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建筑师的品牌化生存

　　北京有两个建筑师云集的地方，一个是在旧鼓楼大街附近，很深的胡同内，一个室内设计师开了一个被称为“床”的酒吧；另一个就是马兰西亚餐厅sambom cafe。在国内设有办公室的国外建筑师、海归建筑师、以及比较先锋的国内建筑师都在这里出没。

　　自古中国并没有建筑师这个职业，“建筑师”这个名词也是由日本语言学家翻译而来，北京“样式雷家族”曾经创造了这个职业的最高荣誉——为帝王营造皇家园林。自从梁思成一代回到中国，一批一批的建筑师们完成国内的本科教育，去欧洲、美国、日本，再回到国内，开始了他们的建筑实践。

　　张永和主持的非常建筑事务所已经超过十年，他的影响就是在中国率先建立了独立的个人建筑师事务所。于是，齐欣、马清运、吴钢、朱锫、吴朝辉、马岩松、张雷、王昀、王晖、李兴钢……一个个名字，逐渐在中国建筑设计领域被广泛传播，他们的话语和能量也正在被国际建筑界认知。自从瑞姆·库哈斯、扎哈·哈迪德、安德鲁、赫尔佐格等一个个国际明星建筑大师在中国越来越被符号化的时候，“建筑师”这个职业也越来越多地被引起关注。 

　　中国的建筑设计领域除了以前大规模的设计院之外，目前形成了几种不同的形态，除了一些服务型建筑设计公司之外，还有一批独立建筑师事务所在迅速成长。他们以独立工作室的形态存在，有一些对建筑的顽固思考，规模在10-50人不等，这些年轻建筑师和他们主导的事务所正在建筑界逐渐声名确立，所承接的项目分量也在日渐加重。 

　　喜欢用大段文字来做PPT文件的王澍、刚从巴西参加双年展回来的朱锫、穿着脱鞋在咖啡馆用英语电话的马岩松……独立事务所也有不同的现象，有的正在向国际性建筑设计公司努力，有的虽“守株待兔”，却不屑把它做成商业化设计公司，日子没有到太难过的时候，大不了关门倒闭。马达斯班建筑事务所马清运说：“我觉得这两个问题是不能往一个地方放的。其实很多建筑师一辈子经历过这个过程，只是他的角色已经转变了，这是两种状态。”荷兰雷姆·库哈斯的OMA事务所、英国的扎哈·哈迪德事务所都曾经只是15人左右的规模，随着名声在国际建筑界的影响力，而完成了角色的转变。

　　“对于独立事务所，就不应该要求他们有赢利，而且一定是困难的状态，如果不困难，就不会是一个独立工作室的状态。独立工作室出现的意义，更多的是对一种前所未有的，前所未闻的观点进行自己的献身，这是它的使命来的。很多独立事务所都有顽固的思想，死项目是很常见的，但是死个想法是很不容易的。”马清运说。

　　现成立MAD建筑事务所的马岩松，两年前曾经在扎哈·哈迪德事务所工作，他说：“我早就看好扎哈。她获奖后，规模迅速扩大，设计费也极其昂贵，以前几十年没有被人认可，只能说明这个世界的人都太愚钝。”

　　建筑师是不是个人英雄主义的职业？有的说是，有的说不是，有的没有明确答案。但是他们自动归位，站在不同的位置上。马清运说：“我认为是。项目的英语叫project，就是做突出物的动物。所有参与建造的人，都有英雄主义的情结，因为你在建造。不管不同人怎么说这个事，我认为一定是的。”

