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受之：用文化自信规划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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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0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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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受之 1946年9月16日生于广州，设计史和建筑史研究工作者，中国设计理论界权威。美国洛杉矶艺术中心设计学院终身教授，美国南加州建筑学院教授，重要著作《现代设计史》、《
王受之 1946年9月16日生于广州，设计史和建筑史研究工作者，中国设计理论界权威。美国洛杉矶艺术中心设计学院终身教授，美国南加州建筑学院教授，重要著作《现代设计史》、《平面设计史》、《现代建筑史》、《流行时尚史》等。在中国多所著名艺术院校担任客座教授，如清华大学艺术学院、中央美术学院。汕头大学长江艺术与设计学院副院长。如今，他的新作《HELLO，中产》、《纵情现代》、《骨子里的中国情结》、《产品的故事》、《建筑的故事》等书深受欢迎。
认识王受之，是看他写的书，当然不是设计史等大部头，而是老百姓爱看的《HELLO，中产》、《纵情现代》等书，我称之为“设计扫盲丛书”。很喜欢这样一位充满无限激情、敢于直言的“老头”。“老头”的印象来自于他书中所附的照片，黑而且瘦，以为有六七十了。可当我们见到他时，发现其实是个大错误，他瘦削身材，衣着时尚，短发，宽额，戴眼镜，非常具有“明星”气质，和他对话，立即让人感到一种不可抗拒的魅力，根本看不出快六十了。
王受之和“超级女声”一样，有自己众多的“粉丝”，他一出现，“明星效应”显著，吸引众多媒体、商家和民众的眼球，因为大家都喜欢听他讲故事。我偶然知道他于广州停留两天，于是和舒勇等人深夜“追星”，在他的家中，他以比别人快上一倍的语速，夹杂着广东味和英语单词的普通话，与我们进行了一轮“轰隆隆”的对话，内容离不开设计、文化和规划。
关于开骂———投身俗文化，不做伪精英
刘朝霞（以下简称记者）：说起王受之，脑海中就会浮现一个激情万丈，说话像打机关枪，直击中国城市、地产要害的“厉人”。“开骂”20年，您的“开骂”思路有没有转型？
王受之：我在美国20年了，我在美国设计学院教了20年书，当然很容易将救世主的态度带回来，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是海外回来的人毛病，我这些年将这些毛病改掉了，更多是从这个地方的地点、时间以及发展程度提出意见，而不是好高骛远，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的进步。
舒勇：我想进步让我们感受到一个游走于国际的知识分子真正意义上的回归，这不仅仅是身体的回归，而是文化的回归，也正是这种回归让你回到国内受到政府、企业的广泛欢迎。
记者：您的“开骂”现在有了战略性的转变了。现在转入写大众书籍，从《HELLO，中产》、《纵情现代》、《骨子里的中国情结》、《产品的故事》、《建筑的故事》，依然看到您不依不饶的在进行设计“扫盲”以及说教。
王受之：开骂也是一种学术态度，不能随便乱骂。有人建议我写中国一百恶俗建筑，我认为是个很好的建议，但一定要有技巧。所以，这也是我要写大众的书的原因。以我比较特殊的身份，在诙谐轻松中夹一些骂，大众欢迎，社会接受。我自认有这种权威，但我不会滥用这种权力。
记者：但也有评价说您写了这么多“快餐”方面的设计丛书，说您“俗”了。您如何看待这一观点？
