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书润：想做导游的生态学家

　　刘书润，著名植物学家和草原生态学家，长期从事植物分类学、植物地理学和生态学的研究，以及保护区建设、游牧文化等领域的教学和实践工作。他退休后才发现自由研究、自由导游、自由写作、自由言说的可贵，不再想写学术论文，不再想主持科研项目，一心只想当“生态导游”，愿意把自己的知识和情感，通通告诉所有愿意驻足旁听的人。

　　特约撰稿人 冯永锋

　　1、《狼图腾》出版后，刘书润很快就把它读了一遍，然后，他指出了这本书存在的一个问题:这本书，只写了苍狼，没写到白鹿。

　　内蒙古师范大学生态学教授刘书润，1998年退休以来，一直住在北京通州区一个小区的平房里。周围高楼不少，他的平房显得矮小而结实。

　　走在路上，估计没有多少人会把他当成教授，他那身蓝布衣裳，很可能让人把他当成个再普通不过的人。

　　然而刘书润可能是对内蒙古的草木认知最清楚的人，他可能“认识所有长在草原上的植物”；他也是对内蒙古当前生态变化最为关注的人，你只要和他谈起草原，他就马上神采飞扬，越谈越兴奋，越说越在理，越扯越无边无际。很快，你会发现，你这个对草原一知半解的人，却幸运地坐到了中国最好的生态导游面前，多年以后，你一定会对自己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好运气纳闷不已。

　　《狼图腾》出版后，刘书润很快就把它读了一遍，然后，他指出了这本书存在的一个问题:这本书，只写了苍狼，没写到白鹿。

　　按照蒙古人的传说，成吉思汗是苍狼与白鹿结合的后代，如果只写了苍狼，没写白鹿，那就只理解或者说只传达了蒙古文化的一半。

　　小说出版后遭到了许多人批判。有人觉得姜戎把狼写得太好了，现实中的狼并非如此。

　　刘书润认为，那是因为这些人过于看重经济发展，过于看重人类了，因此，野生动物在他们眼里，就有了好坏之分，有了道德不道德、残忍不残忍、贪婪不贪婪之分。

　　他说:“你们看到了牧民对狼的恨，读到了文学对狼的负面表达，但牧民对狼也有欣赏和佩服的地方。整个来说，他们对狼是敬畏，而不是简单的仇恨。你们看到了牛对子女的爱，你也该看看狼对子女的爱，对同伴的爱。他们为了子女可以舍命，为自己的孩子可以牺牲自己，狼拼命的原因，多半是因为他们的子女受到了伤害。”

　　为此，他写了篇文章，叫《狼来了》:

　　狼带来了新的理念，狼讲出了深刻的道理，狼发出了血泪控诉，狼唤起了人们的觉醒，又一次给人们输入了狼血。

　　狼是家畜、黄羊和人的敌人，但又是朋友、是对手，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人和狼各组成两个球队，共同演出一场精彩的比赛。生态学是关系学，是宽容的充满爱的科学。生态学讲的全是生物与生物、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爱情故事。生态学是一首情歌、一部情书。天敌又是天友，生态学就是“敌友不分”。《狼图腾》把狼、牲畜、老鼠、旱獭、黄羊和人之间的密切关系，说得真切、说得生动、说得在理、说得催人泪下。草原是个大舞台，演出了狼与人及其他生物的爱情连续剧。《狼图腾》是个好剧本，是一部历史文化和生态学教科书。

　　如今草原失去了狼，也失去了往日的生机，人类也失去了一个伙伴，牛头上只剩下一个独角。感谢《狼图腾》给予我们无限的怀念。 

　　2、当导游是传播生态学知识最好的办法；一个生态学家没当过导游或者当不了导游，他思想的传播就会大打折扣。

　　在闲谈期间，刘书润往往会突然跑进屋里，拿出两大包材料，厚厚的两沓手稿。他一篇一篇地翻着，每一篇都有其独特的位置，他总能马上就找出他想要的那一篇来。一沓是“学术文章”，一沓，是他自编自讲的“导游词”。