　　马清运说，有几个建筑师就有多少类。“仔细地想，我觉得是有两类，一类是把建筑当作一种完成一种生存空间的量的这一部分，我觉得其实是在做机会需要的建筑，很多建筑看上去很糟糕，也是建筑师做的，可能这些工作也都很有意义，其实在满足社会的这种需求，非常一般的建筑为什么还有这种建筑师在做？因为社会对这种东西还可以容忍，还有这种需求，这一类提供社会基本维护空间的这种工作。另一类是个人英雄主义的，有自己的想法，而且这种想法还和当时社会需求还基本不太一致的，加入到这种被社会提供基本的维护空间中去所产生的作品，他们在工作中是比较顽固的，执着的。他们的想法不是一个个人的观点，而是追求自己对总体状态的一种看法，还不是孤立的，也是来自于总体的处境的看法。要这么分的话，就是两类。除此之外，就比较难分了。”

　　从世界建筑的角度看，现在国内很多事务所都很国际化，不仅有诸多的外籍设计室，讨论项目时还都能用英语交流，如吴钢主持的WSP事务所、马岩松主持的MAD事务所、马清运的马达斯班事务所等等。马清运说：“我曾经跟国外的记者也说过，当你看到我盖的一个房子，跟国外某一类的建筑相比，其实我们的努力是十倍以上，因为我们的工作处境是比较差的，我们的生产处境也是比较落后的，我们总体社会对这种建筑的要求也是比较低的，国内中青年建筑师能够创作出这么好的建筑来，付出要比国外大很多，完全可以称得上是领先状态。”

　　马清运：天生就是建筑师 

　　“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建筑师，却还没有对收敷支出给予把握的时候，那么你还没有达到建筑师的境界。建筑师是一个非常综合的角色，最重要的一点是要具有很强的经济意识，如果你没有经济意识，你就不能成为建筑师，只能当个建筑学生而已。” 

　　我是马清运

　　“我是马清运，我从上海来”，在很多建筑师论坛上，马清运都是这样的开场白。这次采访在他的发言完后，临时找了个角落随机进行的。马清运刚从机场赶来，只有半天时间在北京，第二天他还要飞到宁波去。黑色新秀丽旅行箱放在一边，笔记本电脑是开着的，黑框眼镜，黑风衣已经成为马清运的标志。

　　马清运生于1965年，1988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建筑系，次年赴美国费城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研究生院攻读建筑硕士学位，是继梁思成等建筑学前辈之后，首位获奖学金就读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的中国人，毕业后曾先后在费城Ballinger及纽约KPF任高级设计师，在Ballinger期间，为该公司从服务型事务所转化为设计型事务所立下汗马功劳， 1995年，在纽约成立马达思班建筑师事务所。马达斯班现在的总部设在上海，这个在西北出生的建筑师，现在的“战场”几乎都在江南，曾经设计了恒隆广场、宁波日报社总部、天一广场、宁波老外滩街区改造、浙江大学宁波分校、宁波服装学院等等,但是马清运说：“我第一次见到江南水乡是在1997年，是宁波边上一个叫做奉化的地方。” 

　　马清运会明确表达自己的观点并做出判断：是或者对的，或者说这是一种误解，然后进行论述，支持自己的想法。他认为建筑师一定要有顽固的思考。他喜欢用能量、压强、处境、思想这类的词。他具有超强的经济意识，他认为思想可以控制资本。

　　马清运表示：“如果我不可以为事务所带来效益的话，我就不配来做这个事务所。如果我是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情况，那么对这种能力就不加苛求。”马清运的父母都是裁缝，虽然不是搞建筑的，但是这个用自己的手艺来养家糊口的最朴素最基本的原则，肯定来自父母。马清运说：“我觉得自己天生就具有做建筑师的感受。”

