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布斯·伍兹：不甘真实世界陈规束缚的建筑师

　　这些年来利布斯·伍兹(Lebbeus Woods)都过得很寂寞。

　　上世纪90年代早期，这位反叛的纽约建筑师创作了一系列晦暗而忧郁的作品，这令他在学生和学术界中间成为一个异端形象。作品内容为战后的城市废墟中布满面目奇异的寄生结构的不详景象，试图描绘一个永远处于战争状态之中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之中，建筑师的责任是为被社会驱逐的成员营造安身之所。

　　此后，伍兹自成一类，放逐了自己。

　　建筑业在今天是一门大生意。在他的大多数朋友和同事已经放弃了他们的幻想城市转而追寻商业价值的时候，伍兹却对此视而不见，继续在自己偏安闹市一隅的蜗居中的狭小的绘图桌上伏案工作，这位孤独的苦行僧形象的设计师孜孜不倦地营造出抽象的建筑幻想，其中一部分目前正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the Museum of Modern Art）的“梦境”（Dreamland）系列展上陈列着。

　　一些人质疑他的选择是否明智。（这些虚幻的设计方案定不能让伍兹锦衣玉食。）但这位建筑师事实上现在独自固守的东西过去大约十年间都在强调建筑职业领域里的一种不安变化。建筑设计在抛弃了幻想元素之后更注重实用主义方面，因此这个行业已丢失了部分进行自我批评的能力，更奢谈最有价值的想象力工具之类的东西。
　　在刚刚逝去的岁月中，世界上许多伟大的建筑天才都器宇轩昂，似乎现实中的建筑都不堪入眼。上世纪60年代，意大利佛罗伦萨的超级工作室（Superstudio）和伦敦的建筑格兰（Archigram）都在设计旨在震撼当时建筑界现状的城市想像图。这些项目包括移动的机械化的城市和在山脉和荒漠延绵的巨大的镜面结构，在当时对于专业的主流建筑界是一种强烈的抨击，在先锋建筑师看来，主流意味着缺乏想象力。

　　在上世纪90年代早期，当我还是纽约的一名建筑学生的时候，我和同伴们所敬仰的建筑师大多属于在竞标中落败而出名的一类，对于我们来说，落败只不过表明他们的设计对文化机构来说太过激进、太大胆了。

　　这并不仅仅是年轻的理想主义。如果能从世俗的诸如预算、客户和规划法案等职业考虑超脱出来，这些建筑师创造出的作品定能具备审美意义上的创造价值和犀利的社会评论价值。并且他们的设计具备广泛的影响力，被寻求在现实世界实现自己理想的年轻建筑师所仔细效仿。

　　已年满68岁的伍兹先生正是当年建筑潮流的标准固定成员。在上世纪90年代早期他出版了已系列震撼的设计图稿，尝试探索建筑与暴力之间的交叉点。首当其冲的便是柏林自由区项目（Berlin Free-Zone project）,设计紧接着柏林墙的倒塌完成，其构想被作为一种社会动荡年代也为创作自由提供了机会的阐释。

　　进攻性的机械状结构——其钢铁外表类似战争残骸——被植入被遗弃的建筑废墟，这些建筑的一侧就是柏林墙曾经的死亡地带。建筑的外观被故意设计成难以分辨的怪异形状，根本就不适合居住————这是将典型的中产阶级（bourgeois）摒弃的一个策略。“你不能把你的旧习惯带到这儿来，如果你想入伙，必先洗心革面。”他警告说。

　　一些评论家对该设计的冷血景象进行了指责。但该设计其实颠覆了冷战时期的现代主义思潮。在上世纪50年代，美国建筑师都在努力地为建造一个和平年代的天堂而对战时军备产品进行改造。其结果之一是，设计思想僵化的郊区扩建项目泛滥。而与之相反，伍兹先生从来就不是乌托邦化的人。其建筑图稿所演绎的社会似乎布满裂缝。他设计的反光的隔离舱被保护起来以对抗周围的杂乱，似乎是专为被放逐者、叛逆者、异教徒以及梦想家这样的社会弱势人群设计的庇护所。

