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建什么样的新城？
admin
2005-05-16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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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期举办的“城市边缘-区域规划国际论坛”上，在“新城市主义”大旗下，由德国设计师设计、以德国建筑特色标榜，正在建设中的上海安亭新镇，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完善规划，我
在近期举办的“城市边缘-区域规划国际论坛”上，在“新城市主义”大旗下，由德国设计师设计、以德国建筑特色标榜，正在建设中的上海安亭新镇，成为大家关注的热点。完善规划，我们究竟要建什么样的新城？香港建筑师学会原会长沈埃迪先生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记者：您在个人建筑观中说：“完善的规划，不单是着重于规划图纸上的平面几何效果，更不是标榜主观建筑设计风格。完善的规划应为住户提供生活意识及环境空间。”您认为安亭新镇算不算一个完善的规划？在江南水乡建德国小城，您怎么看？
沈埃迪：对这个话题我很小心。
记者：那我们直言不讳好吗？不光我个人，很多人对此都有困惑。
沈埃迪：在香港我们有规矩，一个建筑师不允许批评别的建筑师的作品。我只能说一些自己的感受，不是完全针对安亭。我觉得安亭新镇是一个很大胆的尝试：建筑要与当地的文化相配合，把德国的文化背景和生活方式搬到中国，本地人能否接受是个疑问；但如果说考虑到在上海国际汽车城工作的德国人，与他们的文化配合，当然没有问题。因为还在建设，大环境还没有最后形成，很难现在对它作出评价。
记者：为缓解大城市发展压力，很多地方都提出要建设新城。安亭新镇是上海市“十五”期间试点城镇建设率先启动的第一镇。它给我们带来思考：我们到底要建什么样的新城？怎样才算成功的新城？
沈埃迪：我在上海没有项目，在广东做过很多这一类居住小区的设计。其实我有一点失望：不仅广东，包括我去过的上海、成都、重庆等几个建设比较快的城市，一般的发展商都喜欢要求设计师去做一些外国文化特色的居住小区，我从来没有见到一个发展商说：我要做一个有中国文化的居住小区。如果有这样的机会，我会非常开心。
记者：许多发展商都在追求外面的东西，而忽视了中国传统的、本土的文化。这是不是市场需求的推动呢？
沈埃迪：发展商觉得这个符合市场口味，是市场需要的。但到底是不是市场需要的呢？还是发展商自己的主观？西方所有所谓有文明的国家，都非常珍惜和注重自己的文化。在欧洲，从来没有哪个发展商说要造一个完全中国特色的城市。但是为什么在中国你去做建筑都要去抄外国的呢？
记者：那您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我们今天的状况？
沈埃迪：原因很多。其中之一，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发展很快，但这个阶段在建设方面基本是抄袭西方的一些模式，是在模仿西方的一些观念和做法。如果你懂得选择，知道西方什么是好的，就可以帮助中国加快发展；但是你要盲目地抄，很容易把人家不好的东西也抄过来。
记者：您认为是因为我们的传统不好而被丢在一边了呢，还是我们轻视了它？
沈埃迪：我们的一些建筑师也好、官员也好，犯了这样一个毛病：总是尝试去模仿西方的风格和做法，从心理上就认为所有中国古代的建筑文化都是过期的。其实，是我们自己没有下功夫。欧洲也有自己的文化，但是你现在去看，比如德国，它现在做的一些建筑的艺术和文化，都是很现代化的，仍然有德国文化的沉淀，你能看得到，但已经成为传统文化的现代演绎。怎样把中国的传统文化演绎到今天？目前我们还没有做这件事。
记者：盲目崇洋媚外，直白浅显地把别人的东西拿来就用，没有去深究其背后的内涵；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缺乏系统的梳理和再认知，没有与今天的现实很好地融会贯通。这就是我们的症结所在？
沈埃迪：不一定是古代的就一定是对的、好的，所以你自己一定要思考，要经历一个思考的过程，要赋予它21世纪的内涵。
记者：香港在这方面有无经验教训？能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借鉴？
沈埃迪：我曾经到美国、加拿大学习、工作十几年，上世纪70年代末回到香港。当时觉得很失望：香港周围真的是没有很多比较好的建筑物。因为那时的香港也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期，与现在的内地有一些类似。所以香港的建筑师在那一段时间都拼命赚钱，项目越多越好，基本上没有风格，完全没有什么建筑文化。那个时代的建筑文明现在香港还可以看得到，难看得要命。我觉得非常可惜，大概有20年的时间香港没有好的建筑物。
记者：这种状况从什么时候开始改变的？
沈埃迪：从上世纪90年代香港才开始有一些比较好的建筑物出现。有很多原因：经济发展放慢了，竞争比较激烈了，消费者也懂得去选择了。因为香港有过这样的过程，所以我希望内地就不要再犯同样的毛病了。
记者：这需要政府和规划师、建筑师们共同努力。
