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汉民：与福建土楼 相伴相随的“建筑人生”

　　前言：

　　今年7月，“福建土楼”申报世界文化遗产成功，让土楼这种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大型生土夯筑的民居备受关注，社会上一时兴起“土楼热”。对此，国内最早研究土楼的专家之一--福建建筑师黄汉民说，土楼研究“才刚刚开始”。黄汉民先生调查、研究土楼已达27年之久，早期他通过实地调研，最早发现并介绍了 “闽南土楼”，使“福建土楼”的类型更加多样，内涵更加丰富。而今，他极力呼吁有关方面从长远眼光出发，注重独具特色的典型土楼（包括未列入“世遗”的部分）及其周边环境的保护，改善土楼居民的生活环境，处理好世界遗产保护与旅游的关系。他同时热切地希望现代的建筑设计能够从传统民居中吸取有益的启示，用建筑师的方式去面对环境、能源与生态的问题。 

　　尽管在福建土楼及传统民居方面有深厚的研究实绩，这些工作却是黄汉民的“业余工作”。他的本职工作是福建省建筑设计研究院首席总建筑师，从事当代建筑设计。出于对土楼及传统民居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的深刻认识，以及它们对当下建筑创作的借鉴意义，也出于一个建筑人的责任感，他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去开展研究工作。在1980年代发表了关于福建传统民居的硕士论文后，海内外许多学者到福建看土楼都“少不了叫我带路”， “我也因此得以免费考察，‘顺手牵羊’测绘调研，从而延续了福建土楼的研究。就在一无科研课题立项，二无研究经费的条件下，利用建筑设计工作之余的时间，单枪匹马，艰难跋涉。”

　　如今，黄汉民先生已经年满65岁，精神矍铄的他，既有四处考察传统民居的热情，也有赶写我国传统民居研究书籍的急切。不变的，是坚持而乐观的状态。

　　“回顾四十多年的建筑生涯，自认为十分幸运，又十分知足。”

　　《设计家》：您最早是怎样进入建筑学专业的？

　　黄汉民：那是很偶然的事。1960年我报考大学时，福建的中学都在争夺“高考红旗”。为了提高升学率，都是班主任根据你的学习成绩帮你填志愿，自己没有太多想法。我的家庭出身不好，数理化成绩再好也不能报尖端科系，像核子物理这些学科都是要“红五类”。老师给我报志愿的时候说，你数学不错，报个土建系吧。当时并不知道建筑学专业是干什么的。以为设计建筑要计算，要数学好，以为就是现在结构工程师的工作。报了以后我去翻一翻招生简介，上面说建筑学专业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美学，要学美术。我对画画还有点兴趣，就问老师能不能改这个专业，老师说可以啊，就给我改成建筑学专业。因此我学建筑是比较偶然的。但是学了之后自己还是很有兴趣，因为建筑设计不仅需要科学技术层面的知识，还需要艺术、人文的素养。

　　《设计家》：当时您对自己在清华的学业有什么样的感受？

　　黄汉民：清华是中国的最高学府，也是工程师的摇篮。清华的师资一流、学风很好，素质比较高的人聚在一起，在学习中相互影响、促进是显而易见的，确实是做学问的地方。应该说在清华的几年，根基还是打得牢靠的。大学不过是打一个基础，真正很多东西还是要在实践当中去学。当时在学校讲“又红又专”，“双肩挑”，不光学业务，也鼓励做社会工作，这都是能力的锻炼。

　　《设计家》：大学毕业之后，您有怎样的经历？

　　黄汉民：并不是一帆风顺。上大学的时候我曾患病休学而留级，毕业分配时，受文革影响，先到崇明岛部队农场干农活，又到武汉的一个工厂下车间，随后又去了广西兴安三线工厂搞基建。那个年代的人经历都差不多，很想干自己的专业本行，有兴趣但没机会。不像现在的年轻建筑师才到三十多岁已经做了很多工程项目，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恢复研究生制度后，在我四十岁的时候才又考回清华念研究生，直到改革开放以后，八十年代初分配到福建省建筑设计院，才真正开始做建筑设计。