　　刘书润说:“我真的爱上了当导游，每年都要导上十多次，只要有人提出需求，我就会去。我发现当导游是传播生态学知识最好的办法；一个生态学家没当过导游或者当不了导游，他思想的传播就会大打折扣。这不仅仅是你要把知识讲得让人听得懂的问题，而是你能拿出什么来给游客讲，并让其信服的问题。你把大家带到草原上，你能拿出什么来讲给大家听？你有没有能力讲好草原的历史、文化、现状，你有没有能力讲好草原上的一草一木的来龙去脉？你是只讲一些胡编乱造的传说，还是讲出草原之美的依托所在？”

　　还是他儿子在上中学的时候，一个暑假，刘书润父子报名参加了内蒙古阿尔山的旅游团。阿尔山隐藏着堪与天山天池和长白山天池媲美的火山型天池，还有100多座类型迥异的火山湖泊。如果有一个深谙生态学、地质学的人给大家讲解，那么游客肯定受益匪浅。然而，当游客结队到达天池边时，导游给大家说:“这地方传说为天上王母娘娘洗浴之地，故称天池。王母娘娘洗完澡后，照照镜子，不小心掉到了人间，就造就成了天池边100多座湖泊。”

　　刘书润忍不住了，与儿子走到一边，小声地对儿子讲起了这一座座湖泊的来历和内涵，讲这座火山湖与冰碛湖的区别，讲湖边的岩石的内在成分，讲湖边杜鹃花的“科学故事”。同行的游客慢慢地离开了导游，围拢到了刘书润身边。

　　此后，这个旅游团的导游一职，就被刘书润“接管”了。导游每次想开口，游客们都说，你别说了，听刘书润说吧。有个年纪颇大的游客，离开湖泊下来，马上就说，他回去马上要带家人再来一趟，他要把从刘书润那听到的“导游词”讲给家人听。

　　导游也不生气。导游说:“前几天我们刚刚接受过培训，要我们大家考虑导游的生存危机。当时给我们讲课的专家说，云南路南石林的导游，都已经替换为大学的博士生了，游客们要听的不是简单粗放的传说故事，大家都想要听到自然的底细。专家还说，中国的旅游分3个层次，一是观光游，二是体验游，三是生态游。生态游的时代已经到来，而能给生态旅游带团的导游，还几乎没有。”那次旅行，聪明的导游开始当上了刘书润的学生，聪明的游客为了刘书润放弃了既定的路线，他们跟着刘书润，都好好地上了一堂生态课。

　　有一年，刘书润带了一个全是司机组成的旅行团。司机们本来要坐飞机从呼和浩特市直接飞到锡林浩特，但当他们听了一段刘书润的“导游词”之后，决定延长时间，改走公路，慢慢地一路游览，一路听讲。又有一次，刘书润带着的是著名环保组织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的一个美国环保专家考察团，全体团员一致要求延长几天的考察时间，重新安排其他的行程。

　　有些游客，对旅程中的住宿、饮食等条件要求异常苛刻，但只要这个团是由刘书润带队，那么，再苛刻的游客也会放弃对物质的索求，以至于有些旅行社惊奇地说:“刘书润想改变路线就改变路线，想调整住宿场所就能调整住宿场所。要是我们这么干，我们一定会被客人投诉的。”而刘书润不但没有被投诉，相反，几乎所有的游客都恨不得多留一段时间，听刘书润讲解“藏在草原里面的故事”。

　　2002年之后，刘书润每年都要当上好几次导游，给绿家园志愿者、给某大型国企、给某些环保组织的培训会、给某个旗县当专家，他都会“导游”。

　　他几乎像找到新工作那样高兴地对你说:“只要我有时间，我就去当导游。以前我喜欢出去野外调查，现在，我更愿意给大家讲内蒙古的生态故事。”

