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欣:奇特女人的五张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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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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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欣于1992年获得英国剑桥大学发展经济学硕士学位。1992年-1995年先后在高盛集团(Golden Sachs)和美国华尔街投资银行旅行家集团(Travelers Group)任职,主要负责中国直接投资
张欣于1992年获得英国剑桥大学发展经济学硕士学位。1992年-1995年先后在高盛集团(Golden Sachs)和美国华尔街投资银行旅行家集团(Travelers Group)任职,主要负责中国直接投资项目。现在北京“现代城”担任该项目董事,主要负责项目规划、设计、工程建筑等工作。
她仿佛是个矛盾的综合体。在她的身上,总是能同时找到许多原本矛盾的东西:完全的传统与完全的现代;绝对的理智与绝对的激情;渴望倾心交流,同时又自信的令人无言以对。
如果财富是一个成功者的底牌,我们暂且不去翻开它。剑桥的硕士,华尔街的经历,气质高雅,智商惊人,再加上一个温馨可人的美满家庭。幸福得有点儿离谱。
14岁的流水线女工———“每一个目标都很具体,但每一个具体的目标都能得到实现。”
14岁,张欣随母亲移居香港。经济窘迫,她做了“童工”。就是干那种往线路板上插元件的活儿。从每月八九百块钱挣到一千块是她的第一个目标。她对妈妈说:“什么时候我一个月能赚到1400块钱多好啊。”她至今还对这个数记得特别清楚,1400块!
为了能去别人称作写字楼的地方当个小白领,每天下了班她都风雨无阻地去读夜校。有一天,她终于走进了写字楼,但还不是真正的白领,而是一家小公司的信差。直到去了一家卖轮胎的公司,才真正地成了办公室秘书兼财务。
直到一位朋友给了她一个建议,她才知道除了当文员还可以去读书。去了英国,进了剑桥,并在那里取得了经济学硕士学位,然后就职华尔街的高盛投资银行。一晃,八年。
华尔街的投资顾问,潘家的新妇———“在我结婚的时候,所有认识我的人都认为我跳火坑了。”她和潘石屹的差异是那么大,对于他们的结合,好多朋友都捏着一把汗。
那是1994年,张欣那时在华尔街每年挣十几、二十万美金。回国后,找了一个老公,甘肃来的,从没出过国,一句英语不会说,张欣和他结婚就意味着她要搬回中国住,张欣所有的朋友都认为她这个婚姻是注定要失败的。对一般人来说,这是生活水平的下降。
“一结婚,我马上就要放弃在香港对着维多利亚海湾的大房子,搬到潘石屹以前住的恩济花园的院里。华尔街的工作也放弃了,我们打算自己开公司,多难啊!在保利大厦租了个小房间,我在我所有生活的选择点上都选择了一条比别人难走的路。当然也有更容易的选择,比如可以嫁个留学生,在华尔街工作的,比我职位高,年薪在100万美元的,对于更多的人来说,这才是一个幸福的选择。”
公司的总经理,潘家的“怨妇”———“我是一个不允许自己失败的人,工作不能,婚姻也不能。”
