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城市广场更亲民
广场是一个从西方引进的概念。欧洲的城市广场一直是市民户外活动、聚会、打探消息、议论时政的场所，也是重大庆典和集市贸易的发生地。而在古代中国，老百姓的户外活动空间则主要集中在集市、庙会、街巷、市井……
受惠于近年经济腾飞，眼下中国城市不管沿海还是内陆，大到千万人口都市，小到几千人的集镇，形形色色的“广场”一夜开花——规模一个比一个大，名称一个比一个响。但这些名义上的“公共空间”却并没有与市民日常活动紧密融合，在有些地方甚至成了炫耀政绩的“形象工程”。
那么西方城市的广场，在其作为“公共空间”的功能上，与国内有何差别呢？
人性化的尺度
与中国广场普遍巨大相比，西方城市广场多数面积不大，延续了中世纪时期欧洲庄园和城堡的特点。那时城市规模小，人口密度低，也没汽车，都是牛车马车，道路一般在8米宽左右。后来随着资本主义发展，集市广场出现了前场后店的手工作坊，广场规模相应扩大，职能以生活为主，集市广场成为市民娱乐休闲的场所。
现在，欧洲广场大多以邻里为设计核心。也就是说，即便在狭小的居住社区，都有一个邻里中心，这个中心也许是小型广场，也许是某街区商业中心前的空地。在房地产开发中，考虑城市人口的密度和居民对公共空间的需求，设计中主动在楼群间留出空地，称为“Plaza”(广场)。比如纽约市洛克菲勒中心，周围是大公司办公楼和购物中心，可谓寸土寸金。不过根据纽约市规划条例，在建造摩天大楼的同时，必须根据建筑物的高度给市民留出“公共空间”。也就是说，你的楼建得越高，门前留给市民的空间就越大。
西方城市广场为创造良好的户外空间，停车场和垃圾站尽量不面向马路，而是设在建筑背后，通常有小巷相连。商业中心门前空地，是特意为居民留出的空间，或喷泉、或雕塑，周围设立椅子供居民歇息聊天，他们提供会面、健身、文化、娱乐活动的场所。
而中国一些城市的广场，却出现了许多非人性化的现象：广场四周车水马龙，进入广场的街道越建越宽，广场的绿化越来越少——动辄10万平方米的广场看不到一棵树，只剩下大面积的硬质铺装或草坪。这么做气派是气派了，但其结果是让真正使用它的市民产生距离感和疏离感。尤其到了夏天，广场由于缺少高大乔木，市民更不可能在曝晒下进入其中，难以发挥其休闲、观赏、游戏、健身的功能。
中国的不少商业中心也有“广场”，但满眼望去，各家门前空地都成了私家停车场，市民不要说歇息、就是走路穿行都很困难。还有的商家占地为营，没在此地消费的市民根本不让逗留，这显然也不符合广场的“公共空间”特性。
充盈的市民生活
宜居城市的标准之一是市民生活是否闲适。具体反映到城市广场上，就是看是否有充盈的市民活动。
在西方城市广场，按照过去传统的遗留，或多或少保留有中世纪来就存在的市民生活细节。比方说，罗马的“鲜花广场”(就是当年布鲁诺因为反对“地心说”被教会烧死的那个广场)，现在仍然是市民购买鲜花的场所。
在寸土寸金的纽约市，即便最热闹的中城地区，在周末时，市政府也会在专门路段封闭车辆进入，组织“街市”(Street ?Fair)，让附近居民有购买时蔬水果、自由交往的邻里空间。
也许有人会问，西方城市没有超市吗？有超市为什么还要设街市？答案是：城市管理者充分考虑到市民尊重自然、回归自然的生理需求，留有适当空间让市民从事室外交易。
西方广场有别于中国广场的另一个特征是广场周围普设咖啡座、啤酒座供市民歇息聊天。我在德国的邻居是位90岁的老太太，她每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梳妆打扮，叫辆出租车，隆重地去小镇广场喝咖啡。开始我觉得奇怪，这喝咖啡的代价是不是太高了？后来发现西方步入老龄社会，子女不在身边，去广场喝咖啡成为许多老人固定的社会活动，在那里他们能够找到情感寄托，摆脱独处带来的疏离感。
广场的最高境界
欧洲广场的概念来自古希腊，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哲学殿堂其实就设立在广场上，那是他发表政治思想的地方。古希腊广场的用途很大，政府向老百姓颁布政策、告示，都在广场上进行，市民有任何要求或者自由集会，都可在广场上进行。于是市民社会，也叫做“公民社会”就这样形成了。
后来广场的“公民文化”传统传到了罗马，传到法国，传到了整个欧洲和西方世界。按照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哈贝马斯的说法，广场作为公共空间的涵义是指“政治权力之外，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他强调，在公共空间内，公民间的交往是以阅读为中介、以交流为中心、以公共事务为话题的“公共交往”。显然，国内的广场功能距离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还有相当距离。
所以，对于中国城市管理者而言，当下应该不再是强调城市有多少标志性建筑和体面的广场，而是看看这些标志性建筑和广场究竟有多少“亲民度”？究竟有多少为民所用的时候？
谢方
北京社会科学院学者，自2005年来数度行走奥、捷、匈、意、德、比、卢、荷、西、法、英、波兰等国，近年定居德国波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