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道规划研究进展与展望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西方国家广泛开展的绿道规划运动[1]，对改善城市与区域生态环境、保护文化遗产与资源、提供游憩空间等发挥了极大作用。然而文献检索发现，国内针对绿道规划方面的研究仍然偏少，仅有刘滨谊等[2]、贾俊等[3]分别对美国及英国所开展的绿道研究进行了报道。因此，有必要对国际绿道规划成果进行总结，这对推动绿道规划在我国的进一步发展大有裨益。
1 绿道规划思想起源
西方国家绿道规划思想开始于16 世纪[4]，然而在中国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1 000 多年的周代[5]。从世界四大文明发祥地的诞生与发展可见，人类文明的形成与发展同流域发展结下不解之缘。以古老的中华民族文化为例，早在夏代（公元前2070- 公元前1600 年），禹进行治水，改善农牧业生产条件，形成了古代城镇沿河流布局建设的思想。此时的河流主要承担方便生产生活、提供交通运输的作用。进入周代（公元前1046- 公元前221 年），在城市布局与筑城思想方面，已能采取顺应自然条件，充分利用山体、自然河道建造城墙与城壕[6]，并且颁布了沿城壕外围必须植树造林的第一部法律[5]。到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 公元前476 年），著名思想家管子已认识到沿河岸造林能加固土壤，防止洪水侵袭[5]。从隋代（581- 618 年）沿京杭大运河种植大量的柳树，到宋代沿杭州钱塘江河岸种植了10 多排树木，这些都可作为中国历史上所开展的大规模、有目的的绿道建设项目。在思想理念方面，沈括通过对1038- 1040年间发生的洪水灾害进行研究表明，当人们砍伐先辈种植的树木后，洪水就会侵袭广大的粮田与人类生活驻地[5]。这些实例充分说明，人们当时已认识到沿河分布的绿道在防止洪水侵袭方面的功能与作用。值得一提的是，自秦代开始（公元前221 年），至明代正德年间（1518年），在川西古蜀道上先后开展了8 次大规模的行道树种植与维护，形成了现今随着古栈道、驿道延伸，林木茂盛的林荫古道，即举世闻名的剑门蜀道“翠云廊”[7]，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古老、保存最完好的古代绿道。
中世纪以来，随着西方国家经济繁荣，绿道规划研究重点区域已从古老的中国转向西方。人们提出了“理想城市”建设模式，形成了轴线干道加规则广场的城市建设范式。如法国巴黎在此时期沿塞纳河建设的林荫大道[6]，即是早期西方国家所建设绿道的典型实例。19 世纪中期，奥姆斯特德（F. Olms ted）等在美国波士顿地区规划了一条呈带状分布的城市公园系统，即通过林荫大道将城市公园联系起来，就像一条祖母绿翡翠项链环绕在城市周围[2]。这是西方国家所公认的第一条真正意义上的绿道（比我国的翠云廊大约晚近2 000 年）。19 世纪末，霍华德提出“田园城市”建设模式，其核心思想就是通过在城市外围设置连续完整的绿带与放射状的绿楔，将城市与自然环境有机联系起来，以降低工业革命对人们生活环境的影响。由此可见，早期绿道规划呈现围绕着沿河流、道路等线状分布的特征，功能上体现了其连通性与审美游憩价值，在生态价值方面仅限于为人们提供接近自然风景的机会。
2 研究重心的转变
2.1 近今绿道规划研究内容拓展
20 世纪80 年代以来，绿道规划研究内容与方法发生了明显变化，人们更关心绿道规划的综合功能[8、9]，力求解决城市自然和文化公园较少考虑野生动植物物种生存需要的状况[10]。研究表明，现代绿道规划具有新的功能[8]，如野生动植物的保护；洪水控制；水质保护；教育；作为城市的绿色基础设施；满足人们娱乐和心理的需求。正是因为具有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特殊作用，绿道规划在城市规划建设中呈现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11]。同时，美国著名的风景园林规划师法布士(Fábos )等人对推动全球绿道规划的开展作出了巨大贡献[1]。在法布士等学者的倡导下，国际著名期刊《风景和城市规划》先后以绿道为专题出版了3 本特辑，足见对该研究的重视程度。值得一提的是，法布士所领导的美国马萨诸塞大学风景园林及绿道规划研究组采用其创立的大城市区域风景规划评价模型（METLAND），采用“五步程序”设计方法，对前人完成的新英格兰绿道规划进行评价[2]，完成了新英格兰州间绿道概念规划，促进了全美绿道规划发展。