沈埃迪：现在很多在内地做投资的一些发展商，房地产业并不是他们的本行，对建筑文化也根本不懂。所以我们做规划师和建筑师的就负有一个很重的教育发展商的社会责任。他们犯错可以原谅，因为他们不懂；我们犯错无法原谅，因为我们不能说我们不懂。[采访后记]对于中国的规划和建筑，沈埃迪先生都深有体会。他还曾强调过这样一个观点：中国现在的城市规划应该寻找自己的道路，因为无论是哪位世界大师的城市规划都会有弊端。我们在学习西方的一些规划思想，但得甄别，因为许多城市的发展证明，有的规划走了弯路，我们不要走西方的弯路。我想，这很值得我们深思。
记者：您在个人建筑观中说：“完善的规划，不单是着重于规划图纸上的平面几何效果，更不是标榜主观建筑设计风格。完善的规划应为住户提供生活意识及环境空间。”您认为安亭新镇算不算一个完善的规划？在江南水乡建德国小城，您怎么看？
沈埃迪：对这个话题我很小心。
记者：那我们直言不讳好吗？不光我个人，很多人对此都有困惑。
沈埃迪：在香港我们有规矩，一个建筑师不允许批评别的建筑师的作品。我只能说一些自己的感受，不是完全针对安亭。我觉得安亭新镇是一个很大胆的尝试：建筑要与当地的文化相配合，把德国的文化背景和生活方式搬到中国，本地人能否接受是个疑问；但如果说考虑到在上海国际汽车城工作的德国人，与他们的文化配合，当然没有问题。因为还在建设，大环境还没有最后形成，很难现在对它作出评价。
记者：为缓解大城市发展压力，很多地方都提出要建设新城。安亭新镇是上海市“十五”期间试点城镇建设率先启动的第一镇。它给我们带来思考：我们到底要建什么样的新城？怎样才算成功的新城？
沈埃迪：我在上海没有项目，在广东做过很多这一类居住小区的设计。其实我有一点失望：不仅广东，包括我去过的上海、成都、重庆等几个建设比较快的城市，一般的发展商都喜欢要求设计师去做一些外国文化特色的居住小区，我从来没有见到一个发展商说：我要做一个有中国文化的居住小区。如果有这样的机会，我会非常开心。
记者：许多发展商都在追求外面的东西，而忽视了中国传统的、本土的文化。这是不是市场需求的推动呢？
沈埃迪：发展商觉得这个符合市场口味，是市场需要的。但到底是不是市场需要的呢？还是发展商自己的主观？西方所有所谓有文明的国家，都非常珍惜和注重自己的文化。在欧洲，从来没有哪个发展商说要造一个完全中国特色的城市。但是为什么在中国你去做建筑都要去抄外国的呢？
记者：那您认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我们今天的状况？
沈埃迪：原因很多。其中之一，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经济发展很快，但这个阶段在建设方面基本是抄袭西方的一些模式，是在模仿西方的一些观念和做法。如果你懂得选择，知道西方什么是好的，就可以帮助中国加快发展；但是你要盲目地抄，很容易把人家不好的东西也抄过来。
记者：您认为是因为我们的传统不好而被丢在一边了呢，还是我们轻视了它？
沈埃迪：我们的一些建筑师也好、官员也好，犯了这样一个毛病：总是尝试去模仿西方的风格和做法，从心理上就认为所有中国古代的建筑文化都是过期的。其实，是我们自己没有下功夫。欧洲也有自己的文化，但是你现在去看，比如德国，它现在做的一些建筑的艺术和文化，都是很现代化的，仍然有德国文化的沉淀，你能看得到，但已经成为传统文化的现代演绎。怎样把中国的传统文化演绎到今天？目前我们还没有做这件事。
记者：盲目崇洋媚外，直白浅显地把别人的东西拿来就用，没有去深究其背后的内涵；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缺乏系统的梳理和再认知，没有与今天的现实很好地融会贯通。这就是我们的症结所在？
沈埃迪：不一定是古代的就一定是对的、好的，所以你自己一定要思考，要经历一个思考的过程，要赋予它21世纪的内涵。
记者：香港在这方面有无经验教训？能给我们提供什么样的借鉴？
沈埃迪：我曾经到美国、加拿大学习、工作十几年，上世纪70年代末回到香港。当时觉得很失望：香港周围真的是没有很多比较好的建筑物。因为那时的香港也处于经济高速发展期，与现在的内地有一些类似。所以香港的建筑师在那一段时间都拼命赚钱，项目越多越好，基本上没有风格，完全没有什么建筑文化。那个时代的建筑文明现在香港还可以看得到，难看得要命。我觉得非常可惜，大概有20年的时间香港没有好的建筑物。
记者：这种状况从什么时候开始改变的？
沈埃迪：从上世纪90年代香港才开始有一些比较好的建筑物出现。有很多原因：经济发展放慢了，竞争比较激烈了，消费者也懂得去选择了。因为香港有过这样的过程，所以我希望内地就不要再犯同样的毛病了。
记者：这需要政府和规划师、建筑师们共同努力。
沈埃迪：现在很多在内地做投资的一些发展商，房地产业并不是他们的本行，对建筑文化也根本不懂。所以我们做规划师和建筑师的就负有一个很重的教育发展商的社会责任。他们犯错可以原谅，因为他们不懂；我们犯错无法原谅，因为我们不能说我们不懂。[采访后记]对于中国的规划和建筑，沈埃迪先生都深有体会。他还曾强调过这样一个观点：中国现在的城市规划应该寻找自己的道路，因为无论是哪位世界大师的城市规划都会有弊端。我们在学习西方的一些规划思想，但得甄别，因为许多城市的发展证明，有的规划走了弯路，我们不要走西方的弯路。我想，这很值得我们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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