结婚以后,张欣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和丈夫有太多不同之处,无论是思维方式还是做事风格,夫妇二人迥然不同。张欣那时感到自己的所学在这里根本派不上用场,因此备感孤独。到后来,张欣和潘石屹几乎天天吵架,甚至演变成了斗争。
生活几乎验证了人们的预言。“我们之间好像不说‘不’就不行似的,什么都不对劲,早上起来开始吵,把私事吵到公司;下班时还吵,又把公事吵到家里。”“我和他的关系不知怎么处。一方面我们是夫妻应该互相支持,另一方面又觉得潘石屹与他那些追随者的关系要比我密切。”
1997年的暑假,为了躲避这种局面,张欣单独去欧洲度假,在去机场的路上,两个人又吵了起来,张欣叫停车,拿了行李头也不回打了一辆车就走了。看来,这婚姻算是彻底完了。
没有人知道张欣当时准备做什么,只是当后来谈起这桩起死回生的婚姻时,她毫不隐晦地说:“如果离婚,离开中国,我这辈子就再也回不来了,再也不会是一个真正意义的中国人了。生活应该往前走,往回走就会有失败感。我是一个不允许自己失败的人,工作不能,婚姻也不能。”
充满好奇心的规划师,潘家的女主人———“好奇心让我获得的最大益处就是接触了建筑。”
一个人的语速基本上决定着她的性情,张欣说话极快,目光不会四处游移,端正地坐在椅子上,非常职业化的举止。
她坦言是个好奇心极强的人,凡事一旦痴迷,不弄清楚誓不罢休。
说来有趣,经历了以前的教训,张欣和潘石屹都开始调整自己,从各自的极端走到了中间,并找到了一个最好的契合点。他们进行了最合理的分工,所有与国外的联系,以及建筑设计、工程管理等商业决定以外的事情全部由张欣负责,而商业谈判、销售、政府公关以及所有与钱有关的工作都是潘石屹来做。
“可能很多素质都是与生俱来的。有人天生就不具有好奇心,是一种安逸型的人。有的人不明白就越想知道,我的两个儿子就特不一样,老二是越上不去就越想上,老大是稍微超乎他的舒适度就不想去做了,就觉得这事有风险,害怕,这可能也是人天生的状态不一样,素质不一样的缘故吧!”
做了几年建筑后,无论工程啊,还是一些很枯燥的东西,张欣都非常感兴趣。后来又钻进了建筑和室内设计圈。她看大量的书,也抓住一切机会向所有她认为是专家的人请教,直到她能和专家就一个专业问题展开讨论。艺术就更不用说了,她一好奇,就先看看这个东西是怎么回事?看一大堆书,好奇心要是被调动起来的话,就再也压抑不下去了。比如对杜尚这个人感兴趣,张欣就会找到一大堆关于杜尚的书,然后就会对他有了解,在这个过程中,自然她也形成了自己的观念和想法。
当你听到从这个学经济学的女性嘴里说出“钢结构房子在冬天的北方会产生冷凝水”之类的专业见解,听到她和京城建筑学界的精英一起讲建筑之于人们的生活方式、之于文化传统、之于自然景观、之于……你可以相信她绝不是只会做表面文章的人。
“这些年的经历使我感到所有的大事都是细节,很多细节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发现或设计,就是多下了一点儿功夫。”
“建筑师走廊”的创意者,“山语间”的工程总监———“给他
们一个机会,充分发挥他们的创造力和想像力,建成一个活的建筑博物馆。”
从1997年3月到12月底,她请香港设计师张永和设计,自己亲自修改,亲自选材料,亲自监工,在北京怀柔一个能见到风景的地方,建起了一座大房子,这就是被京城很多人羡慕的“山语间”。
房子建成后,人们纷纷去参观,看到激动处,不少人都说想在那里建房,但结果都没建。有位朋友甚至都谈下地来,让张永和把设计图都画出来了,还是没有勇气建,谈地,谈树,谈石头,谈价钱,谈工程质量,谈银行按揭,谈车……一个多么繁琐的过程!谁都知道中国的老话:土木工程不可擅动。
于是,她就突发奇想:“我们能不能做一百个山语间?”
