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人”俞孔坚

　　他是哈佛大学设计学院的博士；他是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的当家人；他是业界知名的北京土人景观规划设计研究院院长、首席设计师；他就是自称“土人”的俞孔坚。

　　“一百个国家大剧院、一千个央视大楼、一万条世纪大道、十万座巴洛克式的市政广场、千百万个用以展示政绩的、移植堆积大树而形成的中央公园，都只能使我们的城市景观，离平民越来越远，离科学与民主越来越远，离现代化越来越远，离和谐的人地关系越来越远。”——俞孔坚

　　俞孔坚的办公室很大，几张大桌子上都堆放着许多图纸，房间中央还有一棵不小的榕树，树叶随意散落在树下，此情此景，非但不使人觉得凌乱，反而感到一股清新的自然气息扑面而来，果然不愧为著名的景观设计师。这么一个留过洋、思想设计前卫的人却自称“土人”，我们的谈话自然地从他的“土人”情结开始。

　　“土人”——土地和人。这里包含着一种很强的民族感。很多人留学回来，起各种洋名，从研究所、事务所到自己都套上个洋名字。俞孔坚深感愤慨：“当我看到这么多外国人来设计我们自己的土地，又看到这么多中国人起个洋名字的时候，就觉得自己要叫‘土人’。我们的口号，就是‘高举民族旗帜’。”同时，“土人”反映了一种自信，中国人可以比外国人和所谓的“洋人”做得更好。“这并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一种专业理想，自己的土地要由自己来设计。外国人可以到中国来做设计，中国人也可以走出去。”

　　决不轻言放弃

　　俞孔坚是浙江金华老家的第一个大学生，怀揣着母亲交给他的一包家乡的泥土进入了北京林业大学园林系。

　　大学的生活很艰苦。俞孔坚一个月只有4斤米、12块钱，天天吃白菜、馒头；一到夏天就想把冬天的衣服卖掉，晚上想起猪头肉就流口水。与他比起来，城里的同学不但穿得光鲜、洋气，而且外语也很好；他一张嘴说外语就脸红。在自卑的同时，俞孔坚学习非常刻苦，早晨最早起来看书，一个学期后，外语成绩就在班上名列第一。

　　然而，在大学分班时俞孔坚受到了一次很大的打击，可以说，正是这次打击决定了他的人生方向。园林系要分为设计和植物两个专业，因为设计专业，创造性很强，大家都想进，俞孔坚也想。但是由于要求绘画基础，他被分到了植物班。俞孔坚很不服气，给美术老师画了一只流泪的眼睛。虽然俞孔坚最后还是被分在了植物班，但他却从未服气，“为什么我不能做设计”。从研究生阶段开始，他暗暗自学设计，加上植物学的专业背景，从而为以后的成功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92年，俞孔坚考上哈佛大学的设计学博士，彻底地转了行。俞孔坚的英语成绩并不是特别出色，但有意录取他的都是美国顶尖级大学（如哈佛、耶鲁）。这得益于在林大任教的五年中，俞孔坚给许多资深教授（如北大的陈傅康、林大陈有民、孙晓翔、苏雪痕和中科院的王如松等）做课题、当助手，后来这些教授为他向美国的大学出具的推荐信，都是响当当的。同时，凭着外语的优势，俞孔坚读了许多外文书籍，并在接待外国友人来访时担任翻译，接触到了许多外国专家，其中就包括他后来在哈佛的导师斯坦尼茨（美国景观规划界最有名的权威之一）、弗尔曼（美国景观生态之父）和凡尔教授，使他有机会把自己的论文献给教授们以求指点。“所以，后来我一申请去哈佛读书就被录取了”。直到他学成回国，许多同学还不相信他成了设计师。

　　俞孔坚在哈佛的日子也并不轻松。一下飞机，他就感受到了巨大的差距与压力。他想在机场给导师打个电话，但是连投币电话都不会用。导师麾下5名博士中，其他4位都是有经验的专业人士，有的已经是副教授，还有一位是华盛顿规划局局长。要消除差距，就只有比别人付出更多。刚到哈佛俞孔坚对计算机和地理信息系统一窍不通。“哈佛注重理论和方法，不重视技术，所以这方面的课程不是很多，我就利用暑假一阵‘恶补’，把这些东西学会了。”一个学期后，俞孔坚用起电脑来就顶呱呱了，甚至成了地理信息系统的specialist，并且被计算机中心聘为兼职教师，负责指导本科生。导师很严厉，布置的参考文献一摞一摞的，俞孔坚的论文写了一遍又一遍。回忆起这些，俞孔坚一脸轻松，但是，可以想象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大的飞跃，需要付出非比寻常的努力才行。在哈佛俞孔坚基本上没有什么休息时间，经常是一个人在办公室工作，美国人中午都出去吃饭，而他一般将从家带的饭在微波炉里热一下，吃完休息一下再继续工作，晚上也不休息，继续工作……

　　这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哈佛给了俞孔坚一个全新的视野。“她让你有一种站在世界最高处的感觉，今天请贝聿铭来讲一堂课，明天又请弗兰克加利来讲一堂课，后天又请副总统来讲一堂课。”正是在与这些卓越人物面对面的交往过程中，俞孔坚有了一览众山小的自信。