　　这一构想在他1993年因受波黑战争的刺激而创作的一系列图稿中得到了极端体现。受科幻连环画的启发，这些手稿中遍布着扭曲的电缆线、崩溃的建筑物以及飞溅的钢筋碎片。这些草图似乎是对现代主义者对于未来乌托邦世界的信仰的一次嘲弄。它们黑暗忧郁的气氛暗示了一个处于无穷尽生存挣扎中的世界。

　　但在上个千禧年快结束之际事情开始发生改变。高端建筑突然间变成了价格不菲的商品。像丹尼尔•里伯斯金（Daniel Libeskind）和雷姆•库哈斯（Rem Koolhaas）这些原本被认为是象牙塔内的建筑师，突然积极投身于文化精英机构、主流开发商和财团委托的商业建筑项目之中。

　　伍兹先生身材高大魁梧，时不时喜欢抽上一支雪茄。他丝毫没有掩饰自己对这种新现实的鄙夷。“如今的大型公司都自命为全人类的赞助人，”最近他在总结时局时这样对我说道。“现在连埃克森-美孚公司（Exxon Mobil）都在大打生态保护广告。建筑业也是其中一部分。生意而已。”

　　他论证中的要点很难反驳：建筑业总是需要一个完全超脱自我审查的空间，但这个空间并不存在于建筑师与客户时常充满争执的交易中。例如，我们中的大多数都还记得1997年发生在荷兰建筑大师库哈斯身上的事情，当时他正竞标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的一个大型扩建项目。由于故意忽视了博物馆的内部权力斗争，在设计方案中他轻率地强调了博物馆的社团议程。结果，一位狂怒的董事立刻让他出局。

　　随着大批建筑物开始以成熟的市场形态出现，这种设计中能消除任何威胁性因素的压力在近些年有增无减。曾经将自己定义为反叛者的建筑师如今开始为超级富豪们设计奢华的住宅大楼。

　　然而，受到这一潮流影响最大的可能还是年轻一代建筑师。由于成长于一个工作机会不可拒绝的时代，这些建筑师常常渴望能不顾一切地进行建筑设计。他们对电脑软件的熟练运用也使得他们能轻易地批量创作出诱人的但不能揭示社会真相的设计方案。

　　正如伍兹先生所说的：“随着自由民主政治和放任政策资本主义（laissez-faire capitalism）的成功，对话逐渐结束。每个人都想建造大楼，这令留给某一类型建筑的空间越来越小。”

　　在业界同仁继续承接更大的利润更丰厚的商业项目的同时，伍兹先生的作品也变得越来越抽象。1999年，他开始了一项系列设计工作，该系列中采用断裂平面，旨在反映在地震中发生的断层现象。“我的观念是造成大灾难的罪魁祸首并不是自然本身，而是人类。这些建筑透视图意在表达一种思考正常地质事件的新方法。”

　　著名建筑师史蒂文·霍尔（Steven Holl）是他的一位好友，去年聘请伍兹为中国成都的一个大型项目（来福士广场）设计一个亭子。这是一个高耸的由十字交叉的桥梁和坡道组成的建筑结构，该项目是与伍兹先生建筑构想最接近的一次具体实现：一个密集的皮拉内西式（Piranesian，18世纪意大利建筑师、艺术家）空间，在这个空间中，人们可以爬到顶端俯视新中国的都市扩张景象。 

　　“我对生活在一个幻想世界中不感兴趣。”伍兹先生这样告诉我，“我所有的作品其实都试图再现种种真实的建筑空间。我感兴趣的是，假如我们摆脱了常规的束缚，我们的世界将呈现出什么景象。或许我能展示我们在另一套不同规则生存下将会发生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