2.2 影响程度的扩大
20 世纪90 年代初，绿道规划研究还仅局限于西方少数几个国家[1]。但近年来，绿道规划已在世界各地广泛展开。组织管理方面，美国、加拿大、英国、意大利等国家分别成立了绿道协会[12]，推动了绿道规划与建设的深入。学术交流方面，自1992 年秋在美国马萨诸塞组织的第一次绿道规划会议[1]和1998 年在美国举办的第一届有关游步道与绿道的国际会议[2]以来，意大利也于1998 年，由风景园林教授组织了以绿道为主题的讲座与研讨；2000 年在法国里尔召开绿道规划建设观摩会，有200 多名专家、绿道项目经理和代表参加了会议[12]；2001 年葡萄牙也组织了国际绿道研讨会，有来自欧洲和美国的学者参加；2002 年9 月，欧洲风景园林教育联合会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召开会议，会议中近半数学者议题讨论绿道及其相关的规划问题。值得一提的是，国际风景园林师联合会（IFLA）于2001 年在新加坡召开了第38 届大会，其中两个主题报告及15 位学者的报告讨论绿道或与绿道相关的议题。研究地域上，除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家开展了系统的绿道规划外，近年来，意大利[12]、德国[13]、法国[14]、葡萄牙[15]、保加利亚[16]、爱沙尼亚[17]、澳大利亚[18]、新西兰[19]、巴西[20]、埃及[21]、日本[22]、新加坡[23]等国家与地区均不同程度地开展了绿道规划研究，中国在此阶段也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实际工作[5]，1982 年我国公布第一批国家风景名胜区时就列入了剑门蜀道、长江三峡、新安江富春江这类自然文化遗产廊道。由此可见，绿道规划已成为国际研究热点领域。
3 绿道概念与分类
3.1 绿道术语
绿道规划的另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广泛开展了绿道概念的讨论。绿道概念起源于绿线概念、蓝线概念[4]，以及随后霍华德提出的绿带概念。而绿道这个词最早较完整地出现在美国政府户外活动管理委员会对人们未来生活方式描述的文献中，认为未来的户外风景应是一幅由“绿道”网络所组成的生动的画卷，人们能够方便到达居住地周围的开敞空间，绿道将城乡空间有机地联系起来，就像一个巨大的循环系统通过城市和乡村[1]。这是对绿道的形态与功能首次较系统的描述。
由于地理环境、经济文化差异、社会和城市发展不同，导致不同国家与地区对绿道概念与术语的描述也表现出极大差异[12]，但这些名称术语包含着形状与功能两大要素。形状上，可分为线状和面状；功能上，包含着生态、环境与多功能特性。由于这两个要素的不同组合，形成了不同的名称术语。如在荷兰和爱沙尼亚称为生态网络[17、24]；在荷兰也有学者将其称为生态基础设施；在菲律宾称为生物多样性廊道[25]；在保加利亚[26]被称为绿地系统；在新加坡被称为公园连通道[23]。不过，法布士等人倡导开展的绿道规划已逐步被大家所接受，绿道术语的运用有望走向国际的统一。
3.2 绿道概念
早期绿道概念是指呈廊道状私有和公有的娱乐用地和水域，能让人们方便地从生活居住区域通往开敞空间，或者将城市和农村紧密联系起来的通道[27]；是为社区提供生态、娱乐和文化价值的各风景要素所组成的网络系统[28]。城市环境规划者认为绿道是使地区更绿、更健康和更适居的场所[29]。意大利绿道协会认为，绿道是限制机动车进入环境友好的通道系统，其将城市和广大农村地区的风景资源与人们生活活动中心连接起来[12]。并且人们更强调绿道所包含的潜在的生态学原理和过程、社会和生态功能间相互作用、超越地域行政边界和管理权限的生态网络的潜力[24]。还有学者认为，绿道是保持地区生物多样性、降低栖息地破碎化的重要措施，是具有不同宽度的、连成网络状的走廊系统[1]。因此可以说，绿道概念的形成与发展是公众对环境与文化价值提升的结晶[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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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人们普遍接受埃亨(Ahern)提出的绿道概念[9]，认为绿道是经规划、设计、管理的线状网络用地系统，具有生态、娱乐、文化、审美等多种功能，是一种可持续性的土地利用方式。认为该概念包含了5 层含义：具有线状的外形轮廓；具有连通性；拥有多功能性；满足可持续发展战略要求；尤为重要的是，绿道规划是其他非线状风景园林规划的重要补充，通过连接其他非线状重要风景园林系统形成综合性整体，达到保护的目的，而不是取代其他规划。