　　《设计家》：您在建筑学界，广为人知的一项成就是对福建土楼的研究。这是怎么开始的？

　　黄汉民：我回到清华读研，师从王玮钰先生，研究课题就是“福建传统民居”。研究生毕业后，我就回到福建省建筑设计院做现代建筑设计。但因为过去我发表过关于福建传统民居的论文，对福建民居感兴趣的国内外学者常来找我，我带着他们四处考察，也利用这些机会做一些研究。在设计院工作，不像在学校里做研究那么方便。在学校里在有立项的研究课题，有共同研究的老师，有一拨又一拨的学生，能把研究延续下来。我们建筑设计院是单纯的生产单位，当时不可能拿到课题，也没有一个研究所来做这些研究。建筑设计的生产任务要完成这是“公事”，研究土楼只是业余的“私事”。[NextPage]

　　《设计家》：您后来在福建省建筑设计研究院也担任过一段时间行政职务，请谈谈您在这方面的经历。

　　黄汉民：从1984年任副院长到后来任院长，整整二十年，兼任院总建筑师至今也有十九年，主持技术行政工作，当一把手。我是一再推托，最后没办法，才不得已干了四年院长。那四年，正好赶上设计院改制。虽然改制是个方向，但牵涉面很广，关系到很多人的切身利益，难度极大。再加上当时我们顶头上司肆意作梗，最后因贪贿被判刑。所以那几年特别辛苦。

　　《设计家》：现在在一线城市，国营设计院面临着来自海外设计事务所、民营设计院等力量的冲击，“大院”内部的机制也会有灵活的变化。在您所在的福州这样的二线城市里，设计院的情况是怎样的？

　　黄汉民：情况其实都一样。国有的体制有很多弊病，尤其是建筑师的价值在这里得不到真正的体现。我们院后来体制改革进行不下去，不少年轻的骨干建筑师跑去开个人事务所，收入当然会比吃“大锅饭”多得多，这对设计院的压力非常大。但由于现在我们国家建筑设计的体制还没有理顺，市场还是相对认可国有的体制。同时，国有设计院的综合实力相对还是比较强，虽然流失了一些建筑师，但其他工种的骨干基本都没有走。目前还是国有的事业单位，但维持不了太久了，肯定逐渐要改。

　　《设计家》：您现在主要的工作是什么？

　　黄汉民：现在我还没退休，主要抓建筑方案设计。不像年轻人那样画施工图，主要是指导、审核、把关。我自己比较感兴趣的还是传统建筑研究。最近参加了“中国传统建筑细部装饰”系列图书的编写工作，我负责其中一本传统门窗装饰的撰写。中国各地的门窗装饰太精彩，太丰富了。我老交不了卷，因为调查和研究做得越深入，就越觉得不足。这些东西破坏得很厉害，很多都被撬走、倒卖了。文章很难做，但很有意义。

　　“土楼存在几百上千年，没有对生态环境造成任何破坏，因为它所使用的材料是生土、石头、木头，它们都来自土地，房屋倒塌了又可以回到土地中去。因此建造土楼应用的是可循环的建筑材料。” [NextPage]

　　《设计家》：在土楼研究方面，您做了哪些开拓性的工作？

　　黄汉民：我跟土楼结缘已经27年。其实早在1956年，南京工学院的学报就发表了一篇文章，叫《福建永定的客家住宅》，介绍了永定县的客家土楼。90年代以前，大家只知道永定土楼、客家土楼，还不知道福建还有一半是非客家的闽南人居住的土楼。当时做研究生论文的时候，到福建农村调研。1981年我来到漳州，偶然遇到一个老红军，我说我还要去永定看土楼，他说，去永定干什么？我们漳州也有土楼啊。去了南靖县，才发现原来这里也有土楼。南靖县和永定县交界，这里也是客家人居住的土楼，所以我在研究生论文里还是只写“客家土楼”。我的论文1984年发表在《建筑师》杂志上，当时调查并发表的几座土楼，如南靖怀远楼、和贵楼，如今都已经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东京艺术大学的茂木计一郎教授看到文章后，1986年来到福建，看的也是客家土楼。

