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大剧院设计师与巨蛋建筑背后故事

保罗-安德鲁

　　“中国有野心, 所以我们来了”

　　3 月9 日，中国国家大剧院的设计师保罗·安德鲁到达上海为自己的新书《记忆的群岛》作宣传。

　　这位因设计法国戴高乐飞机场出名的法国建筑师，在中国还建造了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和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在建造国家大剧院的过程中，他完成了两本小说，包括此次的新书。在接受采访时，他对中国当代公众建筑多由国外建筑大师来完成的现象作了评价，他说：“ 我认为有野心的是中国，中国有野心拥有一些伟大的建筑，所以我们来了。”

　　少年时代的保罗·安德鲁有过这样的梦想：在河里抓一条大鱼，或给纸飞机装上发动机，看着它真正飞上蓝天??这些愿望多数没能实现。由于规划建造戴高乐飞机场，29 岁的安德鲁一举成名，从此走上了成为一名建筑大师的道路。这名法国波尔多人设计的那些充满未来感的超大型建筑遍布世界各地，其中包括：巴黎新凯旋门、法国戴高乐飞机场、日本大阪海事博物馆、阿联酋迪拜机场、上海浦东国际机场、中国国家大剧院。

　　现在，70 岁的安德鲁正试图以另一种身份出现在人们眼前。随着新书《记忆的群岛》的出版，他可以被看作是“建筑师安德鲁”，也可以是“作家安德鲁”。

　　3 月9 日，他在上海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自己从来不会去刻意设计人生的道路，对他来说生活的一切顺境、逆境、赞美、质疑都是转角处的“小惊喜”，专访保罗·安德鲁“中国有野心, 所以我们来了”3 月9 日，中国国家大剧院的设计师保罗·安德鲁到达上海为自己的新书《记忆的群岛》作宣传。这位因设计法国戴高乐飞机场出名的法国建筑师，在中国还建造了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和上海东方艺术中心。在建造国家大剧院的过程中，他完成了两本小说，包括此次的新书。在接受采访时，他对中国当代公众建筑多由国外建筑大师来完成的现象作了评价，他说：“ 我认为有野心的是中国，中国有野心拥有一些伟大的建筑，所以我们来了。”他所需做的不过是以一颗“好奇心”面对一切。

　　孤独的建筑家

　　3 月9 日，上海书城一楼大厅的两侧各自安放了两块同等大小的广告牌，一块上写着“国家大剧院建筑师保罗·安德鲁新书《记忆的群岛》”的字样，另一块上则预告着一本卡通漫画的出版签售会。

　　等待卡通漫画签名的读者从大厅排至二楼电梯，书城还不得不出动保安维护秩序。安德鲁的见面会则安静地被安排在大厅一隅的“读者俱乐部”，主办方临时安放了几排座位，在场的多数为城中媒体。两个“索要签名专业户”占据了第一排中间最有利的位置，大声大气地讨论着这个外国老头到底有没有名气，后排有人小声地询问这个“建筑大师”是不是设计了“鸟巢”。

　　2 点35 分，安德鲁出现了。他穿着姜色布风衣，剪裁并不讲究的西装，有点皱了的条纹衬衫，胸前挂着一副眼镜，看上去风尘仆仆。像所有法国人一样，安德鲁说话时习惯挥舞双手来表达心情，用英语回答问题讲到激动之处嘴里总要蹦出几个法文单词。

　　安德鲁的中国朋友、《记忆的群岛》一书译者董强评论说，在中国完成了一个耗时8 年的工程后，安德鲁的中文程度依然只停留在“你好”、“谢谢”、“再见”的程度，“这虽然很可惜，但对安德鲁来说可能也是幸运的，语言的隔阂让他能心无旁骛地完成国家大剧院的工程。” 董强说。

　　“做国家大剧院这个工程的过程期间有很长一段时间，由于外界的质疑，他几乎是被‘孤立’的，”

　　董强说，“那个时候质疑的声音远远高于支持的声音。”

　　2004 年5 月，国家大剧院工程紧张施工期间，戴高乐机场航站楼发生塌陷事故再次使安德鲁处于舆论的中心。

　　安德鲁依然能清晰地回忆起当年自己第一次听到关于戴高乐机场发生塌陷事故时的情形。“一个记者直接打电话给我，很严肃地质问我知不知道机场出事了，问我怎么看。”他说，流露出一点无奈的神情，“我大吃一惊，为了机场的事，也为了他的无礼。我问他，你知道你要找谁吗？记者说，我就找你。整个过程实在有点滑稽。”

