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飞：用建筑的语言阐释变动

　　“我发现自己去德国是个错误。从美国回来的建筑师个个看着都挺成功，而从欧洲回来的似乎都默默无闻。”车飞笑言，“怎么看待成功？我觉得从欧洲回来的建筑师都有一种工作状况，你看许多公司中层的骨干设计力量，很多是从欧洲回来的，他们踏踏实实地在作设计。”
      “当初我去德国也没有什么想法，就是挺喜欢德国，因为世界史上很多著名的建筑师、思想家、艺术家来自德国，很多，说不过来。”
　　其实，车飞去德国是奔着学习建筑这个目标去的，之前他的专业是环境艺术设计，和建筑设计接触只是在前往德国的前一年，在清华他执著地喜欢上了建筑设计。2001年，车飞在德国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建筑系学习建筑后，在德绍建筑学院完成建筑硕士学位，后又到了魏玛包豪斯大学，至今他还在读书——建筑学博士学位。
　　目前网络上对车飞的称谓有三种身份的界定：建筑师、理论家、艺术家。对于自己认为哪种称谓更恰当的提问，车飞笑了：“建筑师吧，我的本质是建筑师。”

空间影响

　　在德国，车飞和章雪峰组建了IDA本能动力建筑工作室。2007年回到北京后他们发现这里已是一个高速发展的城市，严格区别于欧洲和美洲的其他国家。按部就班在德国生活了多年的车飞回来有了强烈的对比感，“在中国这个大环境中面对大量的项目、大量的机会，那我们要怎么适应这个环境和融入这个环境？我们该怎么作设计？”
　　于是车飞创造了超城主义（超城建筑是车飞在北京的工作室），即在社会变动中的真实而自发的空间中，抛却旧有系统，创造自发和不间断的有生命力的空间和建筑，而这其间不确定性与急速的变化就是生命力之所在。
　　空间在这里是建筑师惟一强调的，因为建筑师眼中的空间其实和我们平常看到的空间不一样。“平常的空间是一个空的容器，建筑师所指的空间是一个产品，有物质性。”在车飞的建造思想中，空间甚至比建筑本身更重要，它影响着建筑。
　　空间是产品，那么空间就可以买卖，并且可以赋予它附加价值。当然空间还含有非物质因素。车飞的建筑设计出发点是从空间的规划、设计出发，然后形成建筑。
      “建筑学在20世纪60年代后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的原因是社会和城市的发展。空间作为建筑中的因素随这样的变化越来越重要。如果建筑师还在按照传统建筑学的理念和思路来作城市或建筑设计，他将发现自己无能为力。”因此，车飞重新給空间一个思辨：在什么都不确定的当下，在不断变动中，从空间角度思考怎么介入规划设计，这样才有可能作出有时效性的有意义的设计。

随时变动

　　车飞举例：人们刚来798艺术区的时候，有大片的房子，房子里什么都没有，很空，电线都被抽走了。这样的空间，你可以做任何用途，甚至让它成为草地。空间是连续的，现代概念的空间越来越膨胀，因为不确定，一切皆可变。
　　成都汉易酒店会议室是车飞关于空间可变的实验性方案，这个方案已经实现。这是个小项目，在这个项目实现后，车飞一再强调它不是室内设计，而是基于新理念的空间规划。那么一个售楼处的过道在完成它的使命后如何变身？
　　玻璃幕墙夹着一个扇形空间，原来的空间功能单一。甲方要在这样的空间体现会议、展览多种功能，如何转化单一功能为多功能？“现在这个时代是变动的，空间也不例外。这个扇形空间的轴线是弯曲的，把弯曲的轴线变成直的轴线，以此修复原来的缺陷。”绝的是车飞他们居然把地面卷曲起来，“就像卷报纸”，轴线的方向变了，增加面积，形成一些有趣的空间形态。这里，实施的卷曲手段遮蔽了原本不需要的由玻璃幕墙透入的光线，加入空间序列，新的空间就出现了。
　　“空间是设计的出发点，我们对空间的设计从来没有固定的手法，但思考点、思考模式是不动的。我希望每个项目的空间都是新的，并不是旧的积累。”在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车飞的超城建筑工作室一直试图尝试用新的建筑语言诠释建筑，“当一个事情固化为常态，就没有多大的意思。说我在实验，我们不是因为实验而实验，其实是事物本质使然。城市发展到一个什么样的结果，谁也没有必然的答案。快速介入的因素通常都会有，任何一个项目都不可能重复地用老套的方法万能地来做。”车飞申辩，他们的项目谈不上实验，本来它们就应该是这样。

处理变动

　　超城建筑在四川灾区某小学设计了一个小广场，这个小广场因为诸多明星的一个签名墙而陡然增加了趣味。墙和地面，两种截然不同的空间方式在这里要有个大融洽。这个看似不像建筑师的设计，因为用作广场铺设材料的砖块只有一种模子，所以更像一个工厂化的产品。但“其实很建筑”，因为结果的确是建筑师经过试验和考量得来的，而且具备建筑的特征。
      用一个个模块（砖）组合而成的物体——暂且这么称呼——竖起来就是墙体，放倒了就是地面。有各种砌法，不需要粘贴剂。这种砖的制作也很简单，只需要骨料和模具即可。
　　无法亲自盯现场——公益设计，材料、施工失控，车飞说这个原因促使材料和空间的处理因地制宜。由于投资也是失控的——在大环境下，特别是非常时期，建筑师能做的也许只能是满腔热血地画几张图，其他的交给他人掌控——车飞需要的是一个钢模具，成千上万的同型号砖出自这里，但一定要保证质量。这可能比盯在现场更有意义一些。
　　立起来要说明的是墙和空间的关系，把墙体放倒后是广场，草能够在砖隙间自由地生长。如果觉得这样的广场功能任务已经完成，那么就随意拆卸吧，然后可根据新的需求搭建为看台及各种形式的建筑。“这个项目是个例子，说明做明星墙是个小的事情——一天的仪式后墙就解体，之后这些材料需要构造新的空间。但这个时候，材料和空间的关系是如此的密切。”这是建筑师处理变动的一种方法。

