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SLANYC杂志专访俞孔坚：景观的意识

    大约在2010年，我们在翻阅《哈佛设计杂志》“愉悦”这一期时，看到了俞孔坚博士题为《美丽的大脚》的文章。俞孔坚是中国景观事务所——北京土人景观与建筑规划设计公司首席设计师。土人设计在国内外完成大量规划设计项目，在过去十年中，凭借优秀的设计获得了广泛认可。为了更好地进行理解，土人设计的工作需要融入到中国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中，以及中美当今文化、经济交流的大背景中去。 
 
    不幸的是，我们没有这样的能力和资格去正确地完成这个任务。幸运的是，土人设计的工作经验十分丰富，能够提供足够的线索来帮助我们了解景观中的劳作、娱乐、快乐主义，及我们通过对休憩内涵不断延伸的理解，产生对新景观美学发展方面的兴趣。能够有机会采访到俞孔坚博士，我们感到非常激动。我们共同探讨了创立“中国首家现代景观设计事务所”背后所付出的努力和运作策略，与“美丽的大脚”美学相关的劳作理念，及对景观设计学实践作为一种文化环境的框架性工作的理解。

著名的“红飘带”——中国秦皇岛市汤河公园（土人设计作品）

     访谈内容： 
 
    FASLANYC杂志（以下简称“FN杂志”）：您公司的名字是什么意思呢？
 
    俞孔坚：土人设计有多重含义。“土”在中国代表着土地——自然的土壤。“人”代表着人民，所以它字面上的含义是“来自于土地上的人”。当把这两者结合在一起时，就意味着“土地和人”。同时，这个词在中国城市精英文化中有一种贬义的意味，有些像“低下的人”的意思。 

    FN杂志：就像是乡下人、乡下孩子或者“老土”的意思吗？

    俞孔坚：是的，这很有趣。我喜欢这一点。之所以选择这个名字，是基于我生活经历中获得的专业视角。1997年，在SWA工作两年之后，我决定回到中国。我想回国的原因是因为中国正在经历着巨大的变革：我看见河流渠化，文化遗产正在消失，景观因城市扩张而被破坏。这是我1996年回到中国时看到的景象。当返回到美国后，我决定我需要回到中国，去参与并推动城市发展，使之回归到“正确的轨道”上进行。我选择这个名字还因为我相信我们最终要回到土地，无论是为了生活还是为了生存。

伦敦弹坑花园（1943年）

皇后区胜利花园（1943年）

    FN杂志：在您回到国之前，景观设计学专业在土地开发的过程中是否已有所涉及？还是需要您尝试并创造这门学科？

    俞孔坚：在传统意识中，我们有很长的“造园”经历。景观设计学在十年前基本上意味着“造园”。中国大尺度的城市化进程是最近才开始的。当我回到中国时，事实上没有人处理过这种类型的“土地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我选择用“土人设计”这个名字作为区分“景观设计”与“造园”的不同。 
 
    我回国的最初几年，国家商务部拒绝注册我的公司，理由是景观设计学在中国并不是一个正式的行业。注册时，你的公司需要纳入到合适的行业范畴中。他们告诉我，如果注册的话，只有一个类别“造园”可以注册，没有景观设计。这也是刺激我想回国的部分原因——我感觉到我可以为中国贡献些什么。 
 
    另外一个注册困难的原因是我想将我的公司命名为“土人设计”。
 
    FN杂志：他们认为这是个笑话吗？就像“乡下人景观”一样？

    俞孔坚：是的，他们因此拒绝了我好几次。最终，我说服了那些官员们，告诉他们这是一个新的行业。
 
    FN杂志：在十年前的中国，这个说服的过程是什么样的？

    俞孔坚：首先，我需要向他们举出不同地方的许多案例。那个时候中央政府启动了一项计划——为从海外归来的中国年轻专业人员提供创业场所。这是一家实验性的科技园区，一个进行尝试的地方。从某种角度而言，它有些像硅谷。你将获得免费的办公场所，便于孵化想法，尝试新策略。这是一个试点场地，政府正努力吸引像我这样想去尝试新事物的人，来影响新的城市化政策。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真正具有突破性的计划。

