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城市主义的演变：怎样的未来适应我们的城市

　　Metro Cable Caracas / 城市智库 图片 © Iwan Baan
 

　　今天早些时候，深圳的第六届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UABB）向公众开放。在今年的主题“城市重生”下，策展人 Alfredo Brillembourg 和 Hubert Klumpner 在主要展场为我们带来了“激进城市主义”的展览。这一展览让我们看到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方式是如何影响城市的进程的。下面的文章最初发表于UABB2015，策展人召集我们来“重新思考我们可以如何操作城市，从城市中起源的智慧学习，看我们如何得到理性而具有策略的城市结果。”

　　在今天，激进派建筑师或激进派设计师意味着什么呢？城市对人类未来的影响从未如此之大。正如大卫·哈维通过各种尖锐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现象所证明的那样，我们已经不知不觉梦游般地步入了一个完全膨胀的“全球城市化危机”。从根本上而言，城市是充满机遇的地方；毕竟数以百万的城市新移民是怀揣对安稳生活和社会阶层上升的梦想来到城市的。但是，城市的不平等也令人瞠目： 土地、房屋、基础设施和服务都出现了排他性增长的病态。面对当代的城市化模式，我们不得不提出这样的问题，即：城市和城市营造在传统上是如何运作的？更重要的是，作为建筑师和设计师，我们正被迫重新思考应如何在城市中运作，从城市涌现出来的智能中汲取养分，并将成果转变成为激进而策略高明的最终结果。

　　激进城市主义的定义不免会将我们带入政治领域。对于更平等、更具有可持续性的未来的构想，必然暗含着对在主流城市逻辑思维下造就的空间和社会条件的批判。就此而言，回响在我们耳边的不仅仅有勒·柯布西耶著名的最后通牒—“要么建筑，要么革命”，还有巴克敏斯特·富勒在其悲惨意味更浓厚的宣告中—“要么乌托邦，要么湮没”—的一代附和。这两种零和状态都是高度社会分裂的产物，无论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出现的贫困和紧张状态，还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不断加剧的矛盾和生态焦虑。上世纪七十年代早期出现的试验性“后乌托邦”实践明确将自己定位在现代运动已知失败的对立面，当这股浪潮涌现的时候，这些互不相干的群体尽管不再抱有幻想，却与其前辈一样，认为有可能实现激进的变化，同样也确信割断与过去的关系是必要的。

富勒的蒙特利尔穹顶 图片 © Flickr user rodmaia licensed under CC BY-NC-SA 2.0
 

　　这种理想主义和临界状态的强有力结合，恰恰是我们希望在“激进城市主义”这个醒目标题下所探究的领域： 通过与社会现实的不断碰撞结合而变得更为柔和的乌托邦式梦想。我们的兴趣目标人物是那些倡导不同寻常、却将自己隐藏在普通表面之下的人；那些渗透入边缘学科、将自己放在旁观者的位置并利用恰如其分的有利位置影响决策和政策的人；还有那些倡导分治和有益反馈而放弃直接控制的人。我们的兴趣目标项目是那些远离学科界限以及法律、政治和社会规范的项目；还有那些结合了内在可能性和高度不可能性、以及结合了绝对必需性以及禁忌和忌讳的项目。一个激进的项目未必将设计视为一种解决方案或一种阐明问题的方法，而是会将之看作是对我们生活方式的种种假设以及支持这种生活所必需的环境的根本性重构。

　　建筑和城市设计的历史，由于受到集体追随激进意向这一深厚传统的个人、群体、运动、结构、未建工程、概念性项目、研究计划、理论、展览、刊物和作品等的影响，因而显得有些杂乱无序。而将这些千差万别的活动联系在一起的，并不是彻底逃离学科界限的欲望，而是对建筑和设计的重新定义，将其作为在现状中引入另类选择的一种方式。尽管激进的城市主义可以呈现出无数种形式，但体现另类的实践、思想或行动模式主要集中在三个潜在的思想领域。第一是提出挑战当时常规思维的鼓动性愿景；第二是重铸建筑师的角色，并思考有哪些实用的城市环境干预手法；第三是在政治变革的前沿进行运作，即通过建筑进行变革。

