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城事--评《采访本上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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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07-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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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城市与人的和谐相处之道 《城记》热销五年后，新华社记者王军再次推出力作《采访本上的城市》。与之前《城记》一书着重于宏观层面的叙事不同，此次作者将笔力渗透
寻找城市与人的和谐相处之道
《城记》热销五年后，新华社记者王军再次推出力作《采访本上的城市》。与之前《城记》一书着重于宏观层面的叙事不同，此次作者将笔力渗透到中观与微观层面，继续来反思现代主义城市规划和中国式的造城运动。
全书由一个个故事连缀而成，故事与故事之间，情节上的联系或有或无，思路连绵却也独立成章，记录着在激流勇进的城市化过程中，城市这一空间实体（街道、街区、居民等）的生死毁灭和悲痛哀伤。
□书评人 涂涂
五年前，王军出版《城记》，当时可能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这本书会产生那么热烈的反响。一时之间，关心建筑的读者，关心城市建设的读者，怀念逝去文化的读者，热爱老北京的读者，似乎都在谈论《城记》，一本书，承载了不同人群的如许关怀，回想起来，实在也是岁月之重了。
城市与建筑的非常之事
如今五年过去，王军带来了《采访本上的城市》。因为是报道的结集和扩充，这本书不像《城记》那样只是把焦点放在北京，篇章之间，也偶有重复，略略少了些整体的逻辑感。不过平心而论，比之《城记》，《采访本上的城市》要深入得多，视野更是与前者不可同日而语。而且比之《城记》对过往的怀念与清算，《采访本上的城市》对当下的焦虑和呐喊、对未来的期许与热情，也要来得现实得多。但是有可能正是因为它的深度和广度，《采访本上的城市》大概不会再像《城记》那样成为一时的热门话题了，当然，除了书本身的变化之外，中国、尤其是北京的城市生态正在显示出好转的迹象，也是让王军这本书显得有点像老生常谈的原因之一。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最近几年，关于城市建设和规划的反思越来越多，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旨在回归老城市文化的“新都市主义”也正在波及到中国，包括王军本人也对城市的未来表示出积极的期望，但不可忽视的现实仍然是，我们的城市，仍然由巨大的马路构成，我们的出行，也依然越来越依赖于汽车和石油，而在大众层面，我们到底需要一个怎么样的城市，也依然没有形成真正的共识。所以，在如此的语境之下，借助王军的新书，旧调重弹，怕不是没有意义的事情。
《采访本上的城市》里，王军用“非常城市”、“非常计划”、“非常规划”、“非常建筑”、“非常拆迁”五个刺眼的大标题表达出对现实的焦虑。用他在序言《常与非常之间》的话来说，“非常”的“常”，就是“常识”的“常”，这么看来，这些“非常”的章节，谈论的便是那些违背常识的城市计划和建筑了。五个“非常”，定下了一本书批评的基调，王军说，这是他记者的职业决定的，“总是好奇非常之事，也是这个职业惹一些人生气的原因”。
“新都市主义”的解决之道
不过《采访本上的城市》大概不会真的惹很多人生气，虽然记者王军以批评为自己的天职，但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他其实还是在转型成为学者，就像他的美国前辈简·雅各布斯一样。而作为学者，王军需要解决的不是批评，不是焦虑，而是建设。所以，《采访本上的城市》，它的核心理念，就是介绍新都市主义，介绍这一早已在西方广泛开展的运动，介绍它对中国城市正在和将要发生的影响。
“新都市主义”不是新鲜事，20多年前，它就在美国发轫了。简单定义“新都市主义”并不容易，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理论系统，用非专业的语言来概括它的主张，可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鉴于现代主义国际风格与大都市结构的衰落，应该以小群落建构方式寻回往日亲切的市民生活空间，包括人性尺度的街道、邻里关系、公共建筑与公共空间。一句话，新都市，指向的是老式生活，把城市的尺度，重新以“人”来作为衡量标准。虽然作为一种美国城市规划流派，“新都市主义”在其他地方的实践多多少少有些水土不服，虽然“新都市主义”在过去几年间只是被中国的地产商作为一个新鲜的营销概念，根本没有多少实际内容，但不可否认的是，“新都市主义”所批判的现代主义机械化城市风格和以城市内部高速路为特色的大都会，确实正在衰落之中，而“新都市主义”提出的生活理念，也越来越被更多的人接受。王军历数波士顿的世纪大开挖（把横贯城市的高架桥改到地下，地面改回老式社区和花园）、奥尔良的老城保护等事件，关注的也正是在这新的思潮之下，城市与人关系的转变与发展。
