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观设计:续唱新文化运动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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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1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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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年前的新文化运动,特别是白话文革命,不仅影响了文学,更成为一场全方位的思想革命,建筑文化在新文化运动中也汲取了很多的营养。对于当代中国城市景观建设,胡适在新文化运动
85年前的新文化运动,特别是白话文革命,不仅影响了文学,更成为一场全方位的思想革命,建筑文化在新文化运动中也汲取了很多的营养。对于当代中国城市景观建设,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提出的观点也十分适用,比如文学改良八法:一曰,须言之有物;二曰,不摹仿古人;三曰,须讲求文法;四曰,不作无病之呻吟;五曰,务去烂调套语;六曰,不用典;七曰,不讲对仗;八曰,不避俗字俗语。反观现代城市当中的建筑与景观,有很多是无病呻吟或盲目模仿之作。日前在中央美院举办的“为中国而设计”全国首界环境艺术设计大展的论坛上,北京大学景观设计研究院院长俞孔坚再次高举“白话运动”的大旗,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讲,呼吁中国当代设计学,特别是景观设计学要实现现代化,必须继续接受“五四”精神的洗礼,必须怀抱民族身份危机和人地关系危机两大危机意识,抱有“足下文化与野草之美”的新的社会和土地的伦理,设计和创造白话的城市和白话的景观。城市要尊重平常与平民,回到人性与公民性,回到土地与地方性,以获得当代中国人的民族身份,重建人地关系的和谐。
[B]第一大危机:民族身份和文化认同危机[/B]
俞孔坚认为,中国目前主要存在着民族身份与人地关系两大危机。其中第一大危机,就是中国民族身份和文化认同的危机。
虽然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民族身份和文化认同是一个普遍性的问题。而在当今中国尤其令人担忧。在200年以前或者150年前可以说中国有一种明确的民族身份,或者说不存在文化认同问题。中华民族有五千年的历史了,大家都认同这个民族,黄种人,黄皮肤,认同于我们的祖先黄帝;地理空间上,我们认同于“天处乎上,地处乎下,居天地之中者曰中国”的整体环境;无论夷夏,我们认同于华夏文化,这个民族的身份鲜明地表现在封建帝王的大一统下,我们认同于乾隆大帝,认同于康熙大帝,认同于唐太宗,甚至认同于秦始皇;我们的身份证便是帝王们的紫禁城甚至于他们挥霍民脂民膏建设的离宫别苑、士大夫们的山水园林、无数同胞血汗构筑的长城,无数劳役开凿的大运河。古典的、封建的、帝王的中国,这种民族身份是很鲜明的,所以世界的其他民族会把中国人称作唐人或者宋人,或者叫汉人,正因为认同了一种独特的民族特征,独特的建筑和独特的文化。翻开到2003年为止的世界遗产目录,被认为代表中国的世界遗产有29项,除了其中的4项为自然遗产和为数可怜的反映人民生活历史的文化景观外,绝大多数是封建帝王和士大夫们的宫苑和死后的坟墓、及其为维护其统治的宗教庙宇建筑。我们当然要万分珍惜历史遗产,保护和善待它们是文明程度的标志。但作为现代中国人,难道还要继续这种古典的认同吗,或者别的?我们当代的文化认同是什么呢?用什么来作为现代中国人的身份证?