　　在国内，这种情况也是一样。人们尚来不及搞清楚戴高乐机场坍塌事件的真正原因就开始担心起国家大剧院的工程是否会有问题。章明，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教授，曾在安德鲁的巴黎办公室工作过一年，当时被称为是安德鲁唯一的中国学生。戴高乐机场出现事故后，有一段时间里章明几乎无法正常工作。“基本上的情况就是我24 个小时都在接手机，一遍又一遍被要求回答关于戴高乐机场和国家大剧院的问题。”章明无奈地说。
　　“当时戴高乐机场出了事故，不少媒体都把矛头对准了安德鲁其实是不公平的。稍微懂一点建筑的人都应该知道他的身份是建筑师，他所负责是设计规划，并不是保证施工质量。” 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潘玉琨这样评论。他可能是当天为数不多专程前去参加安德鲁在书城活动的专业级“粉丝”。

　　安德鲁本人则早已对一切评论都非常看得开了：“我其实不太在意人们到底是怎么评论我的。”在同济大学，他再次主动地向学生们强调了这种心态，“有时候，你所需要做的是坚定自己的理念，你要时刻知道什么是你要去做的，否则你很快就会迷失”。

　　他终于笑了

　　3 月10 日，在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闷热狭小的报告厅，当安德鲁被一大群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的领导簇拥出现在会场中时，全场起立鼓掌。他终于露出了上海之行以来最为灿烂的笑容。这恰好与他面对媒体时的状态截然不同，曾经有记者私下抱怨说他“几乎不笑，严谨得像个德国人”。

　　在同济，安德鲁毫无保留地展现出了作为法国人奔放的一面：他给随行的女助理献花；慷慨激昂地讨论艺术将永不向政治妥协。在这里，他将给100 多名建筑专业的学生演讲。

　　媒体通常都会为这位建筑大师的寡言而头痛。媒体对他的评价不是“格外矜持”就是“傲慢无礼”。

　　“怎么会严肃，他很浪漫的！”章明显得很吃惊，“你们知道吗，每次在完成一个设计时他总会配上一首小诗来表达他设计的理念。”

　　“事实上，你们在同济看到的那个才更接近于安德鲁的真面目。”董强说。他与安德鲁的友谊起源于安德鲁的前一部小说《国家大剧院》的出版。在董强看来，此前媒体对于安德鲁性格上的误读都是因为这位建筑大师面对公众时常感到不适和害羞。私底下的安德鲁性格热情而纯粹，“如果一群朋友聊天，大家常常能听到他爆发出大笑的声音。”董强说。接受本报采访的同时，他恰好在赴安德鲁晚餐之约的路上，这已经是两人在两天时间里第二次见面了。安德鲁3月11日晚上刚刚到达北京，兴奋的他拿着出版的《记忆的群岛》给董强打了电话，坚持当天就要把新书拿给译者看。他亲自将书送到董强家里，在送了书后两人滔滔不绝谈到午夜。

　　“建筑是人类的一种记忆”

　　安德鲁在中国最受瞩目的建筑，无疑是去年6 月正式亮相的国家大剧院。他曾经有8 年时间无数次地亲临现场，对建筑的每个细部都了如指掌。不过，对他来说第一次作为普通观众前往国家大剧院的经历依然充满新奇。“那是一场芭蕾舞表演。”安德鲁对当时的情况依然历历在目：他坐在一群普通观众中间，也许大多数观众并不知道正是这个外国人设计了国家大剧院；他当时左看看、右看看，简直与普通观众没两样，“我感到又高兴，又轻松，8 年以来，我第一次感到如释重负。我当时唯一的念头是，现在终于有机会好好享受它了”。

　　这座位于天安门广场西南的庞然大物似乎从建筑方案公布之初就因为“未来感”的设计特色招来不少的争议。据说，在国家大剧院设计方案招标上，主办方曾提出三个设计原则：一看就是一个剧院，一看就是中国的大剧院，一看就是天安门附近的大剧院。显然来自安德鲁的设计：一个漂浮于水面上半玻璃半钛合金覆盖的椭圆形建筑物无一符合主办方的设计要求。

