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洁：山水城市

胡洁：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教授，北京清华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风景园林一所所长、首席设计师。

　
　　您去过纽约中央公园吗？
　　
　　胡洁（以下简称胡）：去过，去过多次。

　　您能否从专业设计师的角度为我们解读一下，是哪些因素让纽约中央公园如此的经久不衰？

　　胡：首先，在奥姆斯特德时代，也就是在中央公园初期规划的时候，纽约还没有那么多高楼大厦，还只是一些荒地或农牧地。但是在当时做规划时就能预留出如此大面积的一块地，为现在的居民提供一片绿色、休闲的场所，这种对城市理解的前瞻性、对城市居民需求的战略眼光是非常了不起的。像纽约这样的大城市随着经济的发展，土地的价值越来越高，但是这一城市绿洲100多年来没有改变。

　　第二点，奥姆斯特德曾在文章中写到，公园规划设计的初衷是服务大众，它将是一个为市民服务的公园。在100多年前，人工投资建设的园林几乎全部都是为贵族服务的。如果老百姓需要休闲活动的话，只能去纯粹的野外。但是纽约中央公园却是经过设计而成，所以这种为纽约市民而设计的思想非常富有远见。而现在很多的设计师还是以经典的、贵族式的高端产品作为设计的评价标准和荣耀。

　　另外一点，不容回避地说，中央公园已成为了曼哈顿的名片，提升了整个纽约市的品牌形象。它让第五十二街成为了最昂贵的街，成为政要、明星、富豪云集的地方，而这种云集自然而然进一步提升了它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其周边的地价也越来越贵，商业、文化、娱乐活动都在这里展开。所以这形成了一种良性的循环，让整个城市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这种高使用率与它周边城市高密度发展是分不开的。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曾经一度在公园缺少管理的情况下，吸毒、强奸、抢劫的犯罪率比较高。但随着加强巡警力度等管理措施，这种情况很快消失了。如果春天去那里的话，你会看到游人非常多，大草坪上躺满了人。由于周边密度太高，去中央公园就变成人们接近自然的一种渴望。

　　以今天的视角来看，您觉得纽约中央公园存在哪些不足之处？

　　胡：在它建成100年后的今天，从城市设计的角度来看，的确存在一些有待改进的地方。它整个环境太像一个“桶”了，周边的高层建筑都像墙一样包围着方方正正的几何形绿地。它的自然属性与其他公园和自然地的沟通连接非常少，太过于独立了。

　　所以说城市公园应该与周边环境有一种更好的融合？

　　胡：是的。所以我曾提出过“中国特色的山水城市”这一理念，希望建筑与园林是融合在一起的一个整体，而不是用红线区分哪里是建设区，哪里是绿地。这样的模式对今天的城市发展来说是不利的，今天的城市应该是融合的。中国的传统园林就有这个特点，无论在网师园，还是在拙政园，找不到建筑和园林之间的分割线，建筑是园林的一部分，园林也是建筑的一部分。就像两块泥，一块红泥、一块黄泥，揉在了一起就是一块棕色的泥，是一个整体。这一点在纽约中央公园和纽约的城市规划里面没有体现出来，它的分界线太鲜明了，这在今天的城市建设中是应该避免的。

　　山水城市的理念更多的是从规划层面上来实现吗？

　　胡：我并不认可这样的阶段划分。中国古代所做的尝试不分规划阶段、建筑阶段、景观阶段。吴良镛先生在写《人居环境科学导论》时也提出了规划、建筑、景观应该融为一体。这非常符合中国传统的整体思维这一哲学。所以我在实践中就把城市当作景观来做。在前期规划的时候，实际就已要考虑到设计、工程这些后续的工作。在地块上，也要突破界限，要有穿插、有融合、有配合。所以我认为理想的城市，就应该是这样的山水城市。颐和园中有很多建筑，但是你很难找到建筑与景观的界限。圆明园、颐和园就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山水城市的范例。

　　但是以北京市为例，北京如今的城市密度与这种理想的建设密度相差甚远，这样的形态在城市中是不是就很难实现？

　　胡：那是技术问题，一种人要与自然融为一体的心态非常重要。如果有了这个态度，密度的问题是能解决的。目前城市常见的是15~20层的高层，在研究城市肌理和城市密度的时候，就有一种建议，即把绿地率从30%扩大到50%，城市中间点状布局高层建筑。或者形成多层空间，在中间设置绿化平台，还有墙体绿化、屋顶绿化等，这些现代技术手段都可以实现。这样使用者更多感受到的是绿色，而不是房子。只要有这样的态度，绿色的城市一定会出现。

　　山水城市理念与很早之前的田园城市（Garden City）等一些其他的理念的区别在哪里？

　　胡：田园城市的理念包括强调农村和城市之间的交融，农业用地穿插到城市中间，城市中不仅有花园用地，还具备生产性，实现人的居住与农业生产、自然环境的无缝对接。它的构想图的中心是一个公园，然后一圈建筑、一圈绿带，再一圈建筑……建筑周边还有一些点状绿地，然后地块之间有沟通和联络。它更强调的是一种物质空间规划，但山水城市的理念所体现的是一种人与自然更深层次的融合。就像人的经络。解剖学上不能确定经络的范围，但是血管、骨头、肌肉、脂肪是能被确定的。经络融合了所有的这些结构，虽然看不到它具体的形态，但能感受到它的功能。