3.3 绿道的分类
莱托(Little)从用途和尺度角度进行分类[1]，分为城市河岸绿道、娱乐绿道、自然绿道、历史风景绿道、综合网络状绿道5 种类型。法布士认为绿道可分3 种类型[1]：具有生态意义的走廊和自然系统的绿道；娱乐性的绿道；具有历史遗产和文化价值的绿道。埃亨(Ahern)认为[9]，按照面积尺度的大小，可分为市区级绿道（1~100km2）、市域级绿道（100~10 000km2）、省级绿道（10 000~100 000km2）、区域级绿道（〉100 000km2）4 种类型；按照绿道的功能作用可分为生物多样性绿道、水资源保护绿道、休闲娱乐绿道、历史文化资源保护绿道4 种类型。俞孔坚教授从历史分析和自上而下规划方法角度，对中国的绿道规划发展与演变历史进行了系统总结。他认为按照绿道的形式与功能，中国存在着3 种类型的绿道，即沿着河道或水域边界分布的滨河绿道；公园道路绿道或具有交通功能的道路绿道；沿田园边界分布的田园绿道[5]。
4 绿道效应日趋显著
绿道具有生态、环境、教育和健身功能，并且还具有表达功能[30]。绿道价值通常可用内在价值和外在价值来度量[11]。内在价值包括自然资源、环境质量和审美价值；外在价值包括人类利用、可达性、市场需求、土地利用；同时，物种灭绝危险程度也是反映绿道价值的重要参数。针对绿道效应分析，人们主要围绕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的建立开展了大量探索性研究。并且，有学者探索采用景观结构指数开展绿道价值的评价[31]；也有学者从生命的、非生命的和文化的角度对与环境敏感区风景园林资源相关的生态价值进行评价[28]，并以此评价结果作为绿道规划的依据；还有学者探索运用GIS 空间分析和图层叠加技术，结合可持续分析方法开展绿道效应评价[32]。从景观生态学、保护生态学来看，斑块破碎化往往对景观的空间格局产生负面影响，而各斑块的整合是排除破碎化影响的重要途径。通过绿道建设，能实现景观从破碎化走向综合化。因此，绿道在满足城市功能，促进不同景观单元之间的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的交流，改善住区生活质量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研究结果显示，绿道不仅可为动物迁移提供栖息地[33]，还能促进城市地区生物多样性提高。当通过绿道网络体系将环境敏感区相互连接时，可大大提高住区的生态、娱乐和文化价值[28]。米勒(Miller)等的研究结果还表明[32]，尽管还没有证据显示城市绿道对植物和无脊椎动物进行扩散与迁移的作用，但是可以证实有大量的中小型哺乳类动物通过绿道进行扩散与迁移。
随着研究的深入，人们发现绿道的宽度、绿道的植被覆盖程度以及临近区域的土地利用状况等，将直接影响着对变化敏感的种群分布情况。如辛克莱(Sinclair)等研究结果显示[34]，绿道的宽度及植被盖度等将对种群的分布产生影响。随着绿道的宽度减小，哺乳动物的数量将大大减少，但与周围地区土地利用方式的关系不密切；也有学者认为，随着绿道周围建筑密度的降低，哺乳动物的数量将增加。并且，绿道邻近地区栖息地的结构、植被盖度和人行道的数量等都将影响哺乳动物的数量与分布。再如，通过空间分布模型模拟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绿道功能的结果显示，当景观完整性增加时，城市野生动植物栖息地得到加强，野生动植物生存空间与机会将增加[35]。绿道功能与鸟类种群数量分布关系结果显示，鸟类的数量随着树木的密度变化而变化，在绿化好的绿道中，鸟的种群密度将增加[36]，并且，绿道所采用的绿化布置形式及周围建筑密度等，都会直接影响到小型哺乳动物及鸟类生存[34]。