    最终，很多公司的经历证明了这个计划是非常成功的。科技园区的领导帮助说服了商务部注册，我成立了我的公司。这就是“土人设计”如何成为中国第一家景观设计公司的过程。

在湿地中修建的岛屿增加了栖息地的生态异质性，这是中国河北省秦皇岛滨海植物园开发的一部分。

中国河北省秦皇岛滨海植物园中的湿地

中国辽宁沈阳建筑大学中的21公顷稻田

    FN杂志：您在沈阳建筑大学实施的景观项目深深打动了我。通过渗透到学生们校园生活之中的景观过程，把教育和工作有趣地结合在一起。项目中的很大一部分是校园的使用者——学生将会亲身体验种植和收割水稻。从我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学生们并不是每天都在田地里工作，而是将其作为一种仪式性的活动，一年中集中起来分几次举行。

　　我想知道的是，随着时间的变化，这一过程是如何改变的，在未来又将如何延续。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由于您将使用者融入到了景观中——学生并不仅仅是在其中穿行或是停下来欣赏。相反，他们成为了这个空间中进行生产的一员。我猜想这样或许会激发他们自身的想法，或是不满。
 
    俞孔坚：学校的校长对于这个项目中每年的种植和收获具有极高的热情，学生们也定期展开一些常规工作——例如除草、灌溉等。水稻很容易照料。它需要精细地进行种植，但播种后却不需要繁重的劳作。我最初的想法是创立一种既是过程又是图画的景观。但更为重要的是过程、时间、周期、收获和种植，这整个过程就是景观本身，同时还是一种体验，当体验过程成为一种惯例的时候，这种周期循环就成为了校园文化的一部分。在美国很多大学每年都有返校足球赛，这也成为了学校的一种标志。而在景观过程的文化中，景观成为了故事中的主角，它具有了一种身份，对人们而言成为了一种联系起天气、时间流逝和季节变幻的循环周期。
 
    FN杂志：听起来您似乎不是很关注于细节，而是对周期性的环境过程及当地文化（习惯、观念、仪式）之间的辩证关系更有兴趣。
 
    俞孔坚：或许吧。我们这里提供的仅仅是一种“最小化设计”——一个框架。田地的围墙是用水泥制成的。这没有任何改变。从某种角度而言，这里只是种上了水稻。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毁坏校园中的道路，砍掉其中的树木。其余的时间只需要追随着季节即可。我的所有的项目都是“最小化设计”。你或许会将其在美学上同现代主义的设计进行比较，但两者是不同的。因为在我的设计中景观是具有生产性的——我不想维持一种停滞的过程。 
  
    FN杂志：生产性景观——这种形式似乎承载着潜力与冲突，因为生态生产性有各种不同的类型。我会将其分成两类：环境生产性和社会生产性。在沈阳建筑大学的校园内，景观在这两方面都具有同样的高度生产性——在那里集中形成了一种特殊形式的建筑学术性，同时大尺度的环境过程也是非常重要。我想问的是，还有什么其它进行设计案例的景观可作为范例，结合了这两类生产性？首先，我想到的例子是农场。

    俞孔坚：当然，是的，但是一座农场同样也可以是环境决定型的——一种进行精炼提取的景观，这同生产性是截然相反的。或许某种类型的有机农场是可以的。 
  
    FN杂志：这非常有趣，工业化农场作为一种精炼提取的景观，就像一座矿。输入物质和能量，使得这种地质材料可得以进行提炼。

    俞孔坚：是的，很多农场就像这样。我认为我们需要明确和区分观赏性景观和生产性景观。前者是具有消耗性的。
 
    FN杂志：那么公园呢？他们在生态上是生产性的吗？
 
    俞孔坚：当代公园吗？不，或许社区公园是的，但是他们缺少一种特殊的美感，尽管他们生产着一些东西，包括生产愉悦在内。我并不了解，但我并不认为在这一尺度上有很多景观可以既是社会生产性的又是环境生产性的。

土人设计的芝加哥北格兰特公园设计方案，将在网格状的田野中种植玉米，象征着美国中西部的生产性景观。

红飘带状长凳将会在公园内穿梭而过。

 
    FN杂志：看起来似乎有很多好例子说明休闲公园是环境生产型的，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这样的。这些公园会有一片沼泽、一条人行步道或是一块田地，这些能够提供栖息地和雨洪滞蓄。对我而言，使得沈阳建筑大学校园设计方案脱颖而出的并非其生产性，而是把使用者的业余劳动力成功地整合到了社会及环境景观项目中这一事实。除了社区花园以外很难看到这样的情况。

