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与意义——份有关城市空间的研究提纲

众所周知.当今城市存在着种种问题。从城市形态来看，下面两个问题表现得最为突出：
    
　　(1)城市缺乏人情味①，显得冷冰冰。这一问题与构成城市实体的建筑的“意义”( meaning )的丧失相联系。它关系到人对“目的”的本能追求。

　　(2)城市作为整体呈现出“无序”状态，城市的“定向”功能丧失。这一问题关系到人对“秩序”的本能追求。

　　“目的”和“秩序”是人类自古以来就一直追求着的，正如格拉肯(Clarence J. Glacken)所说:“在自然的概念、即使是神话性质的概念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追求目的和秩序，基本上，这些有关秩序的观念可能和人类活动的许多外表形式的秩序性和目的性是类似的:在大道上，在纵横交错的村镇街道中，甚至在弯曲的小巷里，在一个花园或一块牧场上，在一块住宅的设计和对其邻宅的关系上，都有它的秩序性和目的性”。(重点为本文所加)然而，今天的城市却在逐渐丧失“目的”和“秩序”这两个人类“最为引人注目的追求”。可以认为，这同人类对自身所追求的“意义”(目的)和世界的“秩序”被认识到何种程度有关。更进一步，它同当今科学的进展紧密联系。今天，科学把人类引向一个概率的世界(量子力学:海森堡测不准原理)、悖论的世界(数学:哥德尔定律)或者说是一个“混沌”的世界。这样一个世界同人类世世代代所迫求的“目的”和“秩序”是相悖的。就目的性而言，西方人心中的“上帝，随着尼采的一声高呼而“死亡”。不仅如此，到本世纪70-80年代，就连传播“上帝”福音的“作者”也被巴特(Roland Barthes)判处了“死刑”。建筑师(城市设计师)作为“作者”的一员尽管尚未“死亡”，但也处在强大的“民众参与”的洪流之中，大有被“淹没”的危险.同样，中国人心中的“皇帝”也随着清王朝的覆灭而消逝。新中国确立的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体制更是置封建皇权于死地。建筑师(城市设计师)从过去为封建帝王效力转而为人民大众服务。这是一种更为彻底的“民众参与”。由此看来，“目的性”应该是很明确的。但事实上，建筑师(城市设计师)对这一问题的认识需要有一个过程。

　　从秩序性来说，西方偏重于追求客观(科学)世界的秩序，而东方(中国)则更关注人文世界的秩序。在古代世界中，不论是“客观的”还是“人文的”秩序都有其精确、严格的表达方式。西方古典城市空间体现了经典城市空间所追求的严格客观秩序，(图2)而中国古典城市空间则呈现出中国礼制所追求的森严的人文秩序。(图3)今天，西方古代城市空间的“客观”秩序被打破了，中国古代城市空间的“人文”秩序同样一去不复返。东西方都在探索建立一个新的城市秩序。

　　城市是一个巨大的、极其复杂的整体。从城市实体出发解决城市的人情味、冷冰冰问题，即解决“意义”问题，是诸多建筑师(城市设计师)正在努力探索的。从本世纪60年代开始，美国的文丘里以及后来的后现代主义思潮进行了这方面的尝试。但这些尝试似乎过于忽视城市的“秩序性”。文丘里甚至崇尚“无序”，大有“唯恐城市不乱”之势.。在这种思想形响之下，建筑的“意义”问题的确有所解决，出现了所谓多意的、多喻的、双重译码的建筑，但城市则面临更加“无序”。另一方面，也有很多城市设计师从城市整体出发探讨城市空间的“秩序”。美国学者林奇(Kevin Lynch)提出的“城市意象”(the image of the city)一返过去的、貌似客观的学院派城市构图法则，引入市民的心理因素，开创了现代城市空间研究的先河。此外，罗西(Aldo Rossl)提出的城市空间的“加法法则”亦超越了古典城市空间的“对称法则”和现代城市空间的“均衡法则”。克莱尔史弟(Rorbert﹠Leon Krier)以及今天被引起重视的19世纪末建筑师西特(Camillo Sitte)等对古代欧洲城市广场空间的分析以类型学方法探索城市空间的秩序性，亦取得很大进展。但也有学者批评他们中的罗西所进行的尝试过于冷冰冰，视之为“法西斯建筑”。“秩序”的重建换来的是“意义”的继续丧失.“意义”和“秩序”似乎是不可调和的两极。挪威建筑师舒尔茨(Norberg Schulz)试图以“人的存在”为出发点来综合这两极。他“客观地”描述了当今建筑理论探索的脉络，认为以文丘里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针对的是现代建筑的“意义”丧失问题，而罗西倡导的新理性主义则关注现代主义建筑造成的城市“秩序”的丧失问题。其实，舒尔茨并不“客观”，他更倾向、更推崇文丘里的思想，认为“意义”问题是现代城市的主要矛盾。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两极化倾向呢?这是因为任何理论的提出都有其地域背景、历史背景。理论的提出者不可能超越这一点。如果从人类所处的不同地域、不同发展阶段来看，就很容易发现上述学者的出发点都建立在他们身处的具体环境之中。他们所提出的理论都是直接针对当时当地的具体矛盾的。以罗西为代表的新理性主义产生于欧洲大陆历史悠久的意大利。几千年历史的自然积淀使那里的建筑丰富多彩，极富人情味而又井然有序。用塔夫里的话说，建筑类型学和城市形态学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图4)千篇一律、冷冰冰，也就是说“意义”问题在欧洲古城中并未构成主要问题。相反，现代建筑在古城中“见缝插针”导致城市“秩序”逐渐丧失。对城市空间“秩序”的研究正是在这样的土壤中产生的。相比之下，美洲新大陆历史很短，不过二、三百年，城市的迅猛发展使历史的自调机制来不及发挥。在这样的城市中，“意义”和“秩序”问题表现得都很突出。林奇的方法偏重于解决“秩序”问题，而文丘里则着重于“意义”问题。以现代建筑为主体的城市使市民对城市的记忆变得因难，因为多数建筑是同时代的。因此，建筑的千篇一律现象使“意义”问题显得相对突出。这也是后现代建筑在美洲尤为盛行的原因。总起来看，欧洲大陆比较注重城市空间“秩序”的探索，美洲新大陆则相对关注城市实体“意义”的寻觅。

