救的力量”，这种拯救力量源自技术自身的发展创新对社会的巨大推动，如信息技术、生态技术在城市景观实践中的合理运用；其次来源于人文主义对技术理性的批判与反思。这两点正是城市景观实践中缺失的方面。 

　　人文主义，原指文艺复兴时期借助于古典知识——主要是希腊哲学与艺术来反驳经院哲学与神学，提倡人的个性发展与思想解放的思潮，是一种与以神为本位的神本主义相对立的、反对野蛮的、愚昧与迷信的世界观。现在，人文主义已经泛化成一种强调人的作用与地位的世界观或意识形态，景观作为“人类留下了文明足迹的地区”[13]，其所具有的人文属性及意义毋庸置疑。J．O．西蒙兹认为：  “我们可以说景观设计师的终生目标和丁作就是帮助人类，使人、建筑、社区、城市——以及他们的生活——同所生活的地球和谐相处”[14]，这指明了景观关注生活与自然及它们之间和谐关系的人文主义价值指向。 

　　在历史上，人文主义一直与技术有着密切的关系。1930-1940年代出现的法兰克福学派，对现代技术提出了激烈的批评，并在1960-197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中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对技术理性的批判也正是对人文主义的宣扬和赞颂。在韦伯看来，它带来了世界魔咒的解除，但现在，随着魔咒解除呈现为一个因果机制后，生命的意义失掉了存在的基础，生命的价值也失去了终极的依据，这正是技术理性饱受诟病以及为城市景观造成困扰的本质原因。

　　5  策略：回归生活世界的城市景观设计 

　　“我们是处在这样一个时代：生产和城市扩张的自动进程日益加快，它代替了人类应有的目标而不是服务于人类的目标。……随着这些活动的量的增加和速度的加快，它们距离合乎人性原则的理想目标也越来越远了”[15]，刘易斯·芒福德同样描述了技术理性对人文精神的挑战，并认为，城市的主要功能是化力为形，化能量为文化，化死的东西为活的艺术形象，化生物的繁衍为社会创造力，作为文化的容器，  “城市，通过它自身复杂和持久的结构，……以便城市舞台上上演的每台戏剧，都具有最高程度的思想上的光辉，明确的目标和爱的色彩。通过感情上的交流，理性上的传递和技术上的精通熟练，尤其是，通过激动人心的表演，从而扩大生活的各个方面的范围，这一直是历史上城市的最高职责。它将成为城市连续存在的主要理由”[16]。这些都指明了技术的两面及驾驭它们的信心，更指明了城市作为生活舞台的本质。那么，城市景观不仅是日常生活发生的场景还进行着日常生活的建构，如果说技术理性将人文精神从生活世界剥离，使演出与场景脱节上演了一出滑稽剧，那么重归生活世界或可以成为去除技术理性不当影响的途径?

　　5．1  公共艺术介入 

　　在历史上，西方的景观园艺(1andscape gardening)本就享受着与绘画、雕塑、诗歌几近相同的艺术地位，共同完成着对自然与生活的思考。然而，随着在现代社会中景观实践尺度的增大以及面临问题的日益复杂，人们越来越依赖于将景观分解为各种元素，进而用数学计算、各种模型和系统方程对景观进行定量的分析、设计与评价，这也正是技术的滥觞所致。同样在中国，学科设置的明确区分使得对城市景观进行塑造的往往是城市规划师、建筑师及新近出现的景观建筑师，这种局限与分野造成了艺术在城市景观中的明显缺失。 

