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城市时代的景观探索与实践——从生态学“入世”到文化身份的认同
Exploring and Practice of Landscape in Cultural City Times, from Ecology to Cultural Identity
1.城市景观面临的挑战
过去的10年是中国城市景观破坏最严重的时期。从1999年昆明世博会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城市美化运动此起彼伏，城市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由此我们看到了这个时代中国式的城市景观，目前这种城市景观正面临着三个方面的挑战：
可持续发展
未来20年内，在中国660多个城市中，有三分之二的城市缺水，在我们的城市和乡村流淌的河流几乎没有一条未被污染；有更多的人口处于各种自然灾害的威胁下；荒漠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重。连续几年，中国每年消耗的钢材是世界总消耗量的50%以上，水泥30%以上，它们被用来建造大型的纪念性广场和建筑, 被用来给自然的河道衬底，用来拦河筑坝。经济高速发展的代价是环境的破坏。我们不禁会问：我们能够在日益恶化的环境和生态中幸免于难吗？
文化身份
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进入快速社会转型中，中华民族面临着文化身份缺失的危机。从传统上讲，中国的文化身份是建立在封建王朝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秩序之上的，列为国家遗产和世界遗产的大部分项目是皇权和士大夫上层文化的产物。然而，这种曾经的封建上层文化景观是否还能够代表我们民族当今的文化身份？
在城市设计中这种文化身份丧失的危机表现得尤其明显。当一位法国设计师为了实现他自己的梦想，将他的“杰作”—— 中国国家大剧院 —— 移植到中国首都腹地的时候，当巨大、危险的中国央视大楼的修建只是为了制造“震撼人心的力量”的时候，我们必须扪心自问：我们试图呈现给世界的是什么？在中国过往封建帝王的华丽与现代西方的纷繁之间，我们不知所措，中华民族的文化身份是什么？这是当代中国，也是世界景观设计师应该思考的重要问题。
精神信仰的缺失
祖母告诉我：当一棵树长大变老之后，会变成神，有精灵栖居；当一块石头陪伴我们的家园，日久也变为神，有精灵栖居，我们的山、水和土地本身又何尝不是？祖辈们修建庙宇神龛用以供奉这些自然和先贤的神灵，它们保佑后代的幸福安康。我们曾相信是这些精神庇佑着我们的现世生活，还相信我们未来的生活需要这些精神的指引。正因为这些信仰和精神的存在，我们的生活才充满了意义。然而，像世界其它地方一样，物质主义迅速地覆盖着中国的每一寸土地、甚至于土地上的每一个元素，土地和景观元素正在日益地商品化，渐渐地，我们失去了与土地的精神联系。
2.城市景观扮演的角色
面对这三个严峻的挑战，当代景观设计学应该并且能够担负起重建“天地-人-神”和谐的使命，在这个城市化、全球化、工业化的时代里重建“桃花源”。
景观是一个天、地、人、神相互作用的界面，在这一界面上，各种自然和生物的、历史和文化的、社会和精神的过程发生并相互作用着。卓越的博物学者、生物学家爱德华•威尔森曾经说过：在生物保护中，“景观设计将会扮演关键的角色。即使在高度人工化的环境里，通过树林、绿带、流域以及人工湖泊等的合理布置，仍然能够很好地保护生物多样性。明智的景观规划设计不但能实现经济效益和美观，同时能很好地保护生物和自然。” 同时，景观不仅仅事关环境和生态，还关系到整个国家对于自己文化身份的认同和归属问题。景观是家园的基础，也是归属感的基础。
3．文化城市时代的景观探索与实践
生态学“入世”与中国的文艺复兴
生态学入世，要把生态保护变成一个对社会发展有积极贡献的，甚至是可以改变社会的一种动力。所以生态保护不仅保护生物或某一种动物，而是保护一个完整的系统，它是一个系统生存的艺术，也是一种革命的思想。
有人认为，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已经发生过两次文艺复兴。第一次是通常认为的欧洲文艺复兴，它是起源于人类的自我觉醒——人文主义的觉醒。当黑死病的流行使整个欧洲死了一大半人之后人们开始觉醒，意识到人的自我价值。第二次文艺复兴被认为是美国的高科技革命，这来源于当时美国对希特勒以及苏联武器的恐惧。这种恐惧导致了美国大力发展高科技产业，最后成为影响整个世界的信息革命。由此可知，文艺复兴都是在危机意识下发生的。因为只有人类意识到危机的存在和严重性，才能迸发出一种变革的力量来解决问题。这一解决问题的过程就是一次文艺复兴。因此，有人认为第三次文艺复兴应该在中国。但这次的文艺复兴的危机是什么？毫不夸张地说，这次危机就是人类物种的消亡，即人类本身和生存环境的消亡，因此从本质上讲这次文艺复兴就是一场绿色革命。
景观的文化身份认同