　　到1987年，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要来拍土楼专题片，叫我带路，才发现闽南漳州市所属各县都有土楼，它们在外观上跟永定的客家土楼差不多，但建筑平面布局完全不同，是单元式的，没有客家土楼的内通廊。当时漳州文化局文物科曾五岳科长带着我们来到华安县，第一次见到了二宜楼。二宜楼在1996年成为第一个被列为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的土楼民居。对台湾开放后，1988年台湾《汉声》杂志的编辑到福建来，我们一行四人16天跑了70多个土楼，做了测绘、调查。1989年，台湾《联合报》副刊整版发表了我撰写的 《走进圆楼世界》一文，提出“圆楼的根在漳州”的观点，这引起了很大争议。在客家人的意识里，圆楼是客家人的专利，怎么圆楼的根在漳州？我以实物例证和可靠的文献记载，论述了圆楼在漳州的出现比永定客家人更早，这是漳州这个地区独特的历史和地理环境的产物。

　　台湾《汉声》出版社在1994年出版了我的专著：《福建土楼》（上下册），这本书在台湾荣获《中国时报》1994年度 “十大好书”奖。但一直到2003年，我在这本书的基础上补充、改写的《福建土楼--中国传统民居的瑰宝》才在中国大陆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然而至今人们对福建土楼还是误解多多，一说土楼，就认为是客家土楼。我每次在传媒的采访中都纠正这个误解。客家土楼很精彩，但它只是“福建土楼”的一半，还有一半是“闽南人的土楼”，它也很精彩，二者的建平面布局完全不一样。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不同的形式？历史、社会和文化层面上的原因都很值得深入探讨。

　　《设计家》：现在国内土楼研究的情况怎样？

　　黄汉民：这几年关心土楼的人多了，不光是建筑界，研究历史地理、民俗和人类学的学者也都加入到研究队伍中来了，福建土楼的研究不断深入。但说实在的，我们在这方面投入得太少，过去不觉得它重要。在福建，有些县比较重视，比如永定县、南靖县、华安县，而其它一些县的博物馆和文物部门甚至连电话费都付不起，怎么可能去做普查？即使做了普查有的也不准确，因为对土楼的概念界定不明确不统一，有些人把那些小型的夯土建筑都叫土楼。这个县说，我们有一万多座土楼，那个县说有两万多座土楼，好像就比谁的数量多，这很不确切。我粗略统计，整个福建省的土楼不过3000多座。所以福建土楼的研究还是很初步的，还有待深入。

　　《设计家》：研究土楼，对当代建筑有哪些有益的启示？

　　黄汉民：现在我们对土楼的认识跟过去相比又近了一步。如今从生态的高度来看福建土楼就会发现，福建土楼存在数百上千年，它并没有对生态环境造成丝毫破坏，因为它所使用的材料生土、石头、木材都来自于土地，土楼倒塌后又可以回到土地中去。福建土楼的建造用的是可循环的建筑材料，因此，福建土楼是原始生态型的建筑。生态建筑理念是最新的了，现在我们提倡建筑的全寿命过程中都要尽可能节约资源，节约能源，包括房子拆了之后建筑垃圾的回用。我们提倡使用可循环的建筑材料，生土就可以循环。在这方面我们的研究得不多，也不够重视。最近看到一本国外翻译过来的书，书名叫《新乡土建筑》。 现在美国、日本不少建筑学者已经动手在建造试验性的新生土建筑。 “生土”不像过去一样用模板夯筑，他们用大面粉口袋似的长口袋，把土装在里面，垒起再夯实，做成一个个很有意思的生态型生土建筑。这可能预示了一个发展方向。别看它是一些土的东西，它可以解决问题、保护环境。土楼的热舒适性非常好，人住在里头冬暖夏凉。现在农民到城里打工，学会了浇混凝土、用钢筋，回家用最少的钱、很薄的砖盖起来了质量很差的房子。跟土楼相比，住在这样的房子里唯一的好处就是不怕火。但是一到冬天，那么薄的砖墙防寒不好，山区的气候晚上又很冷，人们又搬回土楼来住，因为土楼里很暖和。到夏天最热的时候，人们也受不了，还是搬回土楼来享受阴凉，这就很说明问题了。