　　公共艺术的前提与灵魂是“公共性”，这就注定了城市景观引入公共艺术的天然优势及它在宣扬人文精神中的积极作用。对公共性的强调意味着公共艺术反映社会公众的诉求，吸引公众积极、直接地参与同城市景观的互动，进而实现其批判的文化与社会功能。在一个开放的、崇尚多元文化的社会中，艺术的独创性与公共性结缘在拒斥技术理性的片面与偏颇的同时可以为城市景观带来多样化的特征。麦克哈格认为创造就是把物质提高到更高级的有序水平，它是和“复杂性、多样化、稳定性、大量的物种、共生、低熵联系起来的”[17]，而参差多态恰是生活的本源。其次，就景观艺术自身而言，它可以用现实主义的方式表述和再现社会生活的主题和意趣，以浪漫主义方式写意生活表达社会理想，以抽象、诙谐的语言去拓展空间的想象力，而这一切皆可能为城市景观增添“佐料”，通过各种趣味唤醒景观的活力。另外，公共艺术之“公共性”同时具有社会学和政治学意义上的公共享有、  “共同协作”和民主参与的语意。美国于1982年通过“百分比艺术法令”，规定市政府各项公共工程计划案必须有相当于百分之一经费预算的费用作。为艺术设计的资金。在工程选定负责的建筑及景观事务所后，公共艺术计划将提供相关信息，以便使建筑师在初步规划阶段即将公共艺术设置计划纳入整体考虑，而计划已于此时展开“艺术家遴选流程”通过评审委员会选择艺术家并进行专项的委托创作。这是典型的由公共资金资助、公众决定、公众受益的公共艺术计划，其存在与执行流程已经从源头将“技术理性”拒之门外，或可以成为借鉴。 

　　5．2  走向生活指向的技术 

　　技术理性借助各种外衣掩盖了其赤裸裸的目的性，造成了知识世界与生活世界的分裂，芒福德据此提出了“走向生活指向的技术”。他从人类学的角度将历史上的技术分为两类：单一技术和多元技术。单一技术或权力主义的技术是基于科学智力和大量生产，目的主要在于经济扩张、物质丰盈和军事优势。相反，多元技术或生物技术是技术制造活动的原始形式。       从起源上看，技术是与人性整个的联系在一起的，原始技术是生活指向的，是一种与生活的多种需要和愿望一致的技术，而且它以一种民主方式为了实现人的多种多样的潜能而起作用。 

　　“走向生活指向的技术”正是提倡高度注意有机体的、生物学的和美学的需要及欲求的技术，它支持一种以生活需要为中心的新的社会秩序的发展和一种尊重而不是否定官能需要的技术发展。换言之，人类潜能的表达与满足有多种方式，而不是局限于一种控制自然力和通过扩大这种控制来改变人性的方式。这对城市景观同样适用。人类的官能需要同马斯洛需要层次论同出一辙。美国风景园林协会就曾发起“为了健康的设计’’这一议题，试图通过建筑及景观设计师的共同努力创造具有吸引力的场所、促进积极的生活方式从而提高健康和身体活动水平[18]。目标是通过诸如测算公共设施的选址与步行的关系、改善步行通道的质量、提高交叉口的步行安全、增加行道树等技术措施实现的，但从生活世界寻找设计的终极价值无疑使技术最终指向了本质的生活。同样，“以健康促进学校计划”[19]的研究也将景观设计的目标确定为营造“舒服的、开阔的，绿色的、亲和的物质环境，会让生活在其中的人心旷神怡，在其中是可以自由吐纳与放松的”，以便可以对孩童的身体健康形成积极的影响。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样，人是无法拔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面的，无论他有多么高超的技术。这个地面就是日常生活，毕竟大部分景观营造不是也不能够使人们“狂喜”或“悲痛”，而仅是构成最正常却不失智慧与趣味的生活。 

　　6 结语 

　　“如果把生活比做一条长河，那么由这条长河中分流出了科学和艺术这样两种对现实更高的感受形式和再现形式”，而这些高级意识形态的产生终究还是要回归到日常生活，是“为了更丰富、更深入地解决日常生活的具体问题”。公共艺术与 

　　“走向生活的技术”作为实践策略探讨了一种解决问题的可能性，但拯救的力量不仅仅来自外力，更应源于自身，因为技术理性的终极恶果正是导致人的异化。科学与社会的发展进程告诉人们，技术理性是伴随着现代性过程同时进行的，时而“帮携”，时而“阻隔”，不离不弃，亦同如影随形般的城市景观，对技术理性不当影响视而不见与对失范的城市景观熟视无睹同样是令人担忧的。传媒的不当宣传、政府的错误引导、设计师文化责任与意识的不足、公共参与及景观批判的缺失都会使刚刚欣喜于获得“景观’’的人们忘却了美好景观的真面目，那绝不是‘‘气派’’所能够指称的。或许，拷问慵懒的思维状态才是理论探索的真正目标，因为，城市景观其实本可以更好!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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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方程，东南大学建筑学院景观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