就像王军在书里面强调的那样，中国的城市进行时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柯布西耶所代表的现代主义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机械化的小区规划还在继续上演，对大马路的追求也并没有终结，不但大城市的环路越修越多、越修越大、越修越堵，小城市也以大马路为荣。但与此同时，街区的复兴也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公共交通也得到了更多的政策照顾，文化遗产的保护更是深入人心。这样的情境之下，或许新都市主义者追求的旧式生活并不一定能够真正实现，但我们还是已经有理由期待，城市会好起来。
从《城记》到《采访本上的城市》，是昨与今的一次转换与跨越。王军说，他最想写的书，是历史，《梁思成传》和《胡同之死》，不过，“未知今，焉知昨”，对历史的探究自然而然转向对现实的关注。斯蒂格里茨说，中国的城市化和人类的新技术革命是21世纪初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两件事，而建筑师库哈斯则说，中国的城市化“正处在一个不可能的状态下———改变着世界，却没有蓝图。”王军的书，或多或少，是想给这不存在的蓝图指示一点点方向吧？
「作者对话」
王军：别让城市变得不友好
新京报：听说在《城记》这本书出版之后，你每天做梦都梦见南小街在拆，很痛苦。这不是促成了你的新书写作？
王军：当我家门口的人行道被拆掉，只允许我摆下一只脚，当我发现自己渐渐失去了在城市里行走的天性，我对我们所奉行的规划理论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城市在向我们传达什么信息呢？我的孩子要认识城市首先要站在街道上，可是他发现没有立脚的地方，他对城市是什么样的印象？他会觉得这个城市对他不友好，那他也会仇恨这个城市，所以这些促成了这样的一本书。
新京报：从《城记》到《采访本上的城市》，在这些年对城市问题的关注中，你的思想上有着怎样的变化？
王军：这些年如果说我个人思想上有什么进步的话，那就是我认为一个城市的建设更重要的是它的平面。4月份在美国国家博物馆的一次公开讨论中，我做了题目为《向老城市学习》的发言，就提出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认识———城市的平面比它的立面更重要，这包括了马路的宽窄，街巷体系等等，要知道，中国的城市一直在谋求景观、建筑物的立面。我们看到曼哈顿的城市平面和北京的老城区惊人相似，格子大小都差不多，并且存在大量第三产业的发展空间，虽然他们也有摩天大楼，但是城市的平面没有动，城市的魅力也就依然保存。如果能把路网体系运用好，公共交通政策完善，那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平面部署。高密度的方格能够大量增加第三产业的就业机会，所以老北京能够有那么多的小卖部，有那么多逛街的乐趣，能够养活这么多人。而今天呢？我们把小卖部全变成围墙，把这些东西全驱赶到购物中心里。我认识一个朋友，居然在金源燕莎里面开着车逛。我在这五年当中已经学会欣赏一个城市的平面，中国古代的城市没有广场，天安门广场是天街，皇帝举行盛大仪式的时候才能使用，老百姓不能进去，但还是一个很成功的城市。
新京报：但是从你的书里可以看到，我们在城市平面上做得并不好，汽车的使用成为了更多的被考虑因素。
王军：人类进入20世纪，全面进入机动化时代，小汽车机动交通大规模使用，所有人都认为汽车是个好东西，所以城市规划在适应汽车的存在。在之前的设计和管理上，都希望大马路和两边的建筑发生的关系越少越好，这种道路属于郊区形态，造成了城市异化。人和人见面的机会减少，我们少了逛街的乐趣，过度迎合机动化，伤害了大家对城市情感和经济发育能力。所以去年美国出了一本书叫《免费停车场的代价》，里面说得是，我们在滥用交通自由后，看起来好像免费的停车场，其实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为其付费，下馆子、看电影、能源、医疗、到处都包含着免费停车场的支出。美国走了一个弯路，然后进行系统的反思，我们应该看到他们的弯路。
新京报：你觉得我们能看到、看清他们的弯路吗？
王军：我们有些东西已经出现了啊，比如外滩拆了立交桥，我书里提到的波士顿大开挖，其实上海也在做。北京修编的总体规划也很好，停止大拆大建，问题在于怎么落实？立交桥就别再建了吧，波士顿花了100多亿拆掉他们的高架，我们没富裕到这个程度，但是要反思一下，是否还要继续建呢？