王受之：其实，我对俗文化经过一段很有趣的过程。从抗拒，到注意，到研究，到投身其中。现在是“快餐”时代，很少人还会去把几十万字的文学作品从头到尾翻看好几遍，他们更愿意去看看有些字的漫画书。我想，与其让我参与去骂这些“快餐”文化，不如，作为一个学术人，投身进快餐文化中，从而提高“俗文化”的品位。
舒勇：这是大众阅读方式改变带来的直接效果，说明王教授明确感受到这种改变，而对自身作出了一些调整，包括写作方式的调整。
王受之：有些人用仰视的目光去包裹一些平庸的思想，我宁愿用我的知识去写通俗的东西。懂的人可以咀嚼出个中的深意，不懂的人也可以看看热闹。好的作者应该把十句话说成一句话，而不是把一句话说成十句话。
我希望进入世俗文化，面对它而不逃离，平视而不俯视，融入它并改造它，从中开创精英文化的另类走法。以“肤浅”的面孔，走进世俗社会，影响大众。因为影响一般大众，比影响精英更重要，社会文化素质的提高有赖于大众文化的提高。
许多人仗着自己懂点艺术和设计，就和老百姓划清界限，这实质是一种软弱的表现，是一种逃避。这才是真正的“俗”。
关于合作———投身地产界智慧变“现金”
记者：从写书到进入与中国内地房地产的合作，这是你的知识更具生命力的渗透，用学术与中国房地产具体实践结合，让学术更有价值、更有亲和力。
王受之：现在，房地产入侵城市文化，而我借这个机会，通过影响一部分有眼光的大型房地产商，从而来影响城市的建筑和文化。现在的情形向好，阻力也相对于以往的少了一些。主要是房地产商看到了一些成绩，知道了我的智慧是很有价值的。
以前的人总认为智慧是不值钱的，他们喜欢把量化劳动力。现在他们都发现了智慧是可以产生财富的。所以设计师要做智者，不要盲目地去抢不需要智慧的单。
有些房地产商原来做得很俗，但他们有勇气、有眼光去找我，我就有能力使他们变得不俗，使他们从中得到收益，并改变了某些观念。
关于设计——概念引导大众坚持传统现代
记者：设计是当代的词，但我们的设计思想是很旧的，怎样使设计思想当代化呢？如何合理地利用中国传统文化呢？
王受之：首先我觉得设计界应该对当代社会的各种文化意识形态，保持一种敏锐，应该围绕社会来做设计，而不仅仅是围绕产品来设计。其实，我一直想做的是把中西结合一起，建立一种具有中国的精神，西方舒适的生活方式的生活。像万科·第五园一样，我最终想劝说地产商开发类似这样的建筑。
我现在所担心的就是，我们的发展太快了，受西方的个人主义的冲击太严重了，以至损坏了民族文化传统的东西。如我们的左邻右里的关系，如我们的小巷子。上一代为我们留下了很多符合中国生活和思维的东西，我们应该研究什么是我们需要的，并好好珍惜和利用它。千万不要泼洗脚水，把婴儿也泼出去啦。
我们需要用新的概念去引导大众，虽然不能立刻取得成果，但我们要坚持去做。
关于规划———规划决定城市走向
记者：您是地地道道的广州人，您是如何看待广州的城市规划？
王受之：城市建设，在国外，是由专家提出，经由议会立法。因此具有一种延续性。纽约曼哈顿的城市规划是1811年做的，而洛杉矶是1888年做的。而现在，他们继续沿用这种规划。国内的城市建设则是行政规划为主，每一任的政府都希望做得跟上一任政府做得不一样，没有一个持续性的，这种短期规划造成了城市的补丁化，很多重复投资。
广州就是典型的补丁城市，城市被分成一块块的，问题往往出现在补丁的节缝中，诸如交通阻塞、治安混乱、城市规划混乱等等。
舒勇：可不可以这样理解短期的功利主义规划直接导致了补丁化？
王受之：是这样的，面对城市规划我们首先要回避功利主义，这种功利是牺牲城市规划为代价的，对城市是一种巨大的伤害。
记者：随着中国城市化发展速度的加快，很多城市在进行旧城改造工作，在此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古建筑的去留、文脉的延续，对一个“拆”字您如何看待？
王受之：有一个笑话，是“拆”了，像极“CHINA”的发音，表现中国在大规模地进行拆建。从现在的城市建筑中看到大规模地破坏中国传统文化。如最近汕头的小公园，其历史和建筑价值相当于上海的环海中路一带，可就是这样一个地方，被毁了。毁了也就毁了，我希望为它留下历史的鞭痕，所以我在它拆之前，特地去到小公园拍了600多张相片。