    俞孔坚：事实上，我们提出的兰特公园设计方案也是基于类似的概念，方案入围了但最终并未被采纳。我们提出在芝加哥城市中心营造一块玉米田，通过雨洪灌溉，使之具有生产性，同时融入到社区里，创造出了一种特性。但是显然他们并不喜欢这一点。
 
    我认为，从学术角度而言，美国人是非常开放且成熟的。但当涉及到社区相关事宜或是与投票相关的公共问题时，整个国家似乎就变得非常保守了。奥巴马在白宫有一座蔬菜园，这是一个非常好的象征，代表着景观设计中出现了更具积极意义的生产性景观。但是这种革新性的理念能否被公众接纳呢？我对此并不确定。理性的美国人民重视个体独立性，但是涉及到公众时更重视整个民主系统。
 
    FN杂志：这或许会造成一些弊端。

    俞孔坚：是的，你会变得普通，被平均化了。但理性上你仍是非常进步的。在过去20年内，生产性景观的概念被频繁提及，但是真正实现的却很少。为什么？我认为这正是美国制定及实施决策的这个体系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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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nes Denes正在播种“麦田”，在曼哈顿下城区播种及收割2公顷的小麦（1982年）。

在麦田里远眺自由女神像和纽约港。

Agnes Denes在麦田中，视野面向着曼哈顿下城。

    FN杂志：这是另外一个我对您如何创立您的公司很感兴趣的原因，我同意并且认为我们国家的理论非常成熟和先进，但是在进行实践的模式和方法方面却是非常保守和落后的。当我们筹建一个公共公园时，我们仍在沿用过去25年前（甚至150年前）修建公园所使用的资金方式、政治理念及机制。因此除非实施已在25年前被接受的理念，否则实践任何事情都是非常困难的。

    俞孔坚：我在波士顿有一个小项目——罗斯•菲茨杰拉德•肯尼迪绿道（Rose Fitzgerald Kennedy Greenway），这个项目耗时4年建成。这是个非常小的项目，在中国可能只需要6个月就建成了。沈阳建筑大学校园项目只用了3个月完成。这就是不同之处。这种情况可能会造成好的结果，也有可能造成坏的结果。如果你在进行一个糟糕的设计，用很快的速度修建了一堆烂东西，这是非常可怕的。而且其中大部分项目都是非常可怕的。
 
    FN杂志：在某些方面而言慢就是好。

    俞孔坚：是的，慢就是好，因此你就得到了一种平均——不是那么坏也不是那么好，或许这样可以慢慢地进步。但是我认为现今中国，迅速、可持续地修建一些项目是非常重要的，因此需要这种非常快的实施体系来实现这些项目。面临的挑战则是如何让更多的人进行更好的设计，而不是少数几个人做几个优秀的设计。
 
    FN杂志：这就是我们行业目前面临的问题。我们就像大多数人一样，往往会有些狭隘和偏执。在上一代时期，纽约市滨水沿岸地区修建了很多新的公园。这些项目同您所倡导的新美学 “大脚美学”相比较，您如何评价？
 
    俞孔坚：我认为这些项目以及位于美国的这些项目，总体而言完成的很好。一个非常好的设计，细节完善，建造精良。如果在中国进行一个类似的项目则永远不会完成。原因就是我们不会有如此的耐心在细节上花费很多时间，并且我们还没有完成这种设计的工艺，就像在美国进行的一些现代设计的工艺一样，在中国这是不可能的。我们尚不具有这种技术。因此我的方法是完全不同的。我会让自然过程去完成这一工作，使人工干预减到最小。

　　我所倡导的“大脚美学”并不是一种环境保护论。在美国环境保护主义有很长的历史。正如您说的，大多数环境保护主义就意味着不去管它，场地上没有人；但是离开了艺术，我们的专业就无法引人注目。

　　我们的方式是我们需要艺术，用最小程度的设计让生态学变得能够被感知到，就像红飘带公园，我们让自然完成它自己的工作，让环境变得尽可能的自然。然后我们引入了一个非常微妙的干预，就好像给一套西装打了一条红色的领带，让每样事物都变得完美起来，把整体联系到了一起。这种方法非常适用于当今中国的情况。土地本身提供了一种服务，而不是在消耗着服务。
 