　　那么，中国城市的情形如何呢?

　　二

　　如上所述，西方理论是建立在自身的立场上的，它当然没有、也不可能考虑到中国的情况。从“意义”方面看，中国如同欧洲大陆一样具有悠久的历史，历史沉积长达5000年，尤其是近100多年的变化使今天的中国城市建筑千姿百态。如果中国古代城市建筑有千篇一律的倾向，那么今天则不存在这一问题。人口众多是中国城市的又一大特色。城市人口的急剧爆炸使城市中的每一个角落都拥挤不堪，充满“人情味”。古今连续，新旧共存的城市建筑使“意义”问题无从谈起。中国城市的市民至少到今天仍然处在一个充满意义的城市之中.另一方面，现代建筑在中国城市的逐渐漫延导致城市的“秩序”趋向“无序”。事实上，今天中国的城市空间已经呈现出“无序”状态。以北京为例，明清北京城被称为人类历史上城市建设的无比杰作。更进一步可以认为，古代工匠创造的、无与伦比的城市空间“秩序”是杰作的杰作。正是这种“秩序”满足了当时社会生活的需求。但是，这种“秩序”建立在城市建筑的“千篇一律”基础之上.进一百年以来，尤其是49年以后，北京城市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城市建筑变得丰富多彩、富于人情味，但同时城市“秩序”亦开始走向无序。50年代搞的北京十大建筑是建立新的城市秩序的尝试。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尤其是79年以来的大规模建设使本来很弱的“秩序”淹没于无序之中.(图5)今天的北京城急需探索一种适合时代需要的新的城市空间“秩序”。中国城市当前面临的状况类似于欧洲大陆的城市，但中国城市的“秩序”与欧洲城市的“秩序”，过去不同，今天不同，将来也不同。例如，西特和克莱尔兄弟对城市空间的探索集中于城市广场，因为传统的欧洲城市空间是以广场为主体的，而对于中国传统城市的空间，广场却不占主导地位，甚至可以认为中国古代城市空间中根本没有广场这种类型。西方诸理论的出发点是显而易见的。同样，林奇的“城市意象”中的五要素(道路、结点、区域、边沿和地标)也不能完全解释中国古代城市乃至现代城市的空间“秩序”。⑧舒尔茨提出的“场所”理论也是站在西方立场上的。⑨

　　中国城市遵循着自身独特的规律，套用西方理论是行不通的。先辈粱思成、刘敦桢等学者从中国现实境况出发对中国古代建筑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解决了中国古代建筑“是什么”的问题。张光直、杨鸿勋等学者从考古角度论证了中国古建筑的起源。李允鉌的研究则涉及中国古代建筑的设计原理，试图回答中国古代建筑“为什么”如此的问题。但从城市角度来看，上述研究注重城市实体，即建筑物，多以分析方法将城市整体分解为单棟建筑物，进而对建筑物进行解剖，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物质构成.当然，上述研究亦涉及建筑物群体、城市整体，但大都阐述得较为概括.因此，作为整体的城市，其“意义”和“秩序”并未从根本上予以揭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