记者：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差不多是社会经济发展高速时期必然经过的过程，如何面对这种必然。
王受之：一个对自己文化不自信的民族，特别容易受外来文化的冲击。中国人很重视自己的文化，但不够自信。因为这种不自信使得很多东西主动被拆。增强文化的自信是必要的，运用自信来面对各种“必然”应该是一种有效的观念。
在现代主义发展中，如果我们没有平衡主义的心态保护我们的自然历史和资源的话，那么我们民族的历史在我们的手上会被损害得最快，所以做设计和管理的控制有一个民族的责任感，不要让我们的子孙后代说“都是他们那一代给拆了”。
记者：我很赞同您刚才提到的自信。自信就意味着态度和工作方式的转换，在这种自信下您对“保护”有何建议？
王受之：我的建议是：一是成片保护而不是以点的方式保护。成片保护旧城区，而不仅仅是几座房子；二是改旧如旧不是改旧如新，既然要保护就要恢复其原来的面貌，而对于这个区域不足的地方，如缺少下水道、煤气管道等，则需要通过市政建设加以完善。第三是对于居住其中的原居民，可以通过置换的方式搬迁出去，以便留下这段历史。这个历史的部分，一方面政府需投入资金进行修缮，另一方面其本身具有很高的旅游价值。现在我们的政府和投资商都没有这种想法，这个本身是有很大的问题。
中国内地严格意义上来说对旧城的保护也太晚，剩下的不多。现在就是希望对边远的老城区不要进行破坏，中国现在还有很多自然村具有明清形态，我们应成片地保护下来，我想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舒勇：如果我们的国人都能认识到用文化的自信，从现在开始保护还不算太晚。
记者：您认为广州最值得保护的地方在哪里？
王受之：广州有三个值得保护的地方。一是西关大屋———岭南建筑的代表作。现在已被严重损坏，尤其是逢源路一带。二是中央公园，这是经典的西方建筑规划，是1920年留洋归来的中国留学生设计的，参考了纽约的中央公园的建筑规划，建立在当时广州的中轴线上，被称为城中街。最特别之处是它两边的路是不通的，采纳了早期西方城市规划的精华之处———封闭式的围绕中点的方法。现在为了交通，打通了两条路，结果，本来安安静静的地方变为了嘈杂不堪的通道。我的家原来就住这，现在已经变成红绿灯了。
三是东山别墅———中西融合的建筑精品。无论是陈济棠的别墅还是汪精卫的公寓，一栋栋都是中国别墅的精品，中国华侨在国外赚了钱，寄回广东，建成了适合广东特点的中式洋房，是中西融合的典范。结果，现在除了一些建筑还保留以外，很多都拆掉啦。
记者：那么您认为如何做才能改变现状呢？
王受之：如果要改的话，必须从机制方面作彻底的改善，让中国以立法的形式来批准规划，而减少行政部门对城市规划的干预。现在上海的城市规划远远超过其他城市的规划，因为上海整体官员的文化素质较高，见多识广。什么时候广州组织专家团，为城市建设做一个100年、甚至数百年的规划，这才能使广州的城市建设状况有所改善。
记者：国外在城市化建设中，有哪些我们可借鉴的经验？
王受之：发达国家走过的路既有经验也有教训，我们对他们的学习，不要仅仅了解他们先进的东西，也要避免他们走的弯路，可以避免我们再重复。
美国人对于城市化建设来说，已经走出了都市主义、郊区中心，现在是第三步：新都市主义。建立外围向内围的城市，将新城做成老城的样子，在老城里进行改造，这在全国我们还没有一个城市出现。
中国现在还是“郊区主义”刚刚开始，而美国人现在拼命地拆购物中心，而我们现在还在建。我们提出的“小车文化”，绝对是弯路，美国二亿六千万人，拥有二亿多部车队，为了维持这样的能源供应，其所有的行径基本上都是因为能源。我们千万不要上美国人的当，不要学小车文化，应走公共交通文化。
关于妥协———妥协，但绝不放弃目标
记者：由您担当顾问的楼盘，卖得一个比一个火。当您的设计理念与发展商不同时，您会妥协吗？
