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发中国——一部控制与失控的历史

研究中国必须要研究其控制方式。历史上极难再找到另一种文明像中国这样，在几千年中如此事无巨细地讲究控制；这种控制不仅是政策和意识形态的，同时也是物质化和空间化的：从城市规划的宏观规则，建造营造的中观法式，到生活用品的无数微观细节。在一个完整的传统中国社会原型中，控制几乎无所不在；在这一背景下，对“自发中国”的探讨便不可能局限于“自发”本身，而成为与这两种力量博弈相关的辨证法：如果把其中一种力量看作是另一种力量的反作用力，那么无数散点和琐屑的反作用力也就构成了作用力的镜像；通过这种从边缘向中心的求证，我们了解到的不仅是一种自动发生的机制，更重要的是这种机制以怎样的方式、发生在一种怎样的控制性语境之中；如果这种控制构成的是中国的一个面，自发如何构成它的另一个面？

770 B.C. - 206B.C. [秦vs.齐]
中央集权与古代资本主义

　　中华文明是一种早熟的文明，它极早地对系统及其变化之道形成了一套宏观而完整的理论，并且在它第一次完成大一统之前的“战国”时期形成了其原生文明，其宏观性使之在哲学上体现为“万物同源”，在政治上则体现为“中央集权”；它逐渐在“百花齐放”式的思想碰撞与诸侯国之间残酷的战争与兼并中过滤出来，成为主流的治国体制，并令中国在之后的实践方面几乎无法脱离这一框架。

　　在这场战争之中，位于中原东部（今山东半岛）的齐国给出了与之后大一统时期的“法制”或“礼制”不同的另一种可能。由于毗邻海洋，齐国通过“渔盐之利”形成了庞大发达的跨域性的商业网和市场经济，并成长出一批古代中国最大的商人和资本家。这种机制截然不同于同时期的其它诸侯国，尤其是以强权苛政和军国主义为主导、并日后一统天下的秦国，齐国不重周礼、性情解放、积极介入市场，在别国依然为土地兼并而鏖战之时，它发动的却是经济战争，最顶层的大资本家通过和国家政权的结合将天下市场尽数垄断。尽管仍是由政府主导的市场，它在经济上的相对自由使齐国的城市格局较其它“重农抑商”的诸侯国更为自发和外向，并更能适应市场气候、城市人口和规模的变化。

　　齐国因为其类似国家资本主义的策略而一度成为春秋列强中的首霸。齐与秦的竞争，实质上是以黄金/金融为本位的资本主义和以土地为本位的封建主义之间的竞争，也是适当分权自治和高度中央集权两种治国程序之间的竞争，这另一种可能在大一统之后嘎然而止。前者没有成为主流文明，这令那些喜好假设的历史学家唏嘘不已；但某种程度上，前者也许注定不能成为中国历史的主程序，它本质上的自发性——经济上的放任自由，使土地和社会财富自动汇聚到少数人手中，并由此导致社会的两极分化，这在一个缺乏全球化契约约束的古代大国始终是危险的；同时，市场经济给社会带来的活力和创造力又是统治者需要的，由此，中国历史在对待自由市场的态度方面呈现出一个微妙的循环：放任-抑制-再放任-再抑制，但前提必须是大一统。这反映了中国古代哲学的一条基本思想“求大同，存小异”；“自发中国”正是存在于这一“大同”背景下的“小异”之中。


618 A.D. - 1279 A.D. [长安(西安)vs汴京(开封)/临安(杭州)]
宵禁与解禁

　　如果将齐与秦视为“放任”与“抑制”的两个极端，此后中国各时期的城市形态则是在这两极之间的摇摆。控制“小异”的尺度不同，将导致城市形态的差异化。作为最主要的公共空间，街道隐藏着自发性的全部变数——既是自由市场的温床，也是聚众滋事的隐患。这一空间的形态可以反映出政府对城市控制的策略和力度。

　　中国在八世纪到十三世纪的唐宋两朝期间，分别建成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人口超过百万的国际大都会——从唐长安，到北宋汴京(今开封)和南宋临安(今杭州)。然而，它们全然不同的控制尺度导致了不同的城市形态，其差异性集中体现在其公共空间方面。唐朝的统治者对自己的都城实行严格的“里坊制”，尽管唐长安城作为当时世界上最大宗、最持久的国际贸易“丝绸之路”的起点，有着无比繁华的都市生活，但这些包括市场和红灯区在内的自发性内容，全部被分组布置在棋盘格状的指定空间中，同时也通过在入夜后实行宵禁的方式，强行指定了这些活动发生的时间。沿街立面不许开窗，街道在白天仅仅用于交通，入夜宵禁之后则连行走都会被判刑。宋朝则取消了这些自发活动在时间和地点上的限制，街道的解禁和“里坊制”的突破令它的都城很快出现了如《清明上河图》中描绘的繁荣景象：市场从“坊市”走向“街市”，时间上从“昼市”延伸到“夜市”，沿街立面变成了花枝招展的商业界面，住宅区和商业区混为一体，城市的主要功能从唐朝的行政中心转型为宋朝的工商业中心。这与唐朝街道的内向而幽闭形成了鲜明，而这种对比恰恰也是齐与秦在城市形态上的对比。