绿道还具有较高的环境价值[11]。对炼油厂周围绿道3 年的观察研究表明[37]，绿道吸收空气中的粉尘率达到63% ，噪声降低率达到67%。在社会学和文化景观方面[38]，绿道能缓解人们的精神压力，并能充分展现一个地区的文化历史，增加相关设施的经济使用价值，带来周边邻近地区房产价值，同时，还能产生巨大的社会效益[39]。在娱乐功能方面，能为周围地区市民提供良好的步行、骑自行车锻炼的活动
空间与场所[16]。
5 绿道规划与建设管理
传统的道路网络除了其重要的经济和社会价值外，还存在着对生态环境、景观的负面影响[19]。因此，在绿道规划建设中，连通性是关键，形成网络是目的[12]，人们通常首先需要考虑绿道延伸的长度和连通性[40]。但是，从娱乐角度而言，其他因素也是创造理想绿道的重要参数。如绿道相对于人们住地的区位是决定着人民使用绿道的方式、频度的重要因素[41]。绿道规划在内容上，包括风景资源、现存的绿色通道和历史通道网络的分析；绿道各组成要素评价；综合评价；绿道规划的确定4 个方面[12]。
在调查方法与数据获取方面，通过电话或面对面的深入访谈[20]，是快速获取相关定性分析数据理想的方法，特别是针对关键人物的访谈，效果更加明显[42]。需要注意的是，不同尺度与层次的绿道规划的侧重点往往存在着一定差异。在技术方法上，普卡拉(Pukkala)等在构建宜人指数基础上，运用决策分析、GIS 分析、数字化模拟等方法，探索性地开展城市绿道规划研究[43]。在绿道建设中，需要借助于公众的广泛参与[44]，共同确定规划目标与决策，并达成共识；完善立法与管理制度；制订规划策略。绿道规划实例显示，对于跨越不同行政区域的、多管辖权限的绿道建设与管理，面临着政府间的协调，区域统筹，资金，共识4 方面的问题。具体的解决方法是从合作开发，建设目标，公众参与，区域协调4 个方面进行解决[42]。如美国的联邦政府及州政府在绿道建设管理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这些管理措施往往在不同层次与尺度上的表现形式与管理方法不一样，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并且，不同国家与地区的绿道规划与管理的执行存在一定的差异[20]。因此，绿道规划是由风景园林师、城市规划师、环境保护学家、政府决策者、公众共同参与完成的，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6 绿道规划的展望
然而，关于绿道规划也有不同学者提出质疑。如绿道作为野生动植物廊道的作用并没有得到广大规划学家和生态学家的共识。具体表现在：(1)许多种群沿不同绿地的扩散并不需要廊道；(2)没有证据显示预计的种群将会利用此廊道进行迁徙；(3)廊道会方便外来入侵种群的侵入[9]。因此认为并不需要设置满足生态与野生动植物迁移和栖息的绿道。实际上这也是保护生态学中长期讨论的“是保护单个大的，还是多个小的”（SLOSS） 斑块或生态系统的问题。同时还认为，使用廊道，将导致更大范围内另一个极端[9]。实际上这也说明迫切需要深化已有研究成果，从理论及其机理研究方面推进绿道规划深入。
其次，绿道规划设计中，由于视线的通透性与灯光的使用不当将会产生潜在的不安全因素，特别是对妇女、儿童、老人和身体残疾者的使用产生潜在的不安全因素[45]。例如，1965年日本横滨规划建设的绿道，主要考虑步行和自行车的游憩通道，当时密集种植的幼小树木主要考虑绿化的需要，但经历30 多年的生长已成茂密的林木，这些区域有可能成为犯罪易发区域[44]。因此，开展绿道安全研究，杜绝潜在的安全隐患，应是今后一段时期绿道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
绿道规划在短期内已在全球迅速展开，充分显示出其在解决人类生存环境等重大问题中的重要作用，具有强大的生命力。但是，由于绿道规划研究成果在我国还未引起学界及政府的广泛重视。因此，笔者认为，首先应加强对绿道规划的广泛宣传，将我国目前重视园林绿化数量建设、生产性建设和美化功能建设转变到绿道网络体系建设上来；其次，国家进一步加大对绿道规划理论与实践研究资助力度，充分利用我国悠久的历史文化资源与丰富的自然风景资源优势，结合国家层面的长江、黄河、京杭大运河、丝绸之路等自然文化遗产绿色廊道典型范例建设与示范，构建全国的绿道网络体系，提高我国绿道规划研究与建设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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