不要商业

　　早在2001年纽约世贸中心倒塌的时候，车飞因建筑师的社会责任感驱使，作了一些设计，当然这种设计探讨性更大些。处于悲痛中的人们，谁会在乎这么一些设计呢？毕竟，楼塌了，人亡了。“世贸中心代表的是老模式高层建筑。当时想做一些实验性的方案，重新思考高密度城市或者高层城市的工作、生活模式和建筑空间的关系。”这仅仅是个实验，仅仅是纸上的想法。
   “我们的方案差不多都是实验性质的。”车飞大笑，“有些实验性多一些，有些少一些，得看是什么项目。有一点，非常商业的项目，我们一般不做。”其实车飞主持的超城建筑工作室的项目不多，他觉得商业性的项目没有意思，“几乎所有的建筑师都知道，那样的项目就是煎熬，做的时间长了，你会痛恨建筑。我知道作过几年这种建筑设计的建筑师，后就不作设计了。到我这个年龄（车飞34岁），国内很多建筑师已经不作设计转而作管理或其他工作。国外相反。”“反正我不喜欢商业项目，我也不会去做，不至于饿死。”
　　车飞的实验性项目几乎都有一个不平常的名字：2004年，粉红色城市——广州郊区城市文化研究、墙纸房——首届北京国际建筑双年展装置设计；2006年，速度景观——泰安2020城市发展计划、超砖设计……
　　有些人的设计是灵感迸发的结果，“我做东西必须通过理论、尝试，步步为营处理材料和空间的关系。”

应对未知

　　这些项目都是在调研的基础上，车飞的调查更多地基于社会学科和建筑的融合，这样的调查也是有渊源的。
　　早在100年前，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支就意识到传统的学科知识不能解释当时高速发展的美国城市化，而这种发展必须从当时社会的变动中总结经验，学习新知识。这就意味着建筑学要走到社会中去，到最前沿调查、测绘、访谈，这样才能了解发展的因素，得到新知识，总结规律。
　　车飞说当前的中国城市的发展和100年前的美国特别像，“我们不知道将发生什么，中国人不知道，外国人也不知道。人们让城市这么无限膨胀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也许答案很简单，就是让我们生活得更好。那么城市已经建设成了什么样？以后要发展到什么程度？课本和前人都没有告诉我们，你要去城市里看、纪录、分析，得出数据，作出判断。这对以后是有帮助的。”
　　似乎永远在调研问题，工作室只是中途的歇脚点，因为车飞一向不怎么着力打点工作室。项目不多，又不做商业项目，“我也不知道自己这个工作室能坚持多久，坚持多久算多久吧。我没有服从商品社会的规律。建筑行业是个服务业，你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学术的实践，要平衡生存和理想之间的关系。很多的项目上，建筑师是没有决策权的，如果要达到甲方或者合作伙伴的要求，也许做出来的东西是自己不满意的，或者更糟糕的。作设计第一要为别人负责，第二要为自己负责。”

      车飞  北京超城建筑设计有限公司法人。曾工作于德国柏林罗伯·克里尔的建筑事务所和包豪斯基金会。北京建筑艺术双年展第一届A4展区、第二届小城镇规划展策展人。
      近年举办了物波主义-朱青生、焦应奇、车飞作品展，第三届北京国际建筑艺术双年展，超街区·金街模型展等。

车飞言论

强弱式辩证
　　建筑师要迎合业主、迎合市场，那建筑师就是个弱势群体。我不去这么做，我就很强势。但工作室的经营势必会惨淡，相比较迎合市场的建筑设计公司，那我就是弱势的。

工作室大小
　　我觉得不需要马上实现很多项目，可以一点一点来，如果项目实现得很快，又比较差，那就是最糟糕的事情了。工作室可以是几百人，也可以是几个人，就看你做什么，坚持什么，欧洲就是先例。

玩建筑
　　当一切都没有问题的时候，你可以表演一下。

商业建筑师
　　长期做商业项目，你的大脑就很商业。

回国
　　为什么回国？这个谁都能想得到，在德国没有项目，有很多建筑师失业。那么多外国人都往中国跑，我一中国人为什么不回来？凭什么啊！

四万个亿
　　国家４万亿投出去了，景观和规划的项目多，像我们这类工作室缺少关系拿不到。我们的项目基本来自私有化集体和个人，或者开发商。近来，他们的资金收缩了，所以我们的项目就停了。
　　这个时刻，有建筑师很忙，有建筑师很不忙。

稳妥项目
　　国家的项目业主是我们大众，政府是中介。中介以不犯错误为最高目的，实现的项目以中庸为最终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