    FN杂志：这听起来非常富有智慧。您对劳动和设计的使用达到了一种高超的技艺，利用生态学使项目变为了一个好机会。

    俞孔坚：一座美丽且景观维护良好的公园，你需要在里面进行收割、施肥、灌溉。景观可提供服务，它能够产生能量而不是消耗能量。景观应该吸收雨洪而不是利用管道排水。在这种公园里有一种很好的现代主义传统——精于细节的设计、精良的材料以及光滑的表面。同时还具有很强的环境发展力——生物多样性等等。我采用了中间方式——最小化设计，但是充满艺术性。
 
    FN杂志：这种劳作的理念也让我很感兴趣。您提出一种充满智慧的美学，同时倡导人们在这种美学下能够进行劳作。如果在公共空间里如果提倡并准许人们进行这样的生活与工作，这同人们的社会阶层和状态是否也有联系呢？

    俞孔坚：是的。在东西方悠久的历史中都有一样的传统，即阶级的划分是基于你是否从事着一定的劳动。如果你是工人阶级，那么你的地位就比较低下。如果你有小脚、长指甲、白皮肤，这就意味着你不用进行什么劳动，于是你就拥有比工人阶级高得多的地位。在很多文化中都存在这样的情况。然而劳动才是正常的，人们由于劳动和工作而成为了人类。这正是在生物学中界定我们是“人”的定义。

    当上层阶级希望从其他阶级中脱颖而出时，他们就变得不再正常了，最明确的方式就是不再劳作，这也是上层阶级的人们把自己畸形化的原因，或许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超级名模如此骨瘦如柴。这在大规模城市化之前是可以被接受的，少数人可以依靠其他人的劳动盈余而生存。但是当你回顾历史时，通常这些上层阶级已经消失了，因为这个群体的人们丧失了生产性、生育能力、健康，中国的末代皇帝已不能生育孩子了，这是因他们的地位而带来的牺牲。
 
    现在这种价值观，这种精英文化的痕迹已经扩散到整个环境中——从建筑、景观甚至到宠物，每一样东西都是这样。我们必须逆转这种价值体系。
 
    FN杂志：您提出了这样一种主张：为了生存，人们需要回归到大地，回归到其它那些价值及美学中去。为什么要在现在进行改变？您的观点同现在社会现状为什么会相联系？

    俞孔坚：由于大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和资源的日渐匮乏，所以我们需要进行改变。如果一个观赏性花园需要诸多资源的话，如果只有一个需求还是可以接受。但如果整个城市就是这个花园，我们承担不起这种资源消耗。
 
    FN杂志：因为生态规则？

    俞孔坚：是的。如果仅有10%的人或者是场所是非生产性的，这或许没有问题。但是如果90%的景观是非生产性的，这就行不通。人类将走向灭亡，正如中国封建王朝的末代皇帝一样。

土人景观设计的芝加哥北格兰特公园方案，灌溉水渠及玉米地的旁边是休闲步道。

冬天的玉米田，将种植、成长、收割的传统和周期循环整合到了芝加哥的城市肌理中。

 
    FN杂志：另外一件吸引我注意的事情发生在沈阳建筑大学。在那里种植和收割是如何成为一种传统，成为学生文化的一部分的。这些变化在过去的八年中逐渐发生，尽管这一切看上去是一种生态规则在产生作用，但我认为学生们喜欢这样，并享受这个过程——这个变化具有非凡的意义。还有另外一个吸引人的地方，那就是劳作的愉悦。例如，建筑学的教育往往是非常抽象的，很少有机会能去动手做一些事情。或许他们喜欢这个项目是由于这样可以让他们融入其中感受自己动手而产生的愉悦与新奇感。

    俞孔坚：是的。劳动帮助他们成为了“人”。这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最终会享受工作、享受健康。我们需要转换目前这些价值观——如果你开着一辆奔驰，那么你是较低等级的人；如果你在骑自行车，才是上层阶级。每个人都重视劳作，这是一场革命。
 
    FN杂志：这非常令人兴奋，也非常乐观。在沈阳建筑大学的孩子们，他们享受这种劳动，或许是由于他们不是农民，不是必须去劳动，所以他们很享受这种感觉。这是一种传统，他们同自己的朋友们一起劳动，但这并不意味着如果他们不劳动就没有饭可吃。这是一项有乐趣的工作：一种休憩方式。

    俞孔坚：是的。在这里劳动就是美学，不仅是为了生存，它超越了生存的含义，劳动已经成为了一种新文化。

    （注：本文由 编译，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苏博/译，李艳君 杨素贞 浦实/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