作为民族身份象征之一的中国建筑文化在今天正面临着多方面的危机,包括欣欣向荣的建筑市场下地域文化的失落、城市大建设高潮中对传统文化的大破坏、全球化对地域文化的撞击等等。这种建筑文化危机正是又一次文化认同危机的结果,城市景观建设中的贪大求洋、欧陆风的兴起无不是这种危机的表现。
如果说殖民建筑、“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式的公园,以及对传统中国建筑的模仿,是“五四”时代第一次文化认同危机在设计学领域的体现的话,“城市化妆运动”正是当代第二次文化认同危机为城市景观建设带来的恶果。俞孔坚呼吁,作为当代中国设计师,应该致力于推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文化的进步。而决不应让“城市化妆运动”背后的落后思想遮挡设计学的现代化,特别是景观设计领域民主和科学的现代化之路。
在全球化背景下,当代中国人的民族身份到底何在,是什么?是每一个设计师所应该回答的问题。法国路易十四的凡尔赛宫非常宏伟巨大,它跟圆明园是同时代的,这是西方巴洛克的民族身份;中国的紫禁城,是中国封建帝国的经典,同样令人叹为观止。从古希腊,罗马帝国,再到法兰西,同样的语言、同样的形式、甚至同样的精神,如同一个不散的幽灵,最终来到了中国的城市,成为当代许多中国人主动或被动的认同。几乎每一个城市至少有一个大广场,几乎所有这些广场的模范就是凡尔赛宫前的广场和模纹花坛,或是罗马圣比德广场,或者是北京太和殿前的广场:我们在认同古典欧洲的君主和教皇、或者认同于古典中国的帝王和士大夫。
而与此同时,人们也在认同一些所谓“最现代”的建筑和景观,这些建筑可能都是了不起的建筑,但它们耗资巨大,在这种建筑的背后,实际上是用一种“暴富”的心态来接受一种“帝国”的建筑。当今,任何一个经历过现代化发展的国家都不可能再盖这种建筑,因为,它们违背了基本的现代精神——理性、科学与民主、功能服从形式,而是在用十倍、甚至更昂贵的花费,在造一个具有同样功能的展示建筑。正是在当代的中国,那些“帝国”建筑师们实现了他们的“帝国”梦想。
无论是帝王的建筑还是殖民的建筑,边缘上的中国使我们的文化与民族面临身份的危机:是古典的西方帝国?封建的中国古典?还是帝国的现代西方?
[B]第二大危机:人地关系的危机[/B]
去年,互联网上曾经广泛传播着一张卫星遥感的地球影像,在影像上,中国的国土是一幅何等辽阔而又枯黄的土地。与邻国相比,中国版图的绿色十分稀缺。俞孔坚说:“我似乎看到年迈多病的母亲在向贪婪的儿女们挤尽最后的乳汁。而如果我们将这影像在某一点放大,就可以看到湖南山中的一座吊脚楼前,三五位老乡正用被几代人使用过的锄头,将一株百龄老樟树,从祖先的坟旁连根挖起,砍掉茂密的枝叶,从早已等候在那里的大树收购商手里接过60元人民币,眼巴巴地望着拖拉机将那断了枝叶的祖先手植树运往城里……当老樟树再次出现在城市景观大道旁边或高档别墅区里时,已是身价万计,而留给土地的不仅仅是那个黄土坑,还有那黄色的溪流;失去的也不仅仅是茂密的枝叶,还有包括那棵树上的昆虫和地下的蚯蚓在内的整个生态系统,以及那庇护家园的'风水'。这就是所谓的城市美化和绿化,在搞所谓的房地产建设和城市建设。而整个过程中,设计师多半是个帮凶。”
据研究,在未来近十多年时间内,中国的城镇化水平将从目前的36%达到65%。同时,中国大城市的郊区化也已经开始,并日益严重。以北京1984年和2003年的影像对比为例,可以发现城市无节制的蔓延是多么的快速,大地景观的变化是多么的剧烈和让人生畏。未来北京CBD的电脑模拟图,国际大都市的另一位竞争者——上海的电脑模拟图,都昭示了未来中国居民的身份和处境。那被填去、污染的和被硬化的河流等等都昭示着中国人地关系面临空前的危机。
[B]续唱新文化运动之歌[/B]