她就又去找张永和,“我想做一个建筑师走廊,上个世纪大量的建设在欧美,那时建筑的舞台属于他们。而现在,大量的建设在东移,应该是亚洲的建筑师登台表演的时候了。要找年轻的、没有太大名气的建筑师。”
那是2001年10月,第三届亚洲革新建筑大会将在北京召开,前两届分别在印度和日本。能不能和这件事凑在一起?邀请函很快发往了亚洲青年建筑师的手中。不出所料,反映特别热烈,没有一个人拒绝参加。这样一件有意义的事,不是政府,而是开发商发起并运作,他们更加有兴趣。
“我一想到这件事就兴奋,因为这是前所未有的。我想这个东西一定要和市场结合,要让老百姓能够享受这东西,不能仅仅是收藏家才能欣赏的东西。”
2002年5月,由12位亚洲最具个性观念的建筑师设计、投资2400万美元的“建筑师走廊”已经完工,在意大利威尼斯举办的“威尼斯双年展”的建筑展上,作为中国土地上的前卫建筑吸引了世界的目光。
她仿佛是个矛盾的综合体。在她的身上,总是能同时找到许多原本矛盾的东西:完全的传统与完全的现代;绝对的理智与绝对的激情;渴望倾心交流,同时又自信的令人无言以对。
如果财富是一个成功者的底牌,我们暂且不去翻开它。剑桥的硕士,华尔街的经历,气质高雅,智商惊人,再加上一个温馨可人的美满家庭。幸福得有点儿离谱。
14岁的流水线女工———“每一个目标都很具体,但每一个具体的目标都能得到实现。”
14岁,张欣随母亲移居香港。经济窘迫,她做了“童工”。就是干那种往线路板上插元件的活儿。从每月八九百块钱挣到一千块是她的第一个目标。她对妈妈说:“什么时候我一个月能赚到1400块钱多好啊。”她至今还对这个数记得特别清楚,1400块!
为了能去别人称作写字楼的地方当个小白领,每天下了班她都风雨无阻地去读夜校。有一天,她终于走进了写字楼,但还不是真正的白领,而是一家小公司的信差。直到去了一家卖轮胎的公司,才真正地成了办公室秘书兼财务。
直到一位朋友给了她一个建议,她才知道除了当文员还可以去读书。去了英国,进了剑桥,并在那里取得了经济学硕士学位,然后就职华尔街的高盛投资银行。一晃,八年。
华尔街的投资顾问,潘家的新妇———“在我结婚的时候,所有认识我的人都认为我跳火坑了。”她和潘石屹的差异是那么大,对于他们的结合,好多朋友都捏着一把汗。
那是1994年,张欣那时在华尔街每年挣十几、二十万美金。回国后,找了一个老公,甘肃来的,从没出过国,一句英语不会说,张欣和他结婚就意味着她要搬回中国住,张欣所有的朋友都认为她这个婚姻是注定要失败的。对一般人来说,这是生活水平的下降。
“一结婚,我马上就要放弃在香港对着维多利亚海湾的大房子,搬到潘石屹以前住的恩济花园的院里。华尔街的工作也放弃了,我们打算自己开公司,多难啊!在保利大厦租了个小房间,我在我所有生活的选择点上都选择了一条比别人难走的路。当然也有更容易的选择,比如可以嫁个留学生,在华尔街工作的,比我职位高,年薪在100万美元的,对于更多的人来说,这才是一个幸福的选择。”
公司的总经理,潘家的“怨妇”———“我是一个不允许自己失败的人,工作不能,婚姻也不能。”
结婚以后,张欣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和丈夫有太多不同之处,无论是思维方式还是做事风格,夫妇二人迥然不同。张欣那时感到自己的所学在这里根本派不上用场,因此备感孤独。到后来,张欣和潘石屹几乎天天吵架,甚至演变成了斗争。
生活几乎验证了人们的预言。“我们之间好像不说‘不’就不行似的,什么都不对劲,早上起来开始吵,把私事吵到公司;下班时还吵,又把公事吵到家里。”“我和他的关系不知怎么处。一方面我们是夫妻应该互相支持,另一方面又觉得潘石屹与他那些追随者的关系要比我密切。”
1997年的暑假,为了躲避这种局面,张欣单独去欧洲度假,在去机场的路上,两个人又吵了起来,张欣叫停车,拿了行李头也不回打了一辆车就走了。看来,这婚姻算是彻底完了。
没有人知道张欣当时准备做什么,只是当后来谈起这桩起死回生的婚姻时,她毫不隐晦地说:“如果离婚,离开中国,我这辈子就再也回不来了,再也不会是一个真正意义的中国人了。生活应该往前走,往回走就会有失败感。我是一个不允许自己失败的人,工作不能,婚姻也不能。”
充满好奇心的规划师,潘家的女主人———“好奇心让我获得的最大益处就是接触了建筑。”
一个人的语速基本上决定着她的性情,张欣说话极快,目光不会四处游移,端正地坐在椅子上,非常职业化的举止。
她坦言是个好奇心极强的人,凡事一旦痴迷,不弄清楚誓不罢休。
说来有趣,经历了以前的教训,张欣和潘石屹都开始调整自己,从各自的极端走到了中间,并找到了一个最好的契合点。他们进行了最合理的分工,所有与国外的联系,以及建筑设计、工程管理等商业决定以外的事情全部由张欣负责,而商业谈判、销售、政府公关以及所有与钱有关的工作都是潘石屹来做。
“可能很多素质都是与生俱来的。有人天生就不具有好奇心,是一种安逸型的人。有的人不明白就越想知道,我的两个儿子就特不一样,老二是越上不去就越想上,老大是稍微超乎他的舒适度就不想去做了,就觉得这事有风险,害怕,这可能也是人天生的状态不一样,素质不一样的缘故吧!”