　　宋朝政府的“无为而治”和唐朝政府的强势同样反映在它们在街道空间的管制上。唐朝政府机构的庞大中枢足以使之能够渗透到每一街道神经上，而宋朝政府的相对虚弱则使街道的管制主要诉诸于基层的邻里组织和保甲制度，通过实质上的权力下放和基层自治维持街道秩序。这种自治为多样性的社会阶层在街道公共空间中的鱼龙混杂和平等共生提供了基础，并形成了活跃的街头生活和街道文化。宋朝在此提供了一种松散控制的模型：尽管权力依然以金字塔的方式集中于中央，却由于基层组织的疏松而为其庞杂的人口形成了自发活动的间隙，由此激发出的社会活力造就了令马可·波罗在元初时所惊叹的“前所未有”的城市。[NextPage]


1271 A.D. - 1368 A.D. [元大都(北京)]
游牧与农耕

　　整个中国的古代史贯穿着与周边游牧民族之间的疆域之争，与之平行的是全球范围内文明与野蛮相对抗的大历史，并沿着此涨彼消的主旋律而进展。而所谓的野蛮民族大都是游牧民族，他们与农耕民族的不同之处在于：土地对于前者是草原，对后者则是农田；前者的发展需要在不同土地间获得季节性的移动权，而后者则需要对同一块土地获得常年的驻守权；两种不同的地缘机制发展出截然不同的城市、国家和社会类型：前者几乎没有、也不希望有边界，社会组织仅限于机动的、散点的部落，因为居无定所，财富难以以一个规模化的城市形态累积起来，从而也不可能形成庞大的、和复杂的利益分配环环相扣的国家机器，而后者则不断地以城墙工事的方式树立边界，在以墙为界（长城、城池和四合院）的国家、城市和家族中累积来自农耕、商业和手工业的财富，并为了管理这种财富形成了严密的官僚体系和惰性的官场文化；而双方的军队的作战动机也完全相反，前者主攻，后者重守；财富的悬殊差异，更使得相对贫穷的游牧民族能够更义无反顾地投入到对军事机器的磨砺和更大范围的攻城略地之中。

　　公元十三世纪，北方的蒙古作为一股与中土正统秩序相对的自发力量，在游牧部落、边疆国家和农耕文明之间旷日持久的军事竞争中胜出，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由异族统治的政权。来自草原的成吉思汗曾经单纯地将自己的世界观投射到包括长城以内的整个欧亚大陆，试图根除一切农耕文明，将之变成自己的全球大牧场，甚至因此产生了针对汉人的、种族灭绝性的屠杀计划。这个计划最终未能完全付诸实施，但也可见游牧与农耕两种文明之间的格格不入。由草原部落演化而成的军事奴隶制政权和农耕社会存在着先天性的不可调和：由于其过去的利益分配主要来源于战利品分配的原则，游牧战士之间的平均关系使得草原上基本不存在社会分层和两极分化；一旦他们被指定来管理一个游牧和农耕的混合国家，游牧在草原上的战士和锁定在封邑上的战士便逐渐因为不平等的收益而分裂；后者在逐渐熟悉了农耕体系的合理性并享受到其好处之后，其生活方式也逐渐“非游牧化”和“汉化”。中国作为一个国家改朝换代了，但其控制方式却如幽灵般依附在农耕本位的生产方式上存留下来，体现了以柔克刚的中华文明对野蛮外力的无形教化效用。

　　在今天北京的位置上建起的“元大都”，不仅是元朝的中心，也是蒙古帝国全球版图的核心。蒙元的统治者们自觉选择了《周礼》对这座都城进行整体规划——这座中国历史上礼法血统最为纯正的都城，却是由一个挥麾万里、杀人如麻的异族主建，无疑是这种教化效用深入神髓的铁证；而游牧民族的机动性也为中国社会注入了新鲜的活力——和大部分跨域的战争一样，蒙古帝国用摧枯拉朽的铁骑在整个欧亚大陆夷平一切的同时，也在大清洗之后留下的空白上制造了畅通无阻的东西方自由贸易的通衢，这使元朝能够在宋朝的商业基础上实行全面的对外开放。元大都由一个远东的内陆城市，通过欧亚大草原一举成为国际贸易的中心，同时通过运河的衔接，被人工地改造成为“港口城市”，与一系列东南海岸线上的海港城市一道，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终端。高度发达的海上贸易和高度发展的航海技术，使中国具备了在下一个世纪成为海上霸主的可能。