　　前几年我的一个研究生去做了一个这方面的研究，用先进的仪表去测试室内的热舒适度，就发现跟那些新盖的小洋楼相比，还是土楼里热舒适度好。所以要去引导农民就地取材探索新型的夯土建筑，不要再盖平顶贴白瓷砖的小楼，破坏土楼村落的整体环境。可以还用生土，但不用过去的夯法，用机器来夯，或者用土坯去盖一些新的土楼。好好设计，配套现代的卫生设施，让人们生活得更舒适。此外，还可以改造旧土楼，使之现代化，但仍然保留聚居的传统，不搞独门独院的小楼以节省山区本来就紧张的土地资源，又可延续传统土楼内部邻里的交往的空间，创造和谐的居住环境。把过去好的东西继承下来，是完全可以做到的，现在我们就是没有人去做。 [NextPage]

　　《设计家》：对土楼的研究，除了梳理其发展历史、剖析它在形态、技术、居住方式上的特点之外，也不可避免地要研究它的保护与开发。在这方面，您认为有哪些问题是亟需关注？

　　黄汉民：现在土楼游升温，申报世界遗产成功，福建土楼名气更大了。到土楼旅游的人最近猛增，游人多了，保护就是一个问题。首先是观念问题，一些人热心申报世界遗产不是首先从保护文化遗产、保存历史记忆出发，而是指望名气大了开发旅游多赚钱。旅游开发可以增加收益、促进保护，本来是一件好事，但往往会走偏了，过度商业化导致传统的乡土气息、人文气息变了味，把历史文化遗产这个宝贵旅游资源给毁了，还怎么可持续！

　　现在我们福建土楼不同于一般的古建筑遗存，它是一个活的历史文化遗产，如今还有人居住在土楼里，住在土楼里的人当然也有享受现代生活的权利。现在土楼里头没有现代卫生设施，怎么帮他们改造，又不造成破坏，把人留住，这是很现实的问题。不然的话很多人都搬出土楼，土楼里没人住，空了，活的遗产就变成死的遗产，它的价值就大打折扣。

　　《设计家》：根据您的实践，哪些当地传统民居里的一些智慧和技术可以运用到新建筑的设计里？

　　黄汉民：如果在建筑空间上做文章，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对气候的适应。虽然现在社会在变，什么都在变，但气候相对比较恒定。适应当地的气候，这是体现地域特色很重要的一方面。关于这点，我们从地方传统民居里可以吸取很多营养。传统民居是千百年中自然生长出来的，它就是适应当时当地的现实需要，就地取材，不断改进，不断优化，并适应自然环境、气候环境的产物。比如福建闽南传统的“手巾寮”民居、“竹竿厝”式民居，面宽小、进深大，院落、天井层层深入，并以窄巷串通。大小天井日照时数差异所产生的温差，形成空气的对流，窄长巷道的“拔弄风”，加强了穿堂风，有效地调节了室内温度。这是传统民居适应地域炎热气候的一个典型实例。

　　再有你要体现建筑的地域特色，就要利用好当地的建设资源，创造性地利用地方材料。当然我们并不排斥新材料、新技术的应用，但传统建筑对地域建筑资源最佳利用的精神理念要很好地传承，就能创造出新时代有地域特色的新建筑。