王受之：我是一向妥协的人，但我自己的终极目标，有基本的做人原则。在路途上可以妥协，但如果你放弃了目标去妥协就没有意义了。
我有不少项目是被人否定的，否定了就算了，但我知道我有一个目标，让社会和大众接受我的理念。我做人的原则就是坦诚、尽量地说真话、公正地评价自己。
舒勇：您如何评价自己？
王受之：时代需要有一个人承担起把西方知识介绍到中国的任务，而我刚好处在这个位置。这就是我对自己的评价。
记者：您东奔西走，会不会不很累？
王受之：为激情、理想不会累是一种快乐。这就是一个人，也没有工作室，更别说什么公司。我是王受之，我在享受生活。
认识王受之，是看他写的书，当然不是设计史等大部头，而是老百姓爱看的《HELLO，中产》、《纵情现代》等书，我称之为“设计扫盲丛书”。很喜欢这样一位充满无限激情、敢于直言的“老头”。“老头”的印象来自于他书中所附的照片，黑而且瘦，以为有六七十了。可当我们见到他时，发现其实是个大错误，他瘦削身材，衣着时尚，短发，宽额，戴眼镜，非常具有“明星”气质，和他对话，立即让人感到一种不可抗拒的魅力，根本看不出快六十了。
王受之和“超级女声”一样，有自己众多的“粉丝”，他一出现，“明星效应”显著，吸引众多媒体、商家和民众的眼球，因为大家都喜欢听他讲故事。我偶然知道他于广州停留两天，于是和舒勇等人深夜“追星”，在他的家中，他以比别人快上一倍的语速，夹杂着广东味和英语单词的普通话，与我们进行了一轮“轰隆隆”的对话，内容离不开设计、文化和规划。
关于开骂———投身俗文化，不做伪精英
刘朝霞（以下简称记者）：说起王受之，脑海中就会浮现一个激情万丈，说话像打机关枪，直击中国城市、地产要害的“厉人”。“开骂”20年，您的“开骂”思路有没有转型？
王受之：我在美国20年了，我在美国设计学院教了20年书，当然很容易将救世主的态度带回来，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这是海外回来的人毛病，我这些年将这些毛病改掉了，更多是从这个地方的地点、时间以及发展程度提出意见，而不是好高骛远，我觉得这是我自己的进步。
舒勇：我想进步让我们感受到一个游走于国际的知识分子真正意义上的回归，这不仅仅是身体的回归，而是文化的回归，也正是这种回归让你回到国内受到政府、企业的广泛欢迎。
记者：您的“开骂”现在有了战略性的转变了。现在转入写大众书籍，从《HELLO，中产》、《纵情现代》、《骨子里的中国情结》、《产品的故事》、《建筑的故事》，依然看到您不依不饶的在进行设计“扫盲”以及说教。
王受之：开骂也是一种学术态度，不能随便乱骂。有人建议我写中国一百恶俗建筑，我认为是个很好的建议，但一定要有技巧。所以，这也是我要写大众的书的原因。以我比较特殊的身份，在诙谐轻松中夹一些骂，大众欢迎，社会接受。我自认有这种权威，但我不会滥用这种权力。
记者：但也有评价说您写了这么多“快餐”方面的设计丛书，说您“俗”了。您如何看待这一观点？
王受之：其实，我对俗文化经过一段很有趣的过程。从抗拒，到注意，到研究，到投身其中。现在是“快餐”时代，很少人还会去把几十万字的文学作品从头到尾翻看好几遍，他们更愿意去看看有些字的漫画书。我想，与其让我参与去骂这些“快餐”文化，不如，作为一个学术人，投身进快餐文化中，从而提高“俗文化”的品位。
舒勇：这是大众阅读方式改变带来的直接效果，说明王教授明确感受到这种改变，而对自身作出了一些调整，包括写作方式的调整。
王受之：有些人用仰视的目光去包裹一些平庸的思想，我宁愿用我的知识去写通俗的东西。懂的人可以咀嚼出个中的深意，不懂的人也可以看看热闹。好的作者应该把十句话说成一句话，而不是把一句话说成十句话。
我希望进入世俗文化，面对它而不逃离，平视而不俯视，融入它并改造它，从中开创精英文化的另类走法。以“肤浅”的面孔，走进世俗社会，影响大众。因为影响一般大众，比影响精英更重要，社会文化素质的提高有赖于大众文化的提高。
许多人仗着自己懂点艺术和设计，就和老百姓划清界限，这实质是一种软弱的表现，是一种逃避。这才是真正的“俗”。
关于合作———投身地产界智慧变“现金”