　　翻阅着刘书润的“导游词”，你会发现每一篇都是精美的小品文。这样的文字结为一集，以《刘书润带你游草原》的名字出版，肯定会非常畅销。

　　比如，你蹲下身子，想认识一下脚边的植物，那么你可能就会听到刘书润给你讲的“两颗小草”的故事。有一颗草，叫“欧千里光”，是缘于欧洲的外来物种；苦荬菜，则是缘于山东一带的外来物种。这两颗小草在当地已经很常见。刘书润据此编了一个故事:来自山东的小伙子与来自俄罗斯的美丽姑娘，在草原上相遇；一个是孔子精神的践行者，一个是耶酥精神的忠实信徒。因为彼此之间的文化差异，二人过着孤苦的生活。娜塔沙的高跟鞋带来了欧千里光的种子，孔耀祖的裤脚边沾上了苦荬菜的绒毛。有一天，有位神仙点亮了他们的心灵，在此扎根吧，你们会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于是两个异乡人结为一家，在当地长久地居留了下来，他们忘却了思乡之苦，他们成了当地人，幸福地生活了一代又一代。

　　3、感谢草原，感谢马背民族，使我们摆脱了枯燥的说教，用优美的歌声表现深刻的生态学理念，抒发对大自然的情感。

　　刘书润不仅热爱草，还热爱蒙古歌曲。他说:“蒙古歌把对家乡草原、山水花鸟、牲畜的爱都融入歌词，唱出了热爱大自然的最强音，是名副其实的生态歌曲。蒙古族是生态的民族，蒙古族的生态文化是全方位的生态文化，蒙古族歌曲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蒙古歌唱出了草原的美好与马背民族的心声。”

　　刘书润于是自己创造一些歌词，他觉得，既然歌曲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他就要把自己对生态的理解，融汇到歌曲当中。如果你想听刘书润给你“讲唱”蒙古歌曲，那就更简单了。刘书润写过一篇极长的“导游词”，名字叫“唱蒙古歌，爱大草原”。他精心挑选了近20首蒙古歌曲，用自己的体会和情感，向你讲解和传唱。这还不够，刘书润自己还写了不少歌词，并给它们配上曲子，只要你想听，他就能给你唱。比如他作了一首歌，叫《献哈达》:

　　芦苇荡传来了什么声音？

　　洁白的天鹅来了一群群。

　　蓝天上刮起了什么风？

　　飘来了朵朵吉祥的白云。

　　草原上为什么欢声笑语？

　　颗颗红心波浪滚滚。
　　
　　因为迎来了尊贵的客人，

　　远道的朋友和亲人。
　　
　　请喝下醇香的马奶酒，
　　
　　这奶酒孕育着百草的清香。
　　
　　蕴含着牧人诚挚的心。

　　刘书润说:“蒙古族歌曲丰富多彩，有如大海，宽阔深厚。把歌曲里面的文化注入到生态学中，会使这门科学更加亮丽滋润，更加贴近民众，更富于感情和爱心，这门科学就有了新的增长点。感谢草原，感谢马背民族，使我们摆脱了枯燥的说教，用优美的歌声表现深刻的生态学理念，抒发对大自然的情感。”

　　早年，刘书润是在北京上的中学，“成绩一直是最后一名”。高中毕业后，突然想“出去走一走”，就撞到了刚刚创办的内蒙古大学，进入了研究“北方草原生态”的内蒙古大学生物学系。

　　在大学里，他也“不务正业”，成绩一直是倒数第一，或者倒数第二。现在回想起来，他更喜欢用这句话来对应自己:“成绩差的孩子才是没被中国教育管坏的孩子。因为他们能够保留自由的天性。”

　　而自由，对所有生命都是最可贵的，对人，甚至是最重要的品质。

　　从到了草原的那一天起，刘书润从未中断自己与草原的关系，每年有一半的时间都在草原上“闲逛”。无论是此前曾作为内蒙古草原的一名研究人员，还是现在的一名“生态导游”。

　　他颇为得意地说:“从事草原研究的人，没有一个人在野外的时间能够比得上我。我从大三到贺兰山实习起，直到现在，每年都有很长的时间在草原。”

　　退休之后的刘书润觉得“导游”是传播草原生态思想的最好渠道。他不停地写文章，不停地在各种会议上发表看法，他不停地出席各种组织举办的讲座，向这个世界的所有“游客”，讲他对草原生态学的认知和体会。

　　他说:“草原上的一棵草，就是一个文字，它们经过千年磨合，组成篇篇文章，使得草原成为有丰富藏书的图书馆。草原上的一棵草，就是一名战士，它们组成的生态系统，就是坚不可摧的部队，它们是经历了千万年严酷环境考验的幸存者，是捍卫脆弱生态环境的最后一班岗。草原上的一棵草，就是一位老师，给人们讲述一个个有趣的故事，草原就是众多专家学者的母校，草原上的一棵草，就是一位朋友和亲人，草原就是有益的海洋，爱的大家庭。”

