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时龄院士：我们设计了道路却没有设计交通

　　“上海世纪大道的人行横道足足有100米，每次过马路我都要跑，而且分两次才能通过。有一次下过雨之后，市区的路边积了水，我正好要去参加一个宴会，汽车快速驶过，毫不考虑路上的行人，溅了我一身水。这样的城市只为汽车考虑，而很少顾及行人。还有，为方便市民打电话，上海一些公交候车点旁设置了公共电话亭，但往往设置在候车点左边而非右边，挡住了候车人张望公交车的视线。这种不必要的麻烦正是‘再城市化’设计时需要改善和避免的。”
 
　　9月23日，作为2007年“科学与中国”院士专家巡讲团的报告人，中国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空间研究所所长郑时龄在江西南昌高新开发区为江西省机关干部讲述了“再城市化”的观点。
 
　　郑时龄从自己在上海的生活感受，谈到了世界各地或舒适或糟糕的建筑、城市规划和景观：法国马塞的高层楼群如打字机打出来的字一样，周围的绿化面积少得可怜；美国大面积低密度别墅群旁边的购物中心停满了汽车，从邻近的别墅去购物也得开车；韩国首尔的清溪川工程将原来的城市高架道路拆除，恢复历史上的水体，将工业化时期的钢筋水泥还原为城市生态商业游憩中心区；美国兴起“新都市主义”思潮，旨在复兴日渐衰退、乏味的中小城市市中心；西班牙巴塞罗那则对城市空间和产业进行较大范围的重组，堪称当代发达城市“再城市化”的典范。
 
　　“让我看看你的城市，我就知道你的城市居民在文化上追求的是什么？”郑时龄认为，著名美国建筑师伊利尔·沙里宁的这句名言告诉我们，建筑外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一个城市居民的审美取向和品位，反映了一个城市最基本的精神追求。
 
　　郑时龄说：“1993年10月，新都市主义大会在美国亚历山大市召开，大会提出这样的主张：邻里的功能和人口构成的多元化，行人、公共交通和私人交通在城市中具有同等重要的地位；都市地区的建筑与景观设计应当彰显当地的历史、气候、生态和建筑经验。实际上，新都市主义关注的都是当代城市面临的问题：郊区化扩张的无序蔓延，环境的退化，农田和郊野的消失，建筑遗产被破坏。而这些问题都是由于人口统计、土地消费不考虑自然及自然极限、政府政策鼓励建筑低密度无计划蔓延、街道设计忽视人性化需求、规划法规不顾及不同区域的气候条件和传统，结果导致所有社区呈现相同的景观等造成的。”
 
　　“中国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我国现有45％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到了2010 年会增长到50％，2030 年将会是60％，增长的绝对速度比世界其他国家要快得多。现在，我们土地的城市化大大超前于人口的城市化，基础设施的硬件建设重于软件建设，后者最直接的例子就是交通拥挤、堵塞，很大程度上我们设计了道路，却没有设计交通。我们的城市规划通常是做了再想，而不是想了再做。”
 
　　“为使城市的自然生态、社会人文、空间、生活、行政、经济等环境更适宜人们的生活和工作，很多城市必须进行‘再城市化’，优化城市设计和城市公共环境，重组城市的产业和空间：遵循可持续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原则，在城市中提供方便生活的城市地区；鼓励在有可能减少能量消耗的地方开发新建筑；鼓励城市土地和建筑再生，对被遗弃和被污染土地修复后加以利用、进行开发或者作为露天场所；提高城市郊区的土地利用；进行综合开发，把维持乡村经济和保护乡村的风景、野生动植物、农业、森林、娱乐以及自然资源价值等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