　　不少人评论说，这个过于现代的建筑站立在被古典风格建筑包围的天安门广场上尤为突兀。更有人不无嘲讽说这个国家大剧院就好像是安德鲁在北京城“煎了个大荷包蛋”。

　　曾参加过国家大剧院设计第一轮招标的潘玉琨清楚地记得安德鲁首次提交的设计：一幢黑色的巨大型建筑，一个醒目的金顶，晚上内部的灯光从金顶反射出来，流光溢彩。“我当时一眼看中了那个设计。” 潘玉琨说，“ 后来怎么会变成了现在这样一个椭圆形的结构？这是我一直想要问他的事情。”

　　在3 月9 日的读者交流会上，老先生向安德鲁提出了这个问题，安德鲁表示建成的大剧院与他的初步构想基本一致。潘玉琨对这个答案非常失望。

　　章明教授讲了这只“ 巨蛋”背后的故事。在安德鲁在法国的建筑事务所进修时，他正逢安德鲁竞标国家大剧院项目的最后阶段。章明的回忆与潘玉琨如出一辙。为了与四周的建筑风格相吻合，安德鲁最初的国家大剧院设计提出的是一个扁平结构的概念，而这个概念在之后的几轮设计招标中并没有做很大的修改，“充其量不过是渐变”，章明告诉我们，国家大剧院的设计方案发生“突变”源于安德鲁经历的一段沮丧期。

　　“他当时几乎已经想要放弃大剧院这个项目了”，章明永远也忘不了那段经历。某一天当事务所的同事准时来到办公室，大家惊愕地发现老板失踪了！所有人都不知道他究竟去了哪里，于是事务所里马上陷入在一种诡异又紧张的气氛里。后来，在大家的“逼问”下，安德鲁的秘书小姐结结巴巴地表示，老板好像是去了一个小岛，但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回来。

　　一个月后的某天，安德鲁神气地回到了众人的视线中，并带回了“一只蛋”，自此，国家大剧院的设计出现了“剧变”。

　　这个故事在安德鲁的朋友圈里广为流传，这些人都认为与其将大剧院的样子看作一只蛋，他们更愿意把它看作一个岛屿。“在生活中他时常告诉我说，建筑是人类的一种记忆。他希望他所建造的歌剧院能够成为人们保存美丽记忆的一片岛屿。”董强说。

　　一部作品就像一副眼镜

　　B= 外滩画报 

　　A= 保罗·安德鲁

　　B：作为一名建筑师，你在建筑领域已经声名显赫了，为什么又要开始写作？

　　A：原因很简单，我热爱写作。当我对任何事物有所感觉时我喜欢将它们记录下来。之前出版的小说《国家大剧院》记录了我在建造中国大剧院的一段经历。对于我来说，无论是建筑设计还是文学创作，艺术是没有边界的；文字对设计很重要，音乐对文字也很重要。在中国也是这样，你们国家有很多出色的诗人，他们同样也是画家。

　　B：外界评论说《记忆的群岛》是一部小说，但读过的人很快就能发现这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小说，更像是描述一个人灵魂出壳或在梦游时看到的一些景象。

　　A：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本小说也可以把它看作是长篇诗歌。对我本人来说，写这本书的过程像是一样样地扔东西。我希望通过这本书激发你们对生活新的挖掘，比如重新思考什么是生命，什么是死亡，什么是记忆??不过，最重要的还是读者自己的感受，你们认为这本书的主旨是什么就是什么。我觉得有一种形容很妙：一部作品就像一副眼镜，你必须不断地去试才能找到最适合你的那副眼镜。

　　B：你通常在什么状态下写作？

　　A：我喜欢在晚上写作。我一篇一篇写，没有任何计划，也不知道具体在写什么，就是写。这与我在进行建筑设计时的状态有一点不同，在建筑设计时我总是有很明确的计划，对整个工程都有很确切的安排。B：对你来说，写作的意义是什么？

　　A：这是一种很抽象的感觉，当你在没有方向走的时候你可能又会发现一个很明确的目标。对我来说，无论是文字还是建筑都是很美的工具，我喜欢为它们去服务，利用它们表达我的思想。

　　B：那《记忆的群岛》是在表达你的什么思想呢？据说它创作于你在进行国家大剧院期间，书中有很多诸如“痛苦”、“疲惫”这样的字眼，能否将这本书理解为你当时心理状态的一种宣泄？