　　城市更需要哪种形式、职能的公园？

　　胡：这其中涉及到地域、文化等多个因素的影响。一块绿地在特定的使用环境下，它的需求变化很多。我在波士顿生活时间很长，波士顿有很多被称为“自然保留地”的地方，那里没有栅栏，是自然树林，所以很多周边的居民去那里遛狗、散步，对他们的生活有很多的直接的影响。但是在高密度的社区，通常在住宅区中间有一块绿地，有栅栏、有门、有锁，住宅区的居民有钥匙，住在这才能使用它。我观察过，这样的绿地里面顶多会有3到5个人。

　　在波士顿中心有一处公园叫波士顿公园（Boston Common），那里的观光客特别多，一早一晚会有周边居民在那里进行健身活动，但是停留在公园中进行休闲活动的使用者很少。这种使用方式与中国的很多公园都不一样，例如紫竹院公园从早到晚都有不同的人群在进行不同的活动。这与中国的居住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公寓式的居住环境，居民对公共绿地的需求很高，在这里他们能找到自己的社交群—晨练、交谊舞、打牌、唱歌、抖空竹……

　　社区公园与中央公园承担着不同的功能。在美国有很多口袋公园（Pocket Park），例如纽约的佩雷公园（Parlay Park），从大街上几步台阶，便会进入那么一个小小的空间，一下子就离开了城市的喧嚣，有一种世外桃源的感觉—一个水幕墙、几株大树、几张咖啡桌。公园不在乎大小，而在乎它带给人的感受。所以谈公园要谈系统，不同的部分、尺度、规模，担负着不同的城市功能。

　　如何评价一个社区的品质？我认为应评价社区居民的生活精神状态，包括精神病发病率、自杀的比率等。设计师应考虑到他的设计带来的社会效应是什么？是不是缓解了使用者的精神压力？是不是为社区老人、孩子提供了合适的活动空间？是否让社会人群更稳定了？评价一个社区的品质不仅仅用绿地的面积、房子的面积来衡量。我有一个朋友曾经对一群打腰鼓的老年人追踪调查了一年。打腰鼓会很吵，所以他们从一块绿地被赶到另一块绿地，最后他们到了一处立交桥的桥洞底下，那里距离居住区比较远，周围汽车驶过，在那个小小的空间里老太太们一起打鼓，开心极了。但是我们反过来想一想，为什么公园就不能区分开安静的地方、吵闹的地方，为他们提供不同的活动的空间呢？
 

　　在您参与这种城市大型公园设计的过程中，您认为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胡：跨界—去突破原有的传统工作界限是最大的挑战。城市问题本身就是综合的，分不出什么条块来，但是我们现在认为城市设计师就应该做城市设计，交通规划师就应该做交通，水系工程师做水系，园林设计师就是栽花、种树。所以我认为最大的挑战是将他们融合成一个整体。

　　在北京奥林匹克公园、唐山南湖中央公园的实践中，您觉得最大的成功之处在哪些方面？

　　胡：在北京奥林匹克公园中，自然与城市的交融做得相对成功。我们在“龙形水系”的中轴线上布置建筑，虽然建筑的体量都很大，但是它还是被绿色所包围的。而且建筑不是中轴对称，而是呈现一种非对称平衡。这也是我刚才所说的“跨界”—以一个景观设计师的视角来决定建筑的布局。起初规划在奥运会后只留下50m宽的铺装，其余的硬质铺装会被替换成绿地，但是没有实现，所以现在去奥林匹克公园可能会觉得建筑间的铺装面积还是过大，因为一些奥运会后规划没有实现。但是跟北京其他中心区相比，它还是一个相对自然化的城市中心。在这样高密度的地区中创造一个如此大规模的自然空间，是奥林匹克公园规划的一大突破。

　　唐山南湖公园最大的挑战来源于它的地质条件。它属于采煤、挖矿之后的沉降区，沉降坑又变成了城市垃圾场。因此，我们做了很多废弃地改造的工程。第二个亮点在于，它位于唐山新区内，唐山的老城区是在1976年唐山大地震之后规划的。因为地震之后需要迅速将城市重建起来，所以那时基本上建造的都是5层的简陋筒子楼，那里边没有公园、没有广场。所以新城对唐山老市民来说是实现了一个梦想，他们很渴望能有这么大一个城市公园出现。我们在做规划前做了很详细的地质分析，预留出城市的生态廊道，结合城市现有的交通线，形成一种掌状布局的绿地系统，让绿色进入到城市，南湖公园就是这个掌状系统中的一部分。

　　

　　原文摘自《景观设计学》2012，（01），总21期：54-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