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城市文脉的制度保障

记者：城市有“体”也有“魂”。而城市之魂、城市文脉要以一种物化的方式表现并延续。您认为南京在城市建设中应如何把握文脉？ 张鸿雁：从历史传承、古都特色来讲，南京应该有霸王之气。过去南京的规划是很恢宏的，在现在南京城市的整体规划、建设中，这种恢宏的霸王之气越来越淡薄。另外，南京秦淮河水文化的柔性、儒雅，或者说是文枢之风、天下文枢的感觉，也应把握的。还有，中国古代的市井文化在南京也应该有个表述，这来自于明清以来夫子庙文化的感知，在建筑上应有所体现。另外，水文化的开展，山脉原生态的利用，也都是在城市建设中要予以考虑的。在城市建设中，我们不能丢家传的最珍贵的东西，不能忘却过去。像万科金色家园的开发，就是一个典型的败笔，使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优美传奇故事、闻名遐迩的莫愁湖成了少数人的景观，城市受到很大影响。 记者：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影响一个城市文化发展的，往往是真正有思想的文人。延续城市文脉、弘扬城市特色，需要文人的广泛参与。而如您所说，目前的现状是，在规划过程中缺少文人的参与？ 张鸿雁：目前，我们的城市规划中缺少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真正参与。规划部门常常以“不会画图”为由，拒绝文人的参与。但城市的历史怎么延续的？城市的文脉怎么生成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心里最清楚。 记者：是否需要政府建立相应的制度规定：在规划的编制过程中，明确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所占的比例？ 张鸿雁：首先，起码在人员构成方面，要有这样一个基本的要求，参与规划的人员构成必须有综合性。 其次，评选规划的方式要合理。应该采用“背靠背”的方式，多方案遴选，不能由一个部门、一个单位垄断。 另外，要建立反方机制。一个规划拿出来，不是光说好话。目前这种规划的反方机制在全中国都没有。相反，有些规划编完后还没有使用呢，就评上优秀奖了；有些规划实施不到两年又重新修编了，原来的规划理念几乎荡然无存，却也是得奖项目。岂不笑话？而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一个好的规划至少要有五到十年的运作期，必须用事实证明你是优秀的。 再者，要有专家的法律认同机制。专家在评选过程当中要担负法律责任。现在经常是找熟人当评委，专家去参加规划的评审论证，先喝酒，再吃饭，再拿钱，完了再签字，说好话的多，也不用负什么法律责任。 记者：“御用专家”。如果经常提不同意见、唱反调，下次就不会被邀请了。 张鸿雁：我曾经唱过几次反调，所以有些部门也就不再找我了。 听不进不同意见，最终带来的是国家的损失、民族的损失，是历史性损失，代价在后人，现代人造成的损失由后人偿还。所以我认为，一定要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科学的评价程序、科学的评价方法和合理的法律机制，这是城市规划的重要内容。否则，误国误民，贻害后人。 记者：现在各市虽然也开始重视城市文化，但往往都是零星的、片断式的，也办了很多吃力不讨好的事——想做好事，但往往最后干成的是败笔。对于一个城市的文化，是不是需要全面地、予以统筹考虑？ 张鸿雁：唐山市正在开展城市文脉的整体研究，为城市规划奠定基础。其他有些城市也在做了。在整个规划之前，我们应该考虑城市文化资源的整体整理。 记者：这件事必须要做，但我们以前做得不好。 张鸿雁：做得不充分。在对历史文化资源进行整理之后，从整体保护出发，先期做一个政府的政策决定，哪些能动，哪些不能动。另外，我认为中国历史文化资源保护需要全面升级，比如把省一级的文物保护单位由省里自觉地作为国家文化保护单位来加以保护，把县级的文化保护单位自觉地设定在省级文化保护单位的档次上。另外，所有城市文化保护资源中的保护要素和范围也要放大。因为中国正处于城市化进程的加速期，城市变化太快了，稍不留神就把文化铲平了。 记者：而这些一旦破坏，是没法恢复的。 张鸿雁：恢复已经没有意义了。对于文化资源，我们要进行调查、整合、保护，要把保护范围扩大、保护内涵升级，保护的方法要更现代，甚至进行文化资源的年度公布。如果说过去有5000个点，现在只剩3000个了，再以后只剩2000个了，那将来中国还剩下什么？ 记者：城市规划当中有一个空间管制的概念，主要是明确哪些地区不该开发、不能建设，但主要是出于对自然资源和环境的考虑。是不是也可以增加一部分内容，对文化资源也进行空间管制？ 张鸿雁：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文化资源的保护同样重要，应该同等对待、相提并论。 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的保护性法规常常敌不过地方政府政绩利益的驱使。城市规划在实施中却缺乏有力的监督，缺乏对城市规划违法行为的纠正。这是一个很普遍的问题。如果将来有这样一个案例：某市长违背城市规划、违背城市控规，受到行政处罚，那么，中国也就有希望了。 [采访后记]在快速的城市化进程中，城乡面貌的日新月异不应伴之以文化的衰变和特色的泯没。为此，我们提倡文人的参与，呼吁制度的保障，更希望那些已经出台的相关制度规定能够真正实施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