记者：从写书到进入与中国内地房地产的合作，这是你的知识更具生命力的渗透，用学术与中国房地产具体实践结合，让学术更有价值、更有亲和力。
王受之：现在，房地产入侵城市文化，而我借这个机会，通过影响一部分有眼光的大型房地产商，从而来影响城市的建筑和文化。现在的情形向好，阻力也相对于以往的少了一些。主要是房地产商看到了一些成绩，知道了我的智慧是很有价值的。
以前的人总认为智慧是不值钱的，他们喜欢把量化劳动力。现在他们都发现了智慧是可以产生财富的。所以设计师要做智者，不要盲目地去抢不需要智慧的单。
有些房地产商原来做得很俗，但他们有勇气、有眼光去找我，我就有能力使他们变得不俗，使他们从中得到收益，并改变了某些观念。
关于设计——概念引导大众坚持传统现代
记者：设计是当代的词，但我们的设计思想是很旧的，怎样使设计思想当代化呢？如何合理地利用中国传统文化呢？
王受之：首先我觉得设计界应该对当代社会的各种文化意识形态，保持一种敏锐，应该围绕社会来做设计，而不仅仅是围绕产品来设计。其实，我一直想做的是把中西结合一起，建立一种具有中国的精神，西方舒适的生活方式的生活。像万科·第五园一样，我最终想劝说地产商开发类似这样的建筑。
我现在所担心的就是，我们的发展太快了，受西方的个人主义的冲击太严重了，以至损坏了民族文化传统的东西。如我们的左邻右里的关系，如我们的小巷子。上一代为我们留下了很多符合中国生活和思维的东西，我们应该研究什么是我们需要的，并好好珍惜和利用它。千万不要泼洗脚水，把婴儿也泼出去啦。
我们需要用新的概念去引导大众，虽然不能立刻取得成果，但我们要坚持去做。
关于规划———规划决定城市走向
记者：您是地地道道的广州人，您是如何看待广州的城市规划？
王受之：城市建设，在国外，是由专家提出，经由议会立法。因此具有一种延续性。纽约曼哈顿的城市规划是1811年做的，而洛杉矶是1888年做的。而现在，他们继续沿用这种规划。国内的城市建设则是行政规划为主，每一任的政府都希望做得跟上一任政府做得不一样，没有一个持续性的，这种短期规划造成了城市的补丁化，很多重复投资。
广州就是典型的补丁城市，城市被分成一块块的，问题往往出现在补丁的节缝中，诸如交通阻塞、治安混乱、城市规划混乱等等。
舒勇：可不可以这样理解短期的功利主义规划直接导致了补丁化？
王受之：是这样的，面对城市规划我们首先要回避功利主义，这种功利是牺牲城市规划为代价的，对城市是一种巨大的伤害。
记者：随着中国城市化发展速度的加快，很多城市在进行旧城改造工作，在此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面临着古建筑的去留、文脉的延续，对一个“拆”字您如何看待？
王受之：有一个笑话，是“拆”了，像极“CHINA”的发音，表现中国在大规模地进行拆建。从现在的城市建筑中看到大规模地破坏中国传统文化。如最近汕头的小公园，其历史和建筑价值相当于上海的环海中路一带，可就是这样一个地方，被毁了。毁了也就毁了，我希望为它留下历史的鞭痕，所以我在它拆之前，特地去到小公园拍了600多张相片。
记者：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差不多是社会经济发展高速时期必然经过的过程，如何面对这种必然。
王受之：一个对自己文化不自信的民族，特别容易受外来文化的冲击。中国人很重视自己的文化，但不够自信。因为这种不自信使得很多东西主动被拆。增强文化的自信是必要的，运用自信来面对各种“必然”应该是一种有效的观念。
在现代主义发展中，如果我们没有平衡主义的心态保护我们的自然历史和资源的话，那么我们民族的历史在我们的手上会被损害得最快，所以做设计和管理的控制有一个民族的责任感，不要让我们的子孙后代说“都是他们那一代给拆了”。
记者：我很赞同您刚才提到的自信。自信就意味着态度和工作方式的转换，在这种自信下您对“保护”有何建议？