　　他这样说草原:“草原上的草组成草原，树木形成森林，鸟兽牲畜合成群。草原上的人们同样具有强大的凝聚力。草原畜牧业劳动，如剪毛、接羔，为了不影响牲畜正常进食，必须在短时间内突击完成，因此大家聚在一起，互相帮助，渐渐成为有组织的集体活动，草原畜牧业的特点，在于移动，在于集体，在于与大自然的融合。”

　　刘书润对天然林的热情也很高。他对我国植树造林的热情也写下了不少“导游词”。

　　他说:“中国的人工林已占世界第一，出现了大批造林模范单位，的确也取得了不少成绩。种树的好处也很多，但天然林保护应放在首位。生态治理不等于绿化，更不等于种树。大面积人工纯林等于绿色荒漠。种树种草不是越多越好，种树也要搞‘计划生育’。种树能改善环境，造福子孙。但不科学种树，也可恶化环境，形成绿色污染，背上绿色包袱，给子孙造孽，给地球抹黑。” 

　　记者对话刘书润,他说:　保护草原必须先保护文化
    
　　冯永锋:人们介绍你的时候，总是难免说一句话:“他认识内蒙草原上所有的草。”你是如何认识那么多植物的？

　　刘书润:很简单啊，只要你经常在植物身边呆着。你要认识草原的植物，你当然得在草原上呆着。像我这样，每年呆上大半年。回想过去的经历，好像一切都是天意。我的老师马毓泉，当时为了编《内蒙古植物志》，交给我一项任务，要我认识草原的营养体植物。

　　这个过程其实就是认识可给牲畜食用的植物。学过植物的人都明白，大自然“可食用”的东西很多。因此，人类必须注意发展“营养体农业”。

　　认识营养体植物之后，我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植物分类学本领。植物分类学大体分为两派:一类叫细分派，一类叫归并派。细分派主要呆在标本室和样地里，对每一个物种进行严格的区分。而归并派则粗枝大叶一些，更喜欢在野外现场发现和区分物种，野外条件总是有限的，因此，一时分不出来的，就不再分了，只知道它的科，它的种，它的属，就很满足了。

　　冯永锋:光在草原上会不会缺乏学术的宏观性？

　　刘书润:有时候命运会照顾你。1978年，当调到内蒙古大学后，我发现“工作领域”变了。过去成天和草在一起，而在大学里，成天是和人在一起，大家很少去草原上做研究，只在教室里，在标本室里，在课本上周旋。我也讲课，讲一讲植物生理学、植物地理学、植物分类学。我主要负责带学生去实习，但去的地方，也是学校早已经安排好的、封闭性的“实地基地”，只在里面采样方，做记录，剪草称重，但就是不与草原上生活的人们相往来。

　　这对我有一定的好处，此前长期在草原上呆着，有时候也需要从文化和学术的层面去认识一些问题。这时候，我开始从学术的层面去认识草。我这辈子做得最多的估计就是样方了。我曾经做了几千个样方，每个样方都是一沓清楚翔实的物种实况记录。这些样方最大的缺点是没有GPS定位，但大体位置是标明了的。样方的好处是越久越有学术价值，因为你可以把后来的拿去做对比。

　　现在，不少样方就堆放在我家小屋的角落里。没有人去整理，有些人把它们借去，也不还回来。有些人还回来之后，也信口说要帮我整理，但也没见动弹。

　　冯永锋:你又是如何从一个草原植物专家，转向草原生态保护？

　　刘书润:1992年之后，我开始反省，草原到底是干什么的？反省之后，我转变了研究的视角，从畜牧业研究转到保护草原的生态文化研究。我发现了许多非常冲突的现象。由此，我认为保护草原必须先保护文化，这个前提是我必须了解和熟悉蒙古史。于是，我又开始从文化层面去认识草。我开始收集草原上各种草的传说，研究草与当地人信仰的关系，草在当地人心目中的形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