　　A：这本书所表达的内容与国家大剧院工程没有多少关系。举个例子，出版之前我的出版人建议我为中文版增加一些插图，我创作了一些小图画，但这些图并不是为了建筑而画的。如果你想了解建造国家大剧院的故事，我建议去看我的《国家大剧院》，那本书写了在国家大剧院工地上发生的有趣故事，书里所有的图片都是我当时规划国家大剧院时画的草图。

　　B: 有书评人认为你的作品继承了追求纯粹艺术的法国新小说派风格，不知道你对罗伯- 格里耶、杜拉斯这样的新小说派代表有什么看法？

　　A: 我不能对新小说派进行评论。在建筑行业我的确经验丰富，我的一生几乎都在与建筑打交道；而在文学创作上，与其说我是个作者，不如说我还是个读者，我写小说也就是最近几年的事，所以我想我没有资格发表什么意见。“我比较偏向把它形容成一只蛋”

　　B：书里描写不同形态的水，这让我想到国家大剧院四周一片人工湖的设计，水在你的设计中是非常重要的元素吗？

　　A：我后来发现好像是这样的。我发现水是一样很奇妙的东西，能以任何形式出现并随时发生改变。

　　B：西方建筑设计师在诸如大剧院对水的设计和中国传统建筑美学上对水元素的使用，比如紫禁城的水有什么区别？

　　A：我认为并没有什么不同。在建筑设计上运用“水元素”的设计目的多为对空间进行区隔。

　　B：据说你最初认为大剧院的造型是个“大水母”，而中国人则管它叫做“巨蛋”，这是理解上的差别吗？

　　A：我没有管它叫做“大水母”，是法国媒体给的形容词。

　　B：那你本人到底认为它是一只“水母”，还是一只“蛋”？

　　A：这取决与每个人的感受。我比较偏向把它形容成一只“蛋”。我知道你们为什么把它当作蛋，从外观看剧院的穹顶像个“蛋壳”，而“蛋壳”里面就是“蛋黄”，是进出大剧院的观众们，象征着不断孕育的新生命。

　　B：你在大剧院里用了20 种不同的红色，是为了暗合中国人的文化吗？

　　A：这只是一个选择上的巧合。我在设计上选择红色首先是考虑到红色代表的是一种剧院文化。你去巴黎歌剧院也可以看到红色元素的运用，世界各地许多剧院也如此。其次，你们也是一个热爱红色的民族。

　　B：你曾说过对于大剧院你是99.9%的满意，能谈谈0.1% 的不满意在哪里？

　　A：对于我的作品，我通常都会有遗憾的。我经常会对年轻的学生说，你有多大的能力做成什么事是与你对事物的怀疑能力成正比的。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有明确的目标，知道自己最终到底要做成什么事情。

　　B：可以将这种遗憾理解为你在设计上不得不进行一些妥协吗？

　　A：我更愿意认为这是双方想法的冲突和结合。拿大剧院项目来说，起初主办方对我的设计进行了诸多限制，最大的就是他们规定了大剧院必须距离长安街有多少米。我并没有遵守。有人当时就评论说“他需要离长安街远点”、“这个设计根本进不了长安街”等。

　　于是主办方找到我说，你必须要改！最初我对于他们的要求非常抵制，我想要造一座我心目中的大剧院。我这样告诉他们，“这是一座建筑，它不能像你们家的家具那样被挪来挪去”。其实有段时间我很沮丧，也想过放弃，但最后大家都让步了，我还是决定在原有的设计上做一些改变，官方也改变了一些想法，由此我得以坚持一些理念。

　　“不在工地上，我就去大街上溜达”

　　B：你在建国家大剧院的八年里，肯定学了不少中国话吧？

　　A：老实说我能讲的中文单词大概不会超过20 个，为此我也觉得挺惭愧。但这并不代表我不懂中国文化。对我来说，了解中国文化并不意味着你必须熟读中国的每个朝代，我了解中国文化的途径是尽量多到大街上走走，看看平凡老百姓当下的生活。

　　B: 能说说你都怎么了解普通中国老百姓的生活？

　　A：我几乎每个月都来中国一次，不在工地上时，我就去大街上溜达，试吃各种美食，我热爱中国菜，尤其是四川菜。

　　B：据说你在大街上溜达时经常会被人认出，找你拍照，有这事吗？

　　A：对。刚开始时我对这种情况感到挺奇怪，在法国大街上我可从来没遇到过这种事。后来我接受了，我想这大概就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吧，人们总喜欢跟有名的人拍照。