王受之：我的建议是：一是成片保护而不是以点的方式保护。成片保护旧城区，而不仅仅是几座房子；二是改旧如旧不是改旧如新，既然要保护就要恢复其原来的面貌，而对于这个区域不足的地方，如缺少下水道、煤气管道等，则需要通过市政建设加以完善。第三是对于居住其中的原居民，可以通过置换的方式搬迁出去，以便留下这段历史。这个历史的部分，一方面政府需投入资金进行修缮，另一方面其本身具有很高的旅游价值。现在我们的政府和投资商都没有这种想法，这个本身是有很大的问题。
中国内地严格意义上来说对旧城的保护也太晚，剩下的不多。现在就是希望对边远的老城区不要进行破坏，中国现在还有很多自然村具有明清形态，我们应成片地保护下来，我想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舒勇：如果我们的国人都能认识到用文化的自信，从现在开始保护还不算太晚。
记者：您认为广州最值得保护的地方在哪里？
王受之：广州有三个值得保护的地方。一是西关大屋———岭南建筑的代表作。现在已被严重损坏，尤其是逢源路一带。二是中央公园，这是经典的西方建筑规划，是1920年留洋归来的中国留学生设计的，参考了纽约的中央公园的建筑规划，建立在当时广州的中轴线上，被称为城中街。最特别之处是它两边的路是不通的，采纳了早期西方城市规划的精华之处———封闭式的围绕中点的方法。现在为了交通，打通了两条路，结果，本来安安静静的地方变为了嘈杂不堪的通道。我的家原来就住这，现在已经变成红绿灯了。
三是东山别墅———中西融合的建筑精品。无论是陈济棠的别墅还是汪精卫的公寓，一栋栋都是中国别墅的精品，中国华侨在国外赚了钱，寄回广东，建成了适合广东特点的中式洋房，是中西融合的典范。结果，现在除了一些建筑还保留以外，很多都拆掉啦。
记者：那么您认为如何做才能改变现状呢？
王受之：如果要改的话，必须从机制方面作彻底的改善，让中国以立法的形式来批准规划，而减少行政部门对城市规划的干预。现在上海的城市规划远远超过其他城市的规划，因为上海整体官员的文化素质较高，见多识广。什么时候广州组织专家团，为城市建设做一个100年、甚至数百年的规划，这才能使广州的城市建设状况有所改善。
记者：国外在城市化建设中，有哪些我们可借鉴的经验？
王受之：发达国家走过的路既有经验也有教训，我们对他们的学习，不要仅仅了解他们先进的东西，也要避免他们走的弯路，可以避免我们再重复。
美国人对于城市化建设来说，已经走出了都市主义、郊区中心，现在是第三步：新都市主义。建立外围向内围的城市，将新城做成老城的样子，在老城里进行改造，这在全国我们还没有一个城市出现。
中国现在还是“郊区主义”刚刚开始，而美国人现在拼命地拆购物中心，而我们现在还在建。我们提出的“小车文化”，绝对是弯路，美国二亿六千万人，拥有二亿多部车队，为了维持这样的能源供应，其所有的行径基本上都是因为能源。我们千万不要上美国人的当，不要学小车文化，应走公共交通文化。
关于妥协———妥协，但绝不放弃目标
记者：由您担当顾问的楼盘，卖得一个比一个火。当您的设计理念与发展商不同时，您会妥协吗？
王受之：我是一向妥协的人，但我自己的终极目标，有基本的做人原则。在路途上可以妥协，但如果你放弃了目标去妥协就没有意义了。
我有不少项目是被人否定的，否定了就算了，但我知道我有一个目标，让社会和大众接受我的理念。我做人的原则就是坦诚、尽量地说真话、公正地评价自己。
舒勇：您如何评价自己？
王受之：时代需要有一个人承担起把西方知识介绍到中国的任务，而我刚好处在这个位置。这就是我对自己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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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受之：为激情、理想不会累是一种快乐。这就是一个人，也没有工作室，更别说什么公司。我是王受之，我在享受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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