黑川纪章胶囊公寓 图片 © Arcspace
 

　　如果人们认同基本的现代主义理念，即：应对当代生活中的种种实际情况就意味着在城市中（或通过城市）开展工作，那么建筑和城市设计则可代表一种超越了形和美等实质性问题的、对于成熟社会结构的彻底颠覆。从安东尼奥·圣埃里亚的“新城市”、尤纳·弗莱德曼的“空中之城”、康斯坦特·纽文华的“新巴比伦”和塞德里克·普莱斯的“陶思带”等未实施的愿景和计划，到诸如阿奇格兰姆的“插入式城市”、超级工作室的“连续纪念碑”和阿奇佐姆的“不停的城市”等具有挑衅意味的前卫设计，还有史密森夫妇的包容性人道主义、潘乔·格德斯的万物有灵杂合论、新陈代谢派的技术乌托邦主义、以及诸如“蚂蚁农场”、“理想国”和“豪斯- 努克- 艺莱小组”等充满政治意味的宣传鼓动群体，我们可以看到一种观念的转变，即：从将建筑视为独立结构的设计的狭隘理解，扩展到认为建筑和城市设计可以体现某种形式的文化批判、或是能更坚决地投入社会和政治行动的领域。

Archigram 彼得·库克的插入城市 图片 © Peter Cook via Archigram Archives

　　而在与此吻合的另一平行思维体系中，建筑师的角色超越了“纯粹”的设计，还要为管辖个体和社区的地区政府提供支持，而正是这些个体和社区的日常活动塑造了不断演化的建成环境。约翰·哈布朗肯的“灵活的开放建筑”概念、沃尔特·西格尔的“简单模块式房屋系统”、约翰·特纳的“自建和自我管理”理论、柯林·沃德的“合作策略”和“实用无政府主义”、里卡多·达理斯在那不勒斯Traiano 区开展的儿童技术制作活动、以及奥托·凯尼格斯伯格在印度开展的“行动计划”，都体现了这种观点。除了普遍担忧群体或“使用者”经常会被管理当局和管控方所采用的正式程序边缘化或排斥之外，这些项目带有一种与现代运动的英雄式投射有着强烈反差的谦虚。这是一种以尺度和时间上的敏感、对城市环境的了解、以及从创作者到促成者的转变为特征的激进城市主义。

利用 Walter Segal 体系在南伦敦建造的住宅 图片 © Chris Moxley

　　第三种激进类型是由内自外的，在此类型下，城市设计被视为重塑新生活方式的制度化构件。这种激进类型最明显的外在特征是对其“在绘图板上改良社会”的能力的傲慢自信，并因此而备受诟病；但是，这一将建筑师和设计师与革新式的政府管理直接结合的做法则可能是最为“激进的”城市主义。当莫泽·金斯伯格和俄罗斯的构成主义者有意识地设计激发集体主义的“社会凝聚器”仍被视为标志性案例之时，我们可以从阿尔瓦罗·西扎参与在葡萄牙革命后开展的“当地流动服务支持”（SAAL）住房计划“队列”、上60 年代中期穿插在秘鲁军事独裁之间推行的“住房专家体验（PREVI）”、以及由多西的瓦斯图- 史帕顾问公司在独立后的印度设计的外围新城镇中看到对这种激进城市主义的回应。这些方案和计划符合解放的政治议程，力图巩固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另类方式。

　　雷诺·班汉将对更美好世界的憧憬描述为20 世纪建筑真正的“机器幽灵”，塔尔·卡米纳则辩称，“乌托邦境界”的丢失意味着进步的思想被视为神话而遭到排斥。那么，讨论当代激进城市主义是否有任何意义呢？简而言之，我们认为这是有意义的。城市是复杂而混合的空间，各种千差万别的城市生活行为、思考和生活在其中相互碰撞并发生改变。在这些空间之中，新一代的建筑师、设计师、倡导者、艺术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经济学家和活动家一起重新构想新的策略，以应对严峻的城市和社会问题。今天的城市可能比在其中负责城市运转的人们更为激进。它计算着种种未知的可能，开展种种高风险的试验，能比负责城市管理、分析或设计的大量专业人士更快、更完整地呈现此前仍不可知的未来。

　　城市智库对于改造Torre David 的想法
　　为了重新界定“激进”这一词语及其在21 世纪设计领域方面的潜力，有必要围绕一定规模的具体项目展开讨论。本次双年展的“激进城市主义”展，将更多呈现为了追求社会和环境公正、多元化和平等而创造的、另类的房屋、交通、生产和娱乐模式。展览将凸显不同形式的激进案例，对建筑师的角色提出质疑并对进行了学科的重新定义，为建筑和设计思考开辟了新疆域、明确了新功能并赋予了新的合理性。展出项目内容创新大胆，且具有高度的启发意义，能唤起人们对未来改变游戏规则的城市代理人的注意。展览将向人们展示如何制定开创性的干预和行动策略，同时又能在现有权力结构的盲区内合法操作；同时，展览还再次肯定了建筑师和设计师有能力清晰地表达我们对城市未来的共同愿景：一个能赋权于民、有变革能力、能直视问题且可实现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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