俞孔坚说,面对严峻的民族身份和人地关系这两大危机,继续新文化运动,重新认识“五四”运动提倡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即民主与科学和反帝反封建,完成85年前没有完全实现的文艺复兴的使命,对设计学科的现代化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文学革命和白话文是新文化运动的最巨大的成果。回顾一下当年对文言文的批判,再来认识我们现在城市景观建设领域的某些思想意识,就会发现历史是何其惊人的相似。
在当时,由于历史造成的分离,作为书面语的文言早已脱离普通民众,脱离日常生活,仅仅作为一种上层身份的标识存在于正式的通电、文告之中。因此,白话文倡导者们提出要打倒和废除这些“死文字”,因为“死文字”决不能产生活文学。而在旧派人士,却一定要维护文言文这“天下至美”的文字,维护士大夫与“引车卖浆之徒”相区别的一种身份。
作为开启中国现代化进程标志的五四运动已经过去近80多年了,而中国的城市,特别是中国的园林,除了将“拆”旧建新外,却似乎并没有受到新文化运动的真正洗礼。相反,暴发户加封建帝王式的城市景观成为当今城市化妆运动的主角。一向被奉为国粹的封建士大夫园林却成为中国五千年封建意识形态的最终庇护所,挥之不去的亭台楼阁,小桥流水,曲径通幽,与横行于中国城市的化妆运动相杂交,再交配西方巴洛克的腐朽基因,附会以古罗马废墟和圆明园废墟的亡灵,生出了一个个中国当代城市景观的怪胎。这是中国目前城市景观、城市的建筑、特别是城市的园林和建设的一种危机。
为什么中国设计学,特别是景观设计会落后呢?俞孔坚认为有以下几大原因:
第一个方面,“五四”之后,从思想文化本身来讲,新文化运动没能继续走向深层,几千年来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形态仍然存在于社会深处。
第二个方面,可以说是一种时代的阴差阳错,很多杰出的设计师没有机会、没有时间去开展现代景观设计研究和实践,而层出不穷的政治动荡,和对西方意识形态的批判,最终都使中国设计界在国际现代设计思潮最活跃的时代,失去了参与和交流的机会。
第三个方面,改革开放后,在已经全方位落后于西方的情况下,文化认同上的混乱导致了两种反差极大的设计思潮,一方面是崇洋运动,误解现代设计的精神,而把西方设计的形式当作现代;另一方面是国粹运动,所谓夺回古城风貌运动,这两者实际上都是现代化的敌人。而所有这些方面,最根本的是体现在景观设计教育上的落后,其中包括全民设计美育上的空白。
俞孔坚说,提出白话的建筑、白话的景观和白话的城市,决不等于西方现代的形式,而是理性与科学、民主和平民化的精神。我们中国,不论在大陆还是台湾,都有大量看上去很“现代”的作品,但是,如果我们用民主性和科学性去衡量,它们未必有很高的现代性。这就是说,它们仿了西方现代建筑的外形,却并没有获得现代建筑的本质。我们城市街上看到很多的现代建筑,哪怕是最现代的形式,如同旧传统和古典的形式一样,如果没有现代精神,实际上都只能是封建士大夫意识、封建帝王意识、以及帝国意识的体现。一百个国家大剧院或一千个“央视大楼”这样看似“现代西方”的建筑,一万条“世纪大道”、十万个巴洛克式的“市政广场”,和百万个以展示政绩为目的和移植堆积大树而形成的“中央公园”,都只能使我们的城市和景观离平民越来越远,离科学与民主越来越远,离现代化越来越远,离和谐的人地关系越来越远。因为,它们是古典西方君主意识和暴发户意识以及古典中国封建士大夫意识的幽灵附体。最多是幼稚的城市或景观现代观的体现。特别是园林,我们还在摇头晃脑陶醉于我们的国粹园林,当然我决不是置疑它们作为文化遗产的价值,但是如果还是用它的原则,用它的理念来造现代中国广大城市居民日常需要的城市景观,重新拾起士大夫的精神,那显然是大错特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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