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居住空间的分化、排斥与整合——以南京市东山新区为例

近年来，在城市化与居住郊区化的进程中，居住社区的分化现象日益凸显。目前国内学术界已有学者开始从空间角度切入分析居住空间分化与社会排斥等问题。本研究认为不仅应将居住空间分化看作分析居住社区的社会排斥问题的现实背景，而且应将空间作为对此问题进行探析的必要视角，进而将居住社区排斥问题嵌入在居住空间分化的框架内，以获取对居住空间分化与排斥问题的空间与社会层面的双向解释。为此，必须将空间一社会视为辩证统一的过程，社会关系既形成并铭刻于空间，同时又受到空间关系的制约。沿此思路，本研究力图通过理论与实证研究，探讨社会排斥的空间向度与空间策略并提出居住空间整合的若干建议。

　　一  社会排斥的空间向度

　　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排斥概念起源于20世纪60—70年代的法国。目前该概念已经成为分析社会关系的有效工具而被越来越多的学者采用。虽然至今仍未形成关于社会排斥的统一定义，“但它意味着这样一个过程：个人或群体被全部地或部分地排除在充分的社会参与之外。”显然，社会排斥往往是社会强势群体对弱势群体进行拒绝与隔离的过程和结果，因而有学者提出，社会排斥研究主要围绕社会弱势群体如何受到主流社会的排挤而日益成为孤独、无援的群体，并且这种状况如何通过社会的“再造”而累积和传递等问题展开。国外学术界针对社会排斥问题采取两种主要研究路径，一种是“社会一社会式”研究取向，探讨社会弱势群体如何在劳动力市场以及社会保障系统中遭到排斥，另一种是“空间一社会式”研究取向，将空间研究看作探析社会关系的一个基本向度，从空间角度切入来研究社会排斥问题。这种取向始于20世纪初期齐美尔率先将空间视角引入社会学领域的探试性研究。 R·帕克、E·伯吉斯、R·麦肯齐等学者将齐美尔的空间社会学思想直接贯穿到芝加哥（古典）城市社会学的研究之中，描述和阐释了在美国城市变迁进程中社会弱势群体及其居住社区在空间区位上的被排斥与接替的生态过程。然而，20世纪50年代，试图取代芝加哥城市学派的新正统生态学派再次将空间贬低到次要地位，空间研究进展缓慢。到了20世纪70—80年代，西方地理学界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形成了一次较大规模的交流与辩论，其中以城市空间政治经济学派的创始人列斐伏尔为代表的一批学者着手将空间研究意识形态化，对空间与社会的关系进行理论梳理和重新定位，从而由空间排斥到社会排斥的内在逻辑得以进一步明确：空间及其组织形态承载了各种社会关系与社会活动，空间的分化及排斥是社会关系运作的产物，在社会结构与空间结构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对应关系。

　　同时，在理论层面确立的逻辑关系被许多实证研究加以证实和深化。罗维斯和斯科特从具体问题出发探讨了空间与社会的关系，在这些具有实证精神的空间政治经济学者看来，空间过程与社会组织之间不可分离地交织在一起，社会经济问题完全可以被放到空间过程与空间肌理之中进行考察。W·威尔森的研究发现，由于中产阶层的迁出，使得集中在美国大城市旧城区的大量失业者和穷人缺少与就业者的联系，造成社会分割或社会孤立。这种社会分割和孤立现象不仅体现在个人层面，也体现在地方社区层面。由于失业者和穷人的集中，且与主流社会脱离，使得整个地方社区也逐步衰败，形成空间排斥，这种空间排斥反过来又加剧了个人层面上的社会排斥。比如，居住于被排斥社区中的个人，无论个人的特征如何，都会遭受“地方歧视”。

　　国外相关研究表明，空间向度可以作为分析社会排斥问题的一个有效路径。正如S·梅西（Massey）明确指出的，空间分化是社会排斥的重要原因。然而，目前国内学术界对社会排斥的空间研究仍相对滞后，有待作出更多的学术尝试。

　　二  社会排斥的空间策略：空间可及性及其控制

　　通过上述讨论可以发现，社会排斥作为一种社会关系运作和社会结构变迁过程必然不断地刻划并生成着相应的空间轨迹与空间结构，这种空间化实践导致空间的日益分化。S.罗勃（Rob）认为，微观个体的空间选择行为导致宏观社会行为的空间定向趋势，就其结果来看，空间化实践体现四种策略：边界策略、门户策略、重心策略和分化策略。边界策略指社会活动所涉及或许可的空间范围。门户策略则指社会活动往往受到社会的一定的“空间门户”的控制，也就是说，有些活动得到允许，社会对其“开放门户”，对其采取接受和包容的态度；有些活动被禁止，社会则对其“关闭门户”，对其采取拒绝与排斥的态度，使其难以获得存在的空间。重心策略是指中心和边缘的空间分化策略，一种社会活动和社会现象得到较多的资源支持，就能获得更多的生存空间，在空间分配中就处于优先和中心地位。分化策略是指空间性质和功能分区，如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分化，这是人类社会活动分化、深化的表现。总之，任何社会活动在一定意义上都表现为空间化实践，而空间化实践赋予人的活动、关系和社会过程以一定的空间秩序、关系和结构。

　　不论何种空间分化策略，实质均可以归结为对空间的可及性控制。从社会学角度分析，可及性表示针对某空间（包括空间里的人与活动以及物质环境等）或资源的接触、参与和获取的难易程度。K·林奇根据怎样可达和为谁服务对可及性进行了分类，最基本的可及性是与他人交往的可及性。其次是对各种活动的可及性，即参加各种活动的机会多少。再次是资源可及性，例如食物、能源、景观等。接下来是空间可及性，如进入某个社区和公共空间是否受欢迎等。最后是信息可及性，在今天的城市中，信息的可及性已经成为人们的一个主要的需求。

　　空间及资源的可及性并不是平均分配的，它表明的是一种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从完全排斥到完全包容存在着程度上的差异。在它所表达的地理空间关系中实际上反映了各种社会关系。人马达尼普尔在将欧洲城市的社会排斥与空间因素联系起来考察时发现，空间排斥可以成为一种可操作的机制和一种针对空间、活动、资源和信息的可及性进行控制的制度化形式。个人行为以及法治的、政治的和文化结构都极大地依赖这种可操作机制并持续地再生产它。那么，如何控制空间的可及性？马达尼普尔提出了物质控制、社会一制度控制与符号一心理控制等三种方式：

　　——物质控制。利用来自自然或人工环境因素的空间的物理组织，被社会性地或符号化地用来形成可见的和严格的限制附加到我们的空间实践中去。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地形学对差异与隔离的构成作用，例如对于古代的希腊人和美索布达米亚人来说，山顶是诸神所在的地方。现代社会中，山顶有时也成为有钱有势者居住的地方。

　　——社会-制度控制。包括从法律上禁止进入某些空间到沿着公认的界线设立障碍等。

　　——符号-心理控制。存在着一种心理空间，我们对空间的意识，它是由符码和符号来进行管理和操控的，它通过直接的警告和更为微妙的威慑来阻止我们进入某些空间之中。

　　现实中，这三种控制方式往往紧密结合在一起。以社区门禁系统为例，社区人口大门的设置即属于一种典型的物质控制方式，而人口控制是建立在社区开发者经过法律允许而获得的土地使用权范围的基础上，同时也是对其拥有的使用权的空间确认。而空间人口，包括管理人口的门卫等都可能让有些人望而却步，带给人们不同的感觉（如受不受欢迎等），形成对空间可及性的符号控制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