新京报：在美国国家博物馆的会议上，你还有什么观点提出？
王军：第二个观点就是交通政策比交通工程重要，老北京城没有广场，但是它的胡同街巷很成功，根据这个经验，我们知道街道是城市最重要的公共空间，如果把街巷弄好，就能获得成功。比如我们的新城区，应该尽量避免跨区域交通，要减少尾气排放。通州新城建设，5年前早上是堵到四环路，现在堵到五环路了，地铁挤得一塌糊涂，很恐怖的一个事情。我建议把车厢分一分，分男士和女士的，不然太不好了，女孩子们不得不去考虑买小汽车。还有回龙观，30万人口，几乎没有就业区，只能挤车，所以要增加在新城区上班的机会。
《城记》热销五年后，新华社记者王军再次推出力作《采访本上的城市》。与之前《城记》一书着重于宏观层面的叙事不同，此次作者将笔力渗透到中观与微观层面，继续来反思现代主义城市规划和中国式的造城运动。
全书由一个个故事连缀而成，故事与故事之间，情节上的联系或有或无，思路连绵却也独立成章，记录着在激流勇进的城市化过程中，城市这一空间实体（街道、街区、居民等）的生死毁灭和悲痛哀伤。
□书评人 涂涂
五年前，王军出版《城记》，当时可能连他自己都没有想到，这本书会产生那么热烈的反响。一时之间，关心建筑的读者，关心城市建设的读者，怀念逝去文化的读者，热爱老北京的读者，似乎都在谈论《城记》，一本书，承载了不同人群的如许关怀，回想起来，实在也是岁月之重了。
城市与建筑的非常之事
如今五年过去，王军带来了《采访本上的城市》。因为是报道的结集和扩充，这本书不像《城记》那样只是把焦点放在北京，篇章之间，也偶有重复，略略少了些整体的逻辑感。不过平心而论，比之《城记》，《采访本上的城市》要深入得多，视野更是与前者不可同日而语。而且比之《城记》对过往的怀念与清算，《采访本上的城市》对当下的焦虑和呐喊、对未来的期许与热情，也要来得现实得多。但是有可能正是因为它的深度和广度，《采访本上的城市》大概不会再像《城记》那样成为一时的热门话题了，当然，除了书本身的变化之外，中国、尤其是北京的城市生态正在显示出好转的迹象，也是让王军这本书显得有点像老生常谈的原因之一。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虽然最近几年，关于城市建设和规划的反思越来越多，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旨在回归老城市文化的“新都市主义”也正在波及到中国，包括王军本人也对城市的未来表示出积极的期望，但不可忽视的现实仍然是，我们的城市，仍然由巨大的马路构成，我们的出行，也依然越来越依赖于汽车和石油，而在大众层面，我们到底需要一个怎么样的城市，也依然没有形成真正的共识。所以，在如此的语境之下，借助王军的新书，旧调重弹，怕不是没有意义的事情。
《采访本上的城市》里，王军用“非常城市”、“非常计划”、“非常规划”、“非常建筑”、“非常拆迁”五个刺眼的大标题表达出对现实的焦虑。用他在序言《常与非常之间》的话来说，“非常”的“常”，就是“常识”的“常”，这么看来，这些“非常”的章节，谈论的便是那些违背常识的城市计划和建筑了。五个“非常”，定下了一本书批评的基调，王军说，这是他记者的职业决定的，“总是好奇非常之事，也是这个职业惹一些人生气的原因”。
“新都市主义”的解决之道
不过《采访本上的城市》大概不会真的惹很多人生气，虽然记者王军以批评为自己的天职，但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他其实还是在转型成为学者，就像他的美国前辈简·雅各布斯一样。而作为学者，王军需要解决的不是批评，不是焦虑，而是建设。所以，《采访本上的城市》，它的核心理念，就是介绍新都市主义，介绍这一早已在西方广泛开展的运动，介绍它对中国城市正在和将要发生的影响。
“新都市主义”不是新鲜事，20多年前，它就在美国发轫了。简单定义“新都市主义”并不容易，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理论系统，用非专业的语言来概括它的主张，可能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鉴于现代主义国际风格与大都市结构的衰落，应该以小群落建构方式寻回往日亲切的市民生活空间，包括人性尺度的街道、邻里关系、公共建筑与公共空间。一句话，新都市，指向的是老式生活，把城市的尺度，重新以“人”来作为衡量标准。虽然作为一种美国城市规划流派，“新都市主义”在其他地方的实践多多少少有些水土不服，虽然“新都市主义”在过去几年间只是被中国的地产商作为一个新鲜的营销概念，根本没有多少实际内容，但不可否认的是，“新都市主义”所批判的现代主义机械化城市风格和以城市内部高速路为特色的大都会，确实正在衰落之中，而“新都市主义”提出的生活理念，也越来越被更多的人接受。王军历数波士顿的世纪大开挖（把横贯城市的高架桥改到地下，地面改回老式社区和花园）、奥尔良的老城保护等事件，关注的也正是在这新的思潮之下，城市与人关系的转变与发展。
