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规划：从技术到理论都要反思
admin
2005-11-22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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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识沈磊，是在第九届中德城市与建筑学术研讨会暨第二届中国滨水城市规划国际论坛上。他对宁波乃至中国城市规划问题的独特思考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而多年和多个城市的规划
初识沈磊，是在第九届中德城市与建筑学术研讨会暨第二届中国滨水城市规划国际论坛上。他对宁波乃至中国城市规划问题的独特思考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而多年和多个城市的规划实践经历、在清华以及哈佛深造的学习背景，让我觉得他对中国城市规划有一定的话语权。于是，在论坛结束的当晚，我与沈磊博士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深入访谈。
城市规划光骂不行
记者：论坛已经成功结束。很高兴能向您取经，谈谈当前我们城市规划中面临的一些问题。
沈磊：我们希望加强国际合作，这样对宁波有好处,对研究城市规划有好处。
我觉得搞城市规划，如果不站在一个全面、系统的角度，而且有一定的高度去思考问题的话，很容易把事情做弯和做错。中国的城乡规划问题的确很多，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快速发展时期，不可能没问题。但如果大家老在纸上谈兵，或只谈现实存在问题而不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和发展的正确方式，我觉得这不恰当。你必须融入规划实践中去，用世界眼光去看中国现状的城市发展、思考中国的城市规划问题，或许还能寻找一些合理的方向和路子，甚至能办一些比较实在而且是正确的事情。
现在我们中国处于这么好的时期，世界规划界的同行都用羡慕的目光注视我们，我们最有条件去总结别人城市发展的教训与经验，寻找一条适合自己国情、适应这段时期城市发展的科学方法去指导城乡发展，这是至关重要的。大家不要光去喊，光去骂人。
记者：目前城市规划社会关注度确实很高，我们时常听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声音。
沈磊：现在大家都在说、都在骂，比如都在说“大马路、大广场”，“城市特色失落、千城一面”，从上到下一窝风。但除了不建宽马路大广场之外，什么是对的？是建“中马路、中广场”还是“小马路、小广场”？城市特色又如何真正体现？人居环境怎么做是好的?我们现在重要的是合理和科学的解决方法。
记者：在“破旧”的同时还得“立新”。
沈磊：我希望在城市当中，能够在各个主要环节，去寻找比较科学的方式，要形成系统，建立一个非常合理的城乡规划的技术路线，一个系统路线。
上世纪60-80年代巴西处于快速发展阶段,1964开始建立新首都巴西利亚,而到1984年就因巴西利亚的城市规划与建设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是人类建设史上最年轻的一个。巴西另一个南部城市克里蒂巴，由于当时的经济条件负担不起地铁建设，却另辟途径，创造出一套完整的地面公共交通系统，利用大运量的红色巴士代替轨道交通，形成以主干路巴士、支路网巴士和城郊巴士组合的公交系统，并组织相应的城市形态，很好地解决了城市发展与公共交通的关系，成为世界城市史的范例。
我们处于城乡发展的特定时期，也应该创造适合我们自身条件的城乡规划方式与方法。
美国做法不能照搬
记者：2000～2002年，作为清华和哈佛的联合培养博士，您在哈佛大学学习期间，对美国情况有一定了解。您觉得有什么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
沈磊：在美国读书期间，我整整走了31个州，一个案例一个案例地去走，成功的、失败的都去看，就是想了解150年美国现代城市建设与规划，对对在哪里，错错在哪里，然后反回来思考中国的问题。
在美国的时候，我接待过一个中国地方政府的代表团,在座谈会上，有个城市主管建设的副市长说：“啊呀，纽约中央公园有一平方公里的绿地，我们回去后也可以建它1.2平方公里的绿地。”当时我就讲解了美国公园系统发展的过程,不能照搬别人的东西。纽约中央公园建于1850年，正处于美国工业化发展时期，人们生活环境很差，“生活在硝烟之中、工作也在硝烟之中”就是当时城市环境的写照,人们渴望有乡村的宁静与自然，纽约大公园的建设就处于这样的背景。而往后他们在总结经验,特别是上世纪60年代以后，利用城市的杂地或自然水面建小公园,然后用林荫道与广场形成系统,建一个小公园围绕周边开发一片,使城市与公园自然融为一体,这就是美国的公园系统。
美国现代城市规划当中有几个大的运动：美丽城市、郊区化和新城市运动等，都产生较大影响,但每一运动都有其特定背景,犯了不少错误，但他们在不断总结教训并完善发展。所以我们在美国所看到的不一定是他们最成功的一面，要了解它们的背景,才能有益地吸收，不能照搬美国做法。
我们该总结了
记者：现在各级党委、政府对规划很重视，而来自上层的又有很多批评声音，作为身处一线的规划实践工作者，很尴尬、很难受。那么，您希望上面能给予什么样的政策环境？
