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划界对城市规划学的启示_旅游规划_

1、人文社会学科领域的思维误区

　　一般认为，人类有两种旨趣殊异的思维活动①：一是认知，二是筹划。认知是为了弄清对象本身究竟是什么样子；筹划是为了弄清如何才能利用各种条件做成某件事情。认知的最高成果是形成理论，即用抽象概念建构起来的具有普遍性的观念体系；筹划的典型表现就是工程，即用具体材料建构起来的、具有目的性和个别性的实存。认知的结果是形成观念体系，它是客体对象的主观化；筹划的结果是形成实存，它是主体意愿的客观化。从两种思维的表现形式看，认知型思维的高级形式是理论思维；筹划型思维的高级形式则为工程思维。

　　在自然学科中，认知和筹划、理论和工程是分得很清楚的。例如，数学家在研究三角形时，知道自己是在研究一种道理，不会过多地考虑三角形在现实世界中会是什么样子；而工程师在建一个三角形的建筑时，则不仅要知道三角形的原理，还必须考虑三角形建筑的功能、材料、环境场地及外观与装饰等，同样他也不会过多地考虑自己所建的是否是一个纯粹的三角形。在这里，数学家和工程师分得很清楚，他们各司其职。

　　但在人文社会学科中，理论和工程常常分不清楚，混淆在一起。即使那些长期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的人，也很难对这些问题有高度的自觉：“自己究竟是在探求事物的道理，还是在绘制生活的蓝图？”“理论研究与工程设计在思维方式上究竟有什么差异？”例如，在城市规划中，我们常常先探求有关城市的理论和规划原理，其中还夹杂着某些城市理想，然后，顺着思路就会提出若干规划建造城市的建议和对策，甚至还有城市方案。这种现象十分普遍，即使是那些公认的城市理论家或政治家在阐述完自己的理论和观点之后，也很少能忍住不顺便提出实现这种理论和观点的对策和建议。在他们看来，工程设计跟理论研究总是如影随形的，他们甚至把“理论是否联系实际”作为评判理论的第一标准。这一点，是人文社会学科领域普遍存在的思维误区。而在自然学科中情况则大不相同，试想如果欧几里德(Euclid)在《几何原本》的每一条原理后都来一段应用对策，爱因斯坦(A·Einstein)在阐述完相对论之后附上一张工程技术图纸，那一定让人觉得很不可思议。

　　人文社会学科之所以不能像自然学科那样清楚区分理论思维和工程思维，主要是因为两者的研究对象之间存在质的差异。自然学科中的理论，单纯以求解自然之理为目的，其对象是一个无价值的世界，只有“本来怎样”的问题，没有“应该怎样”的问题，因而其理论建构不受价值取向的干扰；人文社会学科中的理论，面对的是人的世界，这个世界随时都在发生和解决“应该怎样”的问题，同时又依然存在着“本来怎样”的问题，并且两类问题总是纠缠在一起，结果使得“本来怎样”受到“应该怎样”的影响，“应该怎样”又受到“本来怎样”的干扰。

　　因此，在人文社会学科领域，人们常常会在不知不觉中陷入这样的思维误区：一方面，搞理论的人理所当然地将研究所得的理论体系当作工程设计的蓝图，以为理论上成立就等于工程上可行，甚至认为理论越完美，工程可行性就越大。即使在实施中碰壁，也往往归咎于理论不够成熟，或是施工不符合要求；另一方面，搞工程的人又常常习惯于用自己的工程经验去构造理论，试图将自己主观意图的实现转化为客观的道理去普遍推广，结果造成理论的庸俗和失效及工程难以实施的社会灾难。

　　理论思维超越理论的范畴去设计工程，工程思维超越工程的范畴去建构理论，这两种现象可称为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方式的僭越。它在自然学科中较少发生，但在人文社会学科中却相当普遍。

　　以柏拉图的《理想国》为例，它既是运用理论思维探索社会生活原理的最初典范，也是理论思维僭越工程设计的典型例子。《理想国》的原名“Politeia”的含义为公民的条件和权力、公民生活、国家制度等，本无“理想”之义，译作《国家篇》似乎更符合原意，即柏拉图试图探索一个“本来怎样”的国家原型。实际上，柏拉图在对《国家篇》的描绘中又自觉不自觉地掺入了自己个人的理想，把一个“本来怎样”的国家变成了一个“本来应该怎样”的国家，即《理想国》。将“应该怎样”和“本来怎样”混淆在一起，这是一切人文社会学科理论不可避免的通病。