　　《设计家》：请您结合几个设计项目，来具体谈谈您在这方面的探索。

　　黄汉民：80年代初，福州西湖整治改造，我们院分配到了一个景点的设计工作，叫“古堞斜阳”。基地在西湖边，文革时这里是一个猪圈，基础立在水中。新建筑要利用原有的基础，又不能把水都排干了来施工，限制条件很多。我把之前已备好料的黄琉璃瓦屋顶的方案彻底否定了，采用仿福州最有特色的曲线型风火山墙的形式设计了一个新景点。我记得当时回清华参加一个活动，我放映了这个景点的幻灯片，学生们都挺感兴趣，说这个很后现代嘛，其实很多是仿古的地方形式。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因为他们没见过福州民居的风火山墙是什么样。

　　80年代末，我设计“福建省物资贸易中心大厦”。大厦位于地段十分窄小的十字路口，建筑后退，形成前广场，为避开微波通道，建筑取高低错落的形式，为达到规划对建筑总高度的要求，客房标准层巧妙地作挖空处理，既避免了西晒，又增加了层数。屋顶女儿墙采用变形与简化的福州曲线型风火山墙。这是我第一次尝试在高层建筑中表现地域特色。用最简单的小方窗马赛克贴面外墙，用最低的造价完成了一个三星级酒店综合楼的设计，得到了同行的认可。

　　《设计家》：新建筑地域特色的探索，在您的设计中能完美地实现吗？

　　黄汉民：说实在的，一个“难”字贯彻始终，能如意实现的十分有限。比如说做福建省图书馆设计，第一轮投标时我们入围了，当时也想探讨福建地域特色的现代处理。后来我们发现业主比较喜欢玻璃幕墙，所以只好违心地做一个玻璃幕墙的方案，其实是最不合适的，但它中标了。后来省长指示：现在90年代了，要有90年代的水平。我就趁这个机会把它都改了，不搞玻璃幕墙了，应用一些地方特色的符号和建筑语言，适应地方的气候条件特点做了一些探索，只遗憾因造价太低，又由第三方代建，改用廉价的替代材料，景观施工更不到位，效果当然大打折扣。当时也有不同意见，也许北方人看这个建筑，觉得怎么这么花哨？但在福建闽南、莆田一带，就喜欢花哨浓艳的色彩，可能受东南亚文化的一些影响。所以不能用个人的喜好来评价，要看当地老百姓喜欢不喜欢，因为毕竟是他们在使用。设计一幢建筑，要使你觉得它只能生长在这个地方，搬到别的地方就不合适了。这就是我的原则。

　　《设计家》：当地建筑业界的生态，是不是也影响这种设计上的探索？

　　黄汉民：福建比较闭塞，观念比较落后，经济发展受制于两岸关系又被边缘化，建筑投入不足，制约条件很多。建筑创作，一个要有好政策，一个要有好的业主，再加上好的建筑师才能出好的作品。所以我们说要善于抓住机遇，或者想方设法去说服业主接受你的观念，费尽口舌之后能实现多一点就不错了。前两年《中国闽台缘博物馆》的设计和建设过程就是一例，我们考虑了闽台的传统习俗、审美心理与特殊喜好，利用闽南特有的红砖、白石、瓷片等地方材料，沿用地方独特的传统工艺，如红砖拼贴、瓷片剪粘、“出砖入石”等等传统做法，以现代的手法加以表现。从建筑总体布局到单体建筑形象，近二十轮修改真是“过五关斩六将”才得以通过。然而由于个别筹建处领导为创政绩，不顾质量赶工期，室内外装修设计被无端篡改，种种的不尽人意可谓“还没累死先被气死”。如今不得不再花大钱整改挽救。好在建筑大轮廓还是守住了，建成后的大效果还是得到广泛的认同。泉州人把它看作标志性的建筑而引以自豪。可人们怎么知道其中建筑师的酸甜苦辣。一句话，建筑创作的生态环境不改善，建筑精品的出现就是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