沈磊：的确，身处一线的同志对我们自己的城市规划有时感到很尴尬,很难受。像很多沿海发达城市，上阶段经济发展很快，城市规模扩展也较快，目前较多地方城市建设已发展到这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的外围。作为政府职能部门对城市总规以外项目如同意审批则自已违法;如不同意此类项目，由于我们城市规划的确存在片面性和不科学性，怎么能固执己见呢？这一类现象在实践中碰到很多,现在我们渴望有合适的方法与理论能解决实际问题，有正确的理论与方式能上升为政策指导城乡规划。
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城乡规划也有20多年的现代实践经验。该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与教训，创造科学的方法与理论和正确的政策。而这一切都应该来自于实践，指导实践。
城市规划光骂不行
记者：论坛已经成功结束。很高兴能向您取经，谈谈当前我们城市规划中面临的一些问题。
沈磊：我们希望加强国际合作，这样对宁波有好处,对研究城市规划有好处。
我觉得搞城市规划，如果不站在一个全面、系统的角度，而且有一定的高度去思考问题的话，很容易把事情做弯和做错。中国的城乡规划问题的确很多，尤其是在这样一个快速发展时期，不可能没问题。但如果大家老在纸上谈兵，或只谈现实存在问题而不积极寻找解决问题的科学方法和发展的正确方式，我觉得这不恰当。你必须融入规划实践中去，用世界眼光去看中国现状的城市发展、思考中国的城市规划问题，或许还能寻找一些合理的方向和路子，甚至能办一些比较实在而且是正确的事情。
现在我们中国处于这么好的时期，世界规划界的同行都用羡慕的目光注视我们，我们最有条件去总结别人城市发展的教训与经验，寻找一条适合自己国情、适应这段时期城市发展的科学方法去指导城乡发展，这是至关重要的。大家不要光去喊，光去骂人。
记者：目前城市规划社会关注度确实很高，我们时常听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声音。
沈磊：现在大家都在说、都在骂，比如都在说“大马路、大广场”，“城市特色失落、千城一面”，从上到下一窝风。但除了不建宽马路大广场之外，什么是对的？是建“中马路、中广场”还是“小马路、小广场”？城市特色又如何真正体现？人居环境怎么做是好的?我们现在重要的是合理和科学的解决方法。
记者：在“破旧”的同时还得“立新”。
沈磊：我希望在城市当中，能够在各个主要环节，去寻找比较科学的方式，要形成系统，建立一个非常合理的城乡规划的技术路线，一个系统路线。
上世纪60-80年代巴西处于快速发展阶段,1964开始建立新首都巴西利亚,而到1984年就因巴西利亚的城市规划与建设被评为世界文化遗产，是人类建设史上最年轻的一个。巴西另一个南部城市克里蒂巴，由于当时的经济条件负担不起地铁建设，却另辟途径，创造出一套完整的地面公共交通系统，利用大运量的红色巴士代替轨道交通，形成以主干路巴士、支路网巴士和城郊巴士组合的公交系统，并组织相应的城市形态，很好地解决了城市发展与公共交通的关系，成为世界城市史的范例。
我们处于城乡发展的特定时期，也应该创造适合我们自身条件的城乡规划方式与方法。
美国做法不能照搬
记者：2000～2002年，作为清华和哈佛的联合培养博士，您在哈佛大学学习期间，对美国情况有一定了解。您觉得有什么经验教训值得我们借鉴？
沈磊：在美国读书期间，我整整走了31个州，一个案例一个案例地去走，成功的、失败的都去看，就是想了解150年美国现代城市建设与规划，对对在哪里，错错在哪里，然后反回来思考中国的问题。
在美国的时候，我接待过一个中国地方政府的代表团,在座谈会上，有个城市主管建设的副市长说：“啊呀，纽约中央公园有一平方公里的绿地，我们回去后也可以建它1.2平方公里的绿地。”当时我就讲解了美国公园系统发展的过程,不能照搬别人的东西。纽约中央公园建于1850年，正处于美国工业化发展时期，人们生活环境很差，“生活在硝烟之中、工作也在硝烟之中”就是当时城市环境的写照,人们渴望有乡村的宁静与自然，纽约大公园的建设就处于这样的背景。而往后他们在总结经验,特别是上世纪60年代以后，利用城市的杂地或自然水面建小公园,然后用林荫道与广场形成系统,建一个小公园围绕周边开发一片,使城市与公园自然融为一体,这就是美国的公园系统。
美国现代城市规划当中有几个大的运动：美丽城市、郊区化和新城市运动等，都产生较大影响,但每一运动都有其特定背景,犯了不少错误，但他们在不断总结教训并完善发展。所以我们在美国所看到的不一定是他们最成功的一面，要了解它们的背景,才能有益地吸收，不能照搬美国做法。
我们该总结了
记者：现在各级党委、政府对规划很重视，而来自上层的又有很多批评声音，作为身处一线的规划实践工作者，很尴尬、很难受。那么，您希望上面能给予什么样的政策环境？
沈磊：的确，身处一线的同志对我们自己的城市规划有时感到很尴尬,很难受。像很多沿海发达城市，上阶段经济发展很快，城市规模扩展也较快，目前较多地方城市建设已发展到这一轮城市总体规划的外围。作为政府职能部门对城市总规以外项目如同意审批则自已违法;如不同意此类项目，由于我们城市规划的确存在片面性和不科学性，怎么能固执己见呢？这一类现象在实践中碰到很多,现在我们渴望有合适的方法与理论能解决实际问题，有正确的理论与方式能上升为政策指导城乡规划。
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城乡规划也有20多年的现代实践经验。该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与教训，创造科学的方法与理论和正确的政策。而这一切都应该来自于实践，指导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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