1368 A.D. - 1843 A.D. [广州]
海禁与“特区”

　　当横贯欧亚大陆的贸易通衢因为蒙古帝国的瓦解而重新断裂时，不可遏制的全球化浪潮在海洋上得以延续。

　　十五世纪初，人类有史记载的第一位航海家郑和，作为明朝皇帝特派的宦官，率领着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船队，浩浩荡荡地在自东向西的半球上划开了大航海时代的序幕。然而，在进入汉人统治的明朝之后，间断地发迹于春秋时期的齐国、发展于宋朝、并于元朝达到巅峰的海洋经济，被此时颁布的“海禁令”纳入了中央政府的朝贡体系，成为了朝廷垄断的专利。此时的中国尽管在制海权方面遥遥领先于西方，但海禁断绝了民间自发贸易的可能；而政府垄断的海洋贸易和“朝贡制度”则严重限制了这种贸易应有的流量，并倍增了它的成本。尽管郑和下西洋在仪式和技术上展示了中央帝国君临天下的威武与包容，其经济或军事上的收效却是微乎甚微。因此，在郑和最后一次返航病故途中之后，保守的明朝政府开始以代价过高为由终止了这个计划，称霸一时的航海事业旋即搁浅，中国进入全面海禁的时代。

　　与这一闭关政策相对应的是，明朝开始在海洋上裁军，宋元时期积累起来的海军力量自此开始全面萎缩。在郑和下西洋的一个世纪之后，西方航海家开始环游全球，同时期的明朝政府却开始销毁所有的远洋船只，以自废武功的方式防止这些首屈一指的技术流入民间。讽刺的是，与此同时，另一股由元末出逃海外的枭雄们组成的华侨，正自发地在近海凝聚成与明朝政府分庭抗礼的力量。这些日后“唐人街”的开创者们，此时正与领国的蛮夷倭寇相结合，形成了猖獗于海上的走私商和海盗，以非法的贩运掳掠对抗明廷严厉的海禁政策；他们的船坚炮利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在大明国已经失传了的郑和遗产。

　　这一海禁制度断断续续持续到清朝。倭寇的威胁和海洋经济的需求构成了一对矛盾，调和这对矛盾的产物便是“一口通关”制度的产生。十八世纪中叶之后，广州成为独享这一特惠政策的“特区”。与后来邓小平设立的特区相比，清廷的“广州特区”多少出于一种被动的接受，而不是像后者那样主动的选择并带有实验性。尽管从全球贸易的角度来看，“一口通商”是一种束缚性政策，然而它却从客观上将广州造就成为一个炙手可热的国际贸易都市，以及一批富可敌国的封建买办商人；这些持有帝国特许经营执照的“官商”，在广州城西靠近珠江的“十三行”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商交易；他们的聚居和伴生的商业网络催发了一个关城的空前膨胀——西关；这个因商而生的城市如潮水般从广州城的西城门蔓延出去，它在机理上表现出的有机与活力与城墙内那个正统方整的广州城形成鲜明的对比。无疑，这种“自由”贸易尽管受到了来自中央的严格监管，但依然足以产生出一个自发城市。这也许正是清廷所担心的，“大同”之中的“小异”，是否会酿成“大乱”？[NextPage]


1843 A.D. -1949 A.D. [上海]
租界与黑社会

　　鸦片战争改变了中国保守的格局。广州的垄断地位被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新增的开埠城市取代，飘扬着各国国旗的租界逐渐在这些城市中圈划出来，每一个封建古城的附近都建起了一个由若干租界组成的殖民新城，使它们无一例外地烙上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双重机理。西洋建筑，此前在中国不过是收藏于皇室园林一角、用于取悦帝王的奇趣景观，此时真正地变成了孤岛和“国中之国”。

　　上海在历史上先后两次扮演了广州的继起者和替代者：一次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的殖民时期，另一次则是在1992年浦东开发之后的后殖民时期；无论是乱世之中的上海租界，还是盛世时期的浦东开发区，都不可能是西洋秩序的完整拷贝，它更多地表现为一种与本土力量的结合，以克服它在这个陌生世界中的水土不服，并完成其西方语法在中国语境中的转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