　　回首自己的求学路，俞孔坚说，他每到一个新的阶段中都会有自卑感，这来源于他感受到的自己与其他人之间的差距。在大学中，是因为农村人的身份，在哈佛，是因为中国人的身份。但是，自卑不等于消沉，而是使他更加发奋努力，很快使自己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他的人生就是在这种节奏下不断前进的。而这一切得益于从小学开始就受到的各种挫折，挫折使俞孔坚倍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使他在面对挫折时从不屈服。

　　“如果说我的经历可以给后辈们什么借鉴作用，那就是经受挫折后，要奋发向上，每走一步，都会上一个新的台阶，从低到高，而不是一步登天。在这个过程中，决不要轻言放弃。”

　　“举灯泡的人”

　　“白话的城市，大众的城市，平民的城市”，“让城市回归自然”，“足下的文化与野草之美”，“反规划”……这一系列批判观念使俞孔坚有点像“斗士”，在同行中显得有些特例独行。

　　俞孔坚曾经讲过一个美国高校流行的说法：当一个灯泡儿坏了，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生要琢磨出一个电脑程序来更好地控制灯泡；普林斯顿的毕业生则有的抬桌子、有的搬凳子要去集体攻关；而哈佛大学的毕业生则会高高地举起灯泡去指挥别人完成这个难题。俞孔坚说：“我就是要做那个高高地举起灯泡的人。”

　　俞孔坚坦言自己的思想经历了一个很长的转变过程。在北林，他学的是传统的中国园林。虽然中国园林在世界上独树一帜，但学过之后，他总觉得过窄过偏，不能解决中国现实中的很多问题。与外界广泛的交流开阔了俞孔坚的眼界，使他认识到了“我们已经落后很多”，在给同学的一封信中他下定决心：“不能躲在园林的一角过一辈子”。

　　只是，俞孔坚的认识还停留在表面的层次上，直觉告诉他这个领域大有所为，而具体到应该做什么还没有很清晰的认识。他的思想真正发生的转变是在95年博士论文答辩前。到哈佛后的俞孔坚，系统地学习了相关理论和方法，在参加博士论文答辩前他回了一趟中国。这一次，他从深圳一路北上到北京，发现中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树被砍了，河流被污染了……在没有专业准备和科学规划的情况下，中国的土地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他意识到“土地设计”问题正是自己所学的专业应该解决的问题。从此，俞孔坚由审美的象牙塔式的研究，转移到了现实问题中来，他开始以解决中国人的生存问题、解决中国的土地危机为己任。

　　在哈佛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俞孔坚曾获得4项国际性设计奖项，未毕业就被美国著名的景观设计集团SWA聘为设计师。然而，1997年俞孔坚义无反顾地踏上了回国之路，创办了中国第一个景观规划设计研究中心——北京大学景观规划设计中心。

　　曾在中美两国的大学执教的俞孔坚对两国教育的差别有着非常直观地感受，他希望能够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发展壮大中国自己的景观规划事业。“中国的教育体制还是太死板，缺乏鼓励人去创新的机制和空间。美国的交流比较多，爱因斯坦就说，‘只要能把这么多人聚在一起交流，就能产生新的东西’。中国的学生之间碰撞、合作的精神太差了。” 处在这个知识爆炸的时代，信息会越来越多，因此，重要的是要学会如何筛选信息，要很快地区分出哪些有用，哪些没用，而不是教师直接给学生一些东西，并告诉他们是什么。中国的学生从小就习惯于老师让做什么就做什么，掌握的是一堆知识，是“what”，而不是能力，很难创新；在美国，尤其是像哈佛这样的研究性大学，很强调能力，提问题本身就是一种能力，是“how”。“how”中间就包含着“what”，它强调思考能力和创新能力。如果说知识靠积累，那么能力的培养就要靠合适的方法，这需要老师来引导。师生之间必须有互动，才能达到教学相长的效果。因此，俞孔坚不喜欢一个人埋头在屋子里搞设计，而是主张设计者们打破房子的格局，成为一个群体，互相碰撞直至迸出理性的火花。

　　俞孔坚认为，对于做设计的人来说，根本没有标准答案，就要做到和别人不一样。而现在的中国正在走国外一百年前的老路——“城市化妆”。“我学过美国的城市史、欧洲的城市史。没有回国前，那些只是死的历史知识，但回国后，就可以用来对比现在中国发生的事情。觉得我们在走老路，重蹈历史的覆辙。” 所以，他一回国就反对“城市美化”运动，倡导城市走科学、健康的发展道路。逐渐地，俞孔坚意识到这一切实际上源于人们对现代化的误解，因此，他提出了具有俞氏特点的“土人景观”的美学理念，用“崇尚自然和文化、返璞归真、天地人合一”对现代化进行了新的诠释。

　　俞孔坚并不只是在象牙塔内写论文、带研究生，而是把科研和实践相结合，又创立了高科技股份制企业——“土人景观规划设计研究所”。为了培养更多的高级专业人才，研究所捐款100万元在北大设立了“土人设计学基金”，用以奖励优秀的研究生、博士生。

　　一路走下来，俞孔坚所教的研究生中已经有人到哈佛读博士，成为了他的师弟，“土人”也成为拥有200多名职业设计师的国家甲级规划设计单位。

　　除了母亲交给他的那包家乡的土，俞孔坚还有一样宝贝——他的博士帽。在哈佛毕业时，俞孔坚忍痛花500美元买下了博士服。俞孔坚希望能把“土人”办成现代化的学校，培养具有创新精神的景观设计人才，成为改变中国人居环境的一面旗帜。在将来给自己的博士授头衔时，可以穿上那身“500美元”的博士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