　　如果柏拉图的《理想国》仅仅是建构一个“本应怎样”的国家理论体系，到此为止，应该说是相当成功的。但人文社会学科理论思维的“目的性”(或称“功利性”)又驱使柏拉图马上开始了关于“理想国”的性质、结构、布局、面貌及实现方式等方面的“理想国”工程设计，而且相当详细。例如，柏拉图在论述国家的护卫者时，不仅论述了护卫者的理念，而且还论述了其生养、教育的具体办法：“诸如女护卫者必须跟男人一样裸体练操，最好的男女要尽可能多地结合，法定年龄段外的妊娠必须终止……”；在关于“理想国”城市的布局方面，他提出：“理想国中的城市中心是卫城，在其周围建起一圈城墙，城市其它部分从这一中心呈辐射状分布，并进一步细分为若干地块且相互取平，占地好的面积稍小一些，占地次的面积稍大一些……”可见，柏拉图由对“国家篇”理论体系的建构自觉不自觉地转移到了“理想国”的工程设计，其结果必然是工程设计难以实施或招致失败。柏拉图一生曾三赴西西里岛，希望通过叙拉古的君主实现其政治理想，历尽艰难，差一点被卖为奴隶②。类似的例子还有中国儒家的“圣人学说”，它是当时中国培养“圣人”的一流理论模型，但孔子周游列国，颠沛流离，终究没能培养出几个圣人来。太平天国也是以均贫富的理论设计国家工程的失败例子。

2、对城市规划科学性的探讨

　　城市规划学科从其历史发展来讲，源于人文社会学科。因此，它具有典型的人文社会学科思维的特性，即便它其中涵盖了若干自然学科的内容，但它与纯自然学科仍有很大不同。那么，在人文社会学科中，城市规划是理论学科还是工程学科呢？如果是理论学科，那么基本上就是城市研究的问题，即城市是如何存在、如何运作的，如城市经济学、城市社会学、城市生态学所涉及的问题；如果是工程学科，那么城市规划的主要任务就是按照人们的客观需要去绘制城市建设的蓝图，或者按照经济学和社会学的原理去规划建造“城市”这样的人文社会工程。但是，什么是人们对城市的客观需要呢？或者说人们需要什么样的城市呢？什么是城市规划所必须依据的原理呢？这些都是城市规划本身需要回答的问题。因此，城市规划学科在起源时就既要运用理论思维，又要运用工程思维，它自身也在不知不觉中陷于一个自问自答的怪圈，理论思维和工程思维混淆不清，相互干扰，这就在思维方式这个根本问题上为城市规划的科学性留下了隐患。

　　“我们究竟是在探求事物的道理，还是在绘制生活的蓝图？”“理论研究和工程设计在思维方式上到底有何差异？”城市规划学科中很少有人自觉高度关注这些问题。正因为如此，到现在城市规划学科的自律性仍没有建立起来，其内容和范畴仍呈现出无限外延和无限发散的趋势。在目标上，它由土地利用和空间安排扩展至城市社会、政治、经济、资源和环境各个方面；在内容上，它由城市研究、城市分析扩展至总体布局、工程技术、政策设计和社会过程。一项规划、一个项目，甚至一篇文章，由规划研究到规划方案，由理论到工程，方方面面，无所不包。由此可见，本身就跨学科、跨领域的城市规划无限外延和扩张的结果就是“无所不包，无所作为”，缺乏足够的科学性和指导作用。正如威尔达斯基和亚历山大批评城市规划时所指出的那样：“如果规划是无所不包，也许它一钱不值”(If planning is everything，may be it is nothing)③；“如果规划不是无所不包，也许它还有点用”(If planning is not everything，maybe it is something)④。这从一个侧面对城市规划学科的自律性和科学性提出了疑问，也指出了理论思维和工程思维混淆在一起所造成的恶果。

　　的确，在城市规划学科的发展历史上，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混淆不清，相互僭越，导致城市规划失误的例子相当普遍，尤其是在城市规划学科诞生的早期。如16世纪托马斯·摩尔的“乌托邦”(Utopia)、19世纪欧文的“新协和村”(Village of New Harmony)、傅立叶的“法朗吉”(Phalanges)、霍华德的“田园城市”(Garden City)及马塔的“带形城市”(Linear City)等。这些带有明显的用理论思维设计城市的方案，要么在实施过程中遭到失败，要么使原有的理论大打折扣，深受理论思维僭越工程设计之苦。至于霍华德的“田园城市”，其本意是提倡城乡融合，具有严密的理论推理和逻辑体系，但他详尽的城市方案却像个花园城市，以至于后人以为他要提倡的就是花园城市。由此可见，理论思维僭越工程设计会对城市规划的科学发展造成相当大的影响。