做了几年建筑后,无论工程啊,还是一些很枯燥的东西,张欣都非常感兴趣。后来又钻进了建筑和室内设计圈。她看大量的书,也抓住一切机会向所有她认为是专家的人请教,直到她能和专家就一个专业问题展开讨论。艺术就更不用说了,她一好奇,就先看看这个东西是怎么回事?看一大堆书,好奇心要是被调动起来的话,就再也压抑不下去了。比如对杜尚这个人感兴趣,张欣就会找到一大堆关于杜尚的书,然后就会对他有了解,在这个过程中,自然她也形成了自己的观念和想法。
当你听到从这个学经济学的女性嘴里说出“钢结构房子在冬天的北方会产生冷凝水”之类的专业见解,听到她和京城建筑学界的精英一起讲建筑之于人们的生活方式、之于文化传统、之于自然景观、之于……你可以相信她绝不是只会做表面文章的人。
“这些年的经历使我感到所有的大事都是细节,很多细节都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发现或设计,就是多下了一点儿功夫。”
“建筑师走廊”的创意者,“山语间”的工程总监———“给他
们一个机会,充分发挥他们的创造力和想像力,建成一个活的建筑博物馆。”
从1997年3月到12月底,她请香港设计师张永和设计,自己亲自修改,亲自选材料,亲自监工,在北京怀柔一个能见到风景的地方,建起了一座大房子,这就是被京城很多人羡慕的“山语间”。
房子建成后,人们纷纷去参观,看到激动处,不少人都说想在那里建房,但结果都没建。有位朋友甚至都谈下地来,让张永和把设计图都画出来了,还是没有勇气建,谈地,谈树,谈石头,谈价钱,谈工程质量,谈银行按揭,谈车……一个多么繁琐的过程!谁都知道中国的老话:土木工程不可擅动。
于是,她就突发奇想:“我们能不能做一百个山语间?”
她就又去找张永和,“我想做一个建筑师走廊,上个世纪大量的建设在欧美,那时建筑的舞台属于他们。而现在,大量的建设在东移,应该是亚洲的建筑师登台表演的时候了。要找年轻的、没有太大名气的建筑师。”
那是2001年10月,第三届亚洲革新建筑大会将在北京召开,前两届分别在印度和日本。能不能和这件事凑在一起?邀请函很快发往了亚洲青年建筑师的手中。不出所料,反映特别热烈,没有一个人拒绝参加。这样一件有意义的事,不是政府,而是开发商发起并运作,他们更加有兴趣。
“我一想到这件事就兴奋,因为这是前所未有的。我想这个东西一定要和市场结合,要让老百姓能够享受这东西,不能仅仅是收藏家才能欣赏的东西。”
2002年5月,由12位亚洲最具个性观念的建筑师设计、投资2400万美元的“建筑师走廊”已经完工,在意大利威尼斯举办的“威尼斯双年展”的建筑展上,作为中国土地上的前卫建筑吸引了世界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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