　　B：你会借机向人询问是否喜欢你的建筑吗？

　　A：不会，大多数时候我发现语言是个障碍。

　　B：难道中国对你一点影响都没有？

　　A：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我甚至不知道它是怎么发生的。至少我的脾气比以前好了很多，我是容易发火的人，有时还会大吼大叫，但现在不会了，我从中国人身上懂得了克制，当然我的许多中国朋友有时还会说，你脾气太坏了。我则对他们说，我已经柔和许多了。

　　B：有人评价大剧院设计暗合中国道教的“阴阳”，你对“阴阳”有了解吗？

　　A：对我来说，“阴阳”就像是在建筑学上对光线明暗的处理。

　　B：你在中国遇到的最大“文化冲突”是什么？

　　A：我觉得所谓“文化冲突”这件事，你觉得它存在它就存在，如果你认为不存在就不存在。对于我来说，我一直坚信建筑必须是全球性的，虽然我们有时也不得不考虑诸如经济、社会等差异。对我这么一个外国建筑师来说，在中国进行项目我最大的考虑是如何与中国的工作团队合作这样更切实的问题。“有野心的是中国”

　　B：当今中国的一些重要建筑都由一些外国建筑师来设计，一些中国人总希望重要的中国建筑既要“摩登”又要充满“中国传统元素”，你如何评价这种想法？

　　A：我的第一反应就是问这些人，难道你 .穿现代服装、吃洋快餐，你们就不是中国人吗。为什么你们就不能试想也许现在大家认为是“超前”的东西就不能成为未来的“传统”？

　　B：你在中国其他城市也完成过不少建筑作品，你对哪个城市感情最深？

　　A：上海具有特别的意义。上海给了我在中国的第一个大机会，通过完成浦东飞机场我开始在中国渐渐出名，接着就有了上海东方艺术中心。这些设计为我最终赢得了国家大剧院的工程。所以我总是说上海对我格外友好。

　　B：你以设计飞机场闻名，你如何评价刚刚启用的北京机场三号航站楼？这是英国建筑师诺曼?福斯特的作品，你没有参加三号航站楼的设计竞标吗？

　　A：我还没进去过，不知道里面怎么样。但从外观来看，我很喜欢这个作品。事实上，我参加了这个项目的竞标，但显然这次福斯特做得更漂亮，于是我输了。但我还是很高兴，很欣赏他的设计，我甚至还专门写了一封信给他表达了我对他的祝贺，可惜我现在还没有收到他的任何回应。

　　B：现在许多人都认为三号航站楼就像一条巨龙。

　　A：我知道。我很喜欢这个设计，但我很讨厌人们对它的这个形容。这个建筑是一个设计得很好的大型建筑，但我依然不知道它哪里像一条龙。说实话，我知道人们总喜欢给不同的建筑起名字，认为这幢建筑像条龙，那幢像朵花或者是像只蛋，但我完全都看不出来。

　　B：你介意人们给你的建筑取名吗，比如说他们称国家大剧院为“巨蛋”？

　　A：不介意，我认为这至少能激发人们对建筑的亲切感。

　　B：在中国，目前几乎所有的重大建筑项目都是由国际建筑大师来完成。荷兰建筑师库哈斯为此还评论说，中国现在是一个实现建筑家野心的地方，你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A：我的理解与他有点不同。我认为有野心的是中国，中国有野心拥有一些伟大的建筑，所以我们来了。对于建筑师来说讲从无到有将一些新的概念付诸实现是一种天性而不是一种野心。比如我，我就是喜欢做一些重要的大型项目，所以我就来中国了。

　　B：有人认为至少在目前的中国，比起本国建筑师，外国建筑师处于一个更有利的竞争位置，你同意吗？

　　A：事实的确如此。其实这在其他地方也这样。在巴黎、在柏林，现在几乎所有的重大项目都不是本国人在做。这很正常，就好像中国马上要开奥运会了，不但中国选手会参加，也有许多外国选手来参加，得金牌的也不可能全是中国人。

　　我比较偏向把它形容成一只‘蛋’。我知道你们为什么把它当作蛋，从外观看剧院的穹顶像个‘蛋壳’，而‘蛋壳’里面就是 ‘蛋黄’，是进出大剧院的观众们，象征着不断孕育的新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