　　柯布西埃也是城市规划史上的一个典型例子。一方面，他对城市的发展充满着理想，以其超前的思想和认识提出了“光明城市”的理论，并且身体力行，通过昌迪加尔规划和在他思想影响下的巴西利亚规划部分实现了他的理想，尽管屡遭挫折，仍义无反顾，是典型的理论思维僭越工程设计的例子；另一方面，柯布西埃更是惯于以工程思维来建构规划理论的突出例子，在他的倡议下，“CIAM”提出的带有明显工程思维特征的“雅典宪章” 影响近现代城市规划近30年之久，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世界城市规划的发展，是工程思维僭越理论思维的典型例子。

3、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划界对城市规划学的启示

　　鉴于人文社会学科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相互僭越、相互混淆的现象，徐长福博士认为，应对两种思维方式进行划界：理论思维只用来解决理论的问题，工程思维只用来解决工程的问题，尽管两种思维方式可以相互借鉴、相互印证，但不可以相互僭越，即不可顺着理论思维来设计工程，也不可用工程思维来建构理论。我们认为，如果将这一观点应用在城市规划领域，可以产生相当积极的作用。

　　如按照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的划界，宏观上我们应当廓清城市规划学科所具有的两种思维类型，一是具有典型理论思维特征的城市理论和城市研究；二是具有典型工程思维特征的城市规划设计。城市理论和城市研究可以理解为是有关城市现象的理论体系，它既包括描述城市“本来怎样”的城市理论，也包括反映研究者某些价值取向的城市“应该怎样”的城市理想。至于城市规划设计，在这里可以理解为是依据不同的城市价值取向、设计条件、设计对象和设计目标进行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的过程，其主要内容是有关城市规划与设计的方法、技术和手段。至于平时我们所称的城市规划设计理论，实际上是方法的理论，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城市理论。

　　之所以要依据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的划界来区分城市理论和城市规划设计，是因为两者所依据的思维方式具有本质上的区别。首先，城市理论所依据的理论思维总体上具有虚体思维的特性，因为理论的目的是试图发现事物背后的相关属性及属性之间的逻辑关系，并用抽象概念建构起具有普遍性的观念体系。虽然理论的对象与客观实体有关，但理论本身却是认识能够反映客观实体的虚体，即“理”(或称规律)，这就是理论思维的虚体思维特征。其次，理论思维具有内部非价值性的客观性。虽然无论是理论思维还是工程思维，都受人的价值目的的支配，但不同的是，对理论思维来说，价值目的只能在外部支配思维活动，而不能在内部支配思维的程序内容，即思维什么取决于主体的目的、意图和欲望，但怎样把握对象的本来面目却与价值目的无关。因此，理论思维在内部程序内容上是排斥价值的。虽然事实上很难做到这一点，但不管怎样，理论思维越是在程序内容上非价值化，就越能实现自己认识虚体的价值目的。再次，理论思维具有逻辑连贯性。因为理论认识的虚体是事物本身属性之间的必然联系，这种联系要求一种逻辑化的操作程序与之匹配，如果缺乏这种逻辑化的操作，理论自不能成立。

　　将理论思维的这些特性映射到城市研究领域，可以为我们认识和建构正确的城市研究方法、形成科学的城市理论提供帮助。我们发现，在众多涉及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及形态学和规划学的城市理论中，尽管其研究层面、研究对象和研究视角各不相同，但真正具有“理论”价值的城市理论，都具有比较典型的理论思维特征，并且较少出现理论思维僭越工程思维的现象，如芒加哥学派的“人文生态学理论”、古典经济学的“中心地理论”、芒福德的“城市发展理论”、沙里宁的“城市生长理论”、凯文·林奇的“城市意象理论”等。这些理论因其揭示的大多是一定时间、一定地域内关于城市存在、城市发展、城市运动和变化的一些普遍规律，因而对我们正确地认识城市，从而有针对性地去规划城市具有客观的理论指导作用。

　　与城市理论和城市研究相比较，城市规划设计所依据的工程思维具有以下特性：①实体思维的特性，即它的目的是筹划理想性实体来满足价值主体的需要；②价值性，即它的内容必须以主体的价值意图为出发点和归宿；③非逻辑复合性，即对逻辑地发现的主、客体属性进行非逻辑的复合。