近年来设计领域不断地出现各种仿古建筑和景观，除去它们所带来的经济效益不说，它们实际上是对目前城市建设中出现的文化身份和精神信仰缺失问题的一种反思。虽然是一种好的趋势，但却不是一种正确的解决途径。无论是圆明园还是姜子牙文化城，都是我国古代文化中的上层文化，是利用上层社会手中的各种资源打造的士大夫阶层的享乐文化。而今时今日，我们需要的是为千千万万个普通民众创造休息娱乐场所，我们面对的是与古代不同的对象和阶层。因此，我们不能从古代的上层文化中探寻中华民族文化的“源”。
近些年我游历了全球各地的城市，遍览了数千年的城市历史，体验到了两种不同的景观：一种是朴素、真实的，饱含了辛勤的劳动，繁荣至今；另一种则是宏伟的、壮丽的，如海市蜃楼一般，但却都已成为废墟，比如古罗马的城市、玛雅的城市，还有中国被焚毁的圆明园。我认真地思忖了这两种不同的文化：第一种属于下层文化，充满了乡土气息，它是隐形的，鲜见于历史教科书中，但正是他们才领悟到了生存的艺术，并创造了真正的景观和充满生机的真实世界；而另一方面，那种所谓的上层文化，来自于城市中，历史上声名显赫，他们根本不懂得生存的艺术，纵情于享乐与装饰的艺术，最终导致产生虚假的景观和虚假的最终走向灭亡的世界。不幸的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城市设计都是由上层阶级来完成的，之后这种城市设计的艺术便沉缅于所谓更尚文明的浮华装饰、纪念碑式的建筑以及“人间天堂”般的花园之中。而现代的城市设计，从理论到实践，仍然还是基于来自希腊、罗马、玛雅以及中国古都等城市废墟中的经验。
因此，为了能够建造一个平民的、乡土的城市景观，当代景观设计学必须调整自身的定位和价值观。我们是谁，我们从何而来，决定着我们的未来；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珍视什么又将决定了我们应该在什么地方、保护和创建什么样的景观。
当代景观设计的使命与探索
回归景观设计学作为“生存的艺术”的本原
中国的景观设计学，要想成为保障人类健康安全、 重建和谐的“天地-人-神”关系的主导学科，就必须重新审视自己的起源问题。我们必须重归 “生存的艺术”和监护土地的艺术，而非一门消遣、娱乐的造园术。
过去，景观设计学在定位上存在着致命的弱点，其中一个最重要原因就在于它仍然把自己当作古老园林艺术的延续，这是大错特错。景观设计学不是园林艺术的延续和产物，而是我们的祖先在谋生过程中积累下来的种种生存的艺术的结晶，这些艺术来自于对于各种环境的适应，来自于探寻远离洪水和敌人侵扰的过程，来自于土地丈量、造田、种植、灌溉、储蓄水源和其它资源而获得可持续的生存和生活的实践。景观需要重新发现，而景观设计学也需要重新发现。
乡土与寻常：重归真实的人地关系
关于乡土，我指的是日常和寻常，白话和方言，是平凡的人和平常的事物，它相对于豪华和异常而论。要重建文化归属感和人与土地的精神联系，我们就必须珍惜普通人的文化，关注他们日常生活的需要，珍视对于脚下的土地而言是真实的普通事物。
从中国的第一个皇家园林和第一个文人园林开始，乡土便遭到了上层文化的阉割。奇异、矫揉造作和排场就成为造园的主流，它们与周围寻常的环境以及市井生活大相径庭。席卷今日中国的“城市化妆运动”形式上看是步履了美国和欧洲“城市美化运动”的后尘，但其实也是中国自己虚伪、空洞、畸形的造园传统的延伸。
直到最近我们发现城市精英阶层也像普通大众一样遭受着日益恶化的环境的困扰，甚至比处于偏远乡间的农民还要严重，所以,重归“生存的艺术”是时代对景观设计学的诉求。同时，生存的艺术反映了真实的人地关系，而正是这种真实的人地关系又给予人们文化的归属感以及与土地的精神联系。
景观引领发展：“反规划”途径使景观作为城市建设的基础设施
城市化和全球化进程迅速且无法抵抗，而“反规划”是改变传统发展规划模式，主动争取“天地-人-神”和谐的必由之路。这里所说的“反规划”，是指景观设计师和规划师应该在城市建设发展计划确立之前就通过识别和设计景观的生态、文化遗产、以及休憩的基础结构，引导和框限城市发展，即建立生态基础设施（Ecological Infrastructure）。EI保障着城市的生态的安全和健康、保护我们的地域特色和文化身份、重建人与土地的精神联系。
“反规划”途径试图找到在各方面都可行的、便于管理的综合生态安全格局，将各种生态服务功能、文化遗产保护及人与土地的精神联系，通过一个完整的，连续的生态基础设施整合起来，担当城市生态安全、文化认同和精神给养的功能。
从宏观的区域和国土范围上来讲，EI被视为洪水调蓄、生物栖息地网络建设、生态走廊和游憩走廊建设的永久性地域景观，用来保护和定义城市空间发展格局和城市形态。
从宏观的城市尺度来讲，区域的EI将延伸到城市结构内部，与城市绿地系统、雨洪管理、休憩、自行车通道、日常步行和通勤、遗产保护和环境教育等多种功能相结合。
从微观的地段尺度来讲，EI将被作为城市土地开发的限定条件和引导因素，落实到城市的局部设计中。
EI成为各种过程的相互作用的媒介，联系了自然、人以及精神。在保护生态环境完整性、建立文化归属感以及为人们提供精神需求方面，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景观安全模式。
绿林中的红飘带——秦皇岛市汤河公园设计
中山岐江公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