就像王军在书里面强调的那样，中国的城市进行时是一个复杂的混合体。柯布西耶所代表的现代主义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机械化的小区规划还在继续上演，对大马路的追求也并没有终结，不但大城市的环路越修越多、越修越大、越修越堵，小城市也以大马路为荣。但与此同时，街区的复兴也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公共交通也得到了更多的政策照顾，文化遗产的保护更是深入人心。这样的情境之下，或许新都市主义者追求的旧式生活并不一定能够真正实现，但我们还是已经有理由期待，城市会好起来。
从《城记》到《采访本上的城市》，是昨与今的一次转换与跨越。王军说，他最想写的书，是历史，《梁思成传》和《胡同之死》，不过，“未知今，焉知昨”，对历史的探究自然而然转向对现实的关注。斯蒂格里茨说，中国的城市化和人类的新技术革命是21世纪初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两件事，而建筑师库哈斯则说，中国的城市化“正处在一个不可能的状态下———改变着世界，却没有蓝图。”王军的书，或多或少，是想给这不存在的蓝图指示一点点方向吧？
「作者对话」
王军：别让城市变得不友好
新京报：听说在《城记》这本书出版之后，你每天做梦都梦见南小街在拆，很痛苦。这不是促成了你的新书写作？
王军：当我家门口的人行道被拆掉，只允许我摆下一只脚，当我发现自己渐渐失去了在城市里行走的天性，我对我们所奉行的规划理论产生了深深的怀疑。城市在向我们传达什么信息呢？我的孩子要认识城市首先要站在街道上，可是他发现没有立脚的地方，他对城市是什么样的印象？他会觉得这个城市对他不友好，那他也会仇恨这个城市，所以这些促成了这样的一本书。
新京报：从《城记》到《采访本上的城市》，在这些年对城市问题的关注中，你的思想上有着怎样的变化？
王军：这些年如果说我个人思想上有什么进步的话，那就是我认为一个城市的建设更重要的是它的平面。4月份在美国国家博物馆的一次公开讨论中，我做了题目为《向老城市学习》的发言，就提出我觉得最重要的一个认识———城市的平面比它的立面更重要，这包括了马路的宽窄，街巷体系等等，要知道，中国的城市一直在谋求景观、建筑物的立面。我们看到曼哈顿的城市平面和北京的老城区惊人相似，格子大小都差不多，并且存在大量第三产业的发展空间，虽然他们也有摩天大楼，但是城市的平面没有动，城市的魅力也就依然保存。如果能把路网体系运用好，公共交通政策完善，那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平面部署。高密度的方格能够大量增加第三产业的就业机会，所以老北京能够有那么多的小卖部，有那么多逛街的乐趣，能够养活这么多人。而今天呢？我们把小卖部全变成围墙，把这些东西全驱赶到购物中心里。我认识一个朋友，居然在金源燕莎里面开着车逛。我在这五年当中已经学会欣赏一个城市的平面，中国古代的城市没有广场，天安门广场是天街，皇帝举行盛大仪式的时候才能使用，老百姓不能进去，但还是一个很成功的城市。
新京报：但是从你的书里可以看到，我们在城市平面上做得并不好，汽车的使用成为了更多的被考虑因素。
王军：人类进入20世纪，全面进入机动化时代，小汽车机动交通大规模使用，所有人都认为汽车是个好东西，所以城市规划在适应汽车的存在。在之前的设计和管理上，都希望大马路和两边的建筑发生的关系越少越好，这种道路属于郊区形态，造成了城市异化。人和人见面的机会减少，我们少了逛街的乐趣，过度迎合机动化，伤害了大家对城市情感和经济发育能力。所以去年美国出了一本书叫《免费停车场的代价》，里面说得是，我们在滥用交通自由后，看起来好像免费的停车场，其实我们无时无刻不在为其付费，下馆子、看电影、能源、医疗、到处都包含着免费停车场的支出。美国走了一个弯路，然后进行系统的反思，我们应该看到他们的弯路。
新京报：你觉得我们能看到、看清他们的弯路吗？
王军：我们有些东西已经出现了啊，比如外滩拆了立交桥，我书里提到的波士顿大开挖，其实上海也在做。北京修编的总体规划也很好，停止大拆大建，问题在于怎么落实？立交桥就别再建了吧，波士顿花了100多亿拆掉他们的高架，我们没富裕到这个程度，但是要反思一下，是否还要继续建呢？
新京报：在美国国家博物馆的会议上，你还有什么观点提出？
王军：第二个观点就是交通政策比交通工程重要，老北京城没有广场，但是它的胡同街巷很成功，根据这个经验，我们知道街道是城市最重要的公共空间，如果把街巷弄好，就能获得成功。比如我们的新城区，应该尽量避免跨区域交通，要减少尾气排放。通州新城建设，5年前早上是堵到四环路，现在堵到五环路了，地铁挤得一塌糊涂，很恐怖的一个事情。我建议把车厢分一分，分男士和女士的，不然太不好了，女孩子们不得不去考虑买小汽车。还有回龙观，30万人口，几乎没有就业区，只能挤车，所以要增加在新城区上班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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