　　辨析城市规划设计所运用的工程思维特性，对于我们正确地认识城市规划实践，建构行之有效的城市规划设计方法具有重要意义：①因为工程思维的价值性，城市规划正确的价值观、城市理想、规划立场、基本精神显得特别重要。正确的价值观，即规划什么样的城市是城市规划的灵魂，是城市规划的前提和先决条件。例如，那些“形式主义”的规划，那些不符合当代城市社会生活需要的城市规划，不管其技术上多么先进合理，因其不符合使用者的价值需要而没有任何意义。②因为工程思维的非逻辑复合性，即个别性和具体性，城市规划应善于对各种纷繁的城市理论(包括国外的理论)进行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地选择和运用，而不是教条地照搬某种单一的城市理论或过时的原理，更不应该把某种城市理论直接用于某项规划设计之中。例如，凯文·林奇的“城市意象理论”只是告诉你城市意象要素组成的道理，而不是说仅仅可凭借这“五要素”就可以去规划设计城市(你还必须遵循其它许许多多的规划原理、规划条件和规划要求)。③因为工程思维的实体思维特性，即城市规划的最终目的是设计建造城市，去达成城市规划的具体目标。因此，概念规划也好，总体规划也好，在规划过程中规划师不应时时替自己的“概念”着想，替某种“理论”着想，而应当替人着想，为城市发展的目标服务。

　　对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特性的辨析，可以为我们正确认识和解决城市规划过程中所遇到的矛盾和问题提供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合理的解决途径。例如，城市规划的“纸上画画，墙上挂挂”现象，大部分是由城市规划的理论思维造成的，其特点是规划合“理”而不中用，它与市长和县长们工程思维的目的性不相适应(不是你的规划不好，而是我实施不了)。相反，规划的实施者们也并没有意识到城市规划尤其是总体规划在某种程度上不可避免地是一种理论思维，它建立在对城市未来的某种假设和推导之上，可想而知，它只能保证在理论上合理，而不能保证在工程实践中可行。因此，我们现在可以理解为什么某些国外城市的总体规划是一种粗线条的设想，而真正实施性的规划则另搞一套；也可以理解国家建设部为什么在总体规划编制的同时，要强调单独编制城市近期建设规划。因为从道理上讲，近期建设规划应是一种相对纯粹的工程思维。

　　从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的划界意义上看，作为理论思维的城市理论应当恪守理论的本份，不对理论体系的工程可行性妄加承诺，更不应受工程思维的影响。城市规划既是一种人文社会工程，又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因此，很多城市理论和城市研究在建构理论、形成体系之时，过多地受实践价值的干扰，不能保持理论的客观性，同时还过分放大个人理想在城市理论中的影响，使理论失去意义。考察当代城市规划领域的众多理论和研究，我们可以发现有两种突出的倾向：一种是“个人理想主义”倾向；一种是庸俗的“实用主义”倾向。它们钻城市理论“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的空子，大造假冒伪劣理论，造成真正城市理论的贫乏。另外，某些按照工程思维炮制出来的所谓城市理论，由于貌似可行，更具有很强的欺骗性和诱惑力。

　　从对两种思维特性的辨析，我们还可以看到，理论思维僭越工程设计的最终结局就是“乌托邦”工程。徐长福博士在论述“乌托邦”工程时指出，“乌托邦”工程有两种旨趣殊异的类型：一种可称为“此岸工程”，另一种可称为“彼岸工程”。前者一开始就打算在现实生活中加以实现，如某种理想城市模式和社会制度；后者则寄希望于来世，如各种“天堂”和“神话”。人们对“此岸工程”的需要是真实的，因此，从中得到的幻灭也是真实的；人们把“彼岸工程”当作理想象征，从中得到的慰藉也仅有象征的意义。

　　“乌托邦”工程曾在城市规划史上屡屡发生，甚至今天人们对城市规划的认识仍有“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之说。究其原因是我们认为“乌托邦”工程的失败主要在于“乌托邦”工程本身不够完善，而没有认识到这是由理论思维僭越工程设计造成的，以致于总是用新的“乌托邦”去批判和取代旧的“乌托邦”，造成“乌托邦”规划的恶性循环和不断发生。由此可见，正确认识和区分城市规划学科的理论思维和工程思维，避免两种思维的相互僭越，对今天城市规划的健康发展仍具有重要意义。


[注　释]

①本文引用徐长福《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两种思维方式的僭越与划界》一书中的理论与观点来分析城市规划学科中存在的思维误区。其中，文章的第一节主要引用了该书的理论和观点。
②A·泰勒著，谢随知，等译．柏拉图—生平及其著作[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
③威尔达斯基．城市·科学[M]．1973．
④亚历山大．城镇规划探讨[M]．1981．

[参考文献]
[1]徐长福．理论思维与工程思维—两种思维方式的僭越与划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2]柏拉图(Plato)著，John Llewelyn Davies，David James Vaughan译．理想国[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8．
[3]洪亮平．城市设计历程[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2．

作者简介：洪亮平,男,华中科技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授,城市规划系副主任,目前在英国伦敦大学(UCL)作访问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