　　雷姆·库哈斯曾经夸张地评价马清运“他可以作为中国新文化革命的标记”。马清运和库哈斯比较亲密的朋友，他说：“和库哈斯有一定共鸣反映在对事物的理解上，对于在世界观上的一个轻松的态度，和对非常棘手问题比较轻的一种挑战。对于很不正常的思想或者糟糕的现象，挑战他用什么样的方法，我觉得有很多种，你对这种问题的处理和研究，不是期待着你自己可以对这个问题带来有完整的答案，而是把这个问题暴露出来，让更多的人知道。哪怕意味着你有时做错了一件事情，你的这个作法可能是很错误的，但是你的错误的做法可能带来更多人对这个问题本身的来源的一种关注，这也是一种非常强的能力。因为建筑师是英雄主义感之外，还有非常重要的是救世主的感受，总认为自己要对一个问题带来非常完整和完美的解决方法，才完成了自己，我觉得这个不应该，英雄主义是可以的，但是救世主的态度是很有问题的。”

　　“原创的矛盾的交织的工作室”

　　马清运的工作室非常西方化，可以流利地用英语交流，库哈斯认为“马清运的工作室是一个原创的矛盾交织的工作室，给当代中国建筑提供了实质性的见解和探索”。

　　马清运的学术兴趣集中于城市中的基因元素，都市与建筑的本体关系，快速建造及环境的中国性。“这个时代的能量表现在城市上”，在他看来，城市才是建筑意义的真正来源，因此他的设计总是关注建筑和城市生活的关系。

　　马清运设计过很多老的商业体，如苏州的“曲水园边园”，宁波的天一广场、老外滩改造等等。天一广场投入使用后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长期缺乏公共休闲场所的当地市民的生活习惯。他说“商业项目，除了是一种商业地产现象之外，是调停和重新组织一个区域里头日常生活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在传统的建筑教育当中，对建筑参与商业的勇气不够，往往都会先入为主的认为会失去建筑的艺术性。但其实建筑有勇气直接参与对生活的重组，本身就是一种任务。”于是一个城市中心商业广场全新空降，复杂的原生态城市社区人间蒸发。

　　马清运认为南方城市的城隍庙是很有意思的现象，跟城市商业有很强关系的。他说：“在城隍庙周围聚集着很强的商业状态，就是介于世俗和超脱之间的转换的一种企求或者一种期待，卖得很多的都是白天看不到的，很多奇怪的东西在那儿附近买得到。”在这种项目上，马清运会着重表达，怎么样通过生活的组织在对历史氛围在提高的过程中进行演变或者刷新，同时在建筑意念上又不失传统带来的感受。

　　在上海青浦的“曲水园边园”项目中，一个非常现代的拐角亭，曾经遭到很多当地居民的批评，认为古建拐角处为什么是这个样子，但是现在很多人也很自然地用它。马清运说：“希望在构成方法，在拐角形成一个记号，一个注释。”

　　马清运说：“长三角的山，都像被咬了几口的苹果。”一个位于宁波慈城的商业体项目，这个城市东边山上有水泥厂，在制造水泥的过程中，山上形成了一个个的坑。他说：“完全修复，或者保护都不是我们要做的工作，人类留下的遗迹，好坏都可以新一代人工作的基础。也是希望把古镇随着时间建造的密度，或者貌似没有规划控制的状态，表达在这个体量中。人造的自然，人造的不自然，和自然形状的破坏和几何状态的建造，四种关系在这个项目中同时表达。批判也好，继续也好，都有价值留下他们的痕迹，我们对这种痕迹重新定义的时候，要表达一种对历史的宽容，对新的创作出发点的大度。”

　　马清运对中国城市化发展的前景并不乐观，但是他强调建筑师应该更积极地参与到城市化的过程中，“现在中国建筑师的机会很多，但是不能只顾天天画图，必须在工作过程中不断反思，必须用建筑来揭示城市问题，否则就学浪费了这种处境。”马清运说。

　　取舍之间

　　马达思班事务所，除了总部在上海之外，还在西安设计了办公室。这也是马清运的工作方法。他说在当地有项目的，都会设立办公室，工作在两地可以展开，更好地为甲方服务。

　　是不是出了名，更好接项目？马清运说：“这是肯定的。如果你出了名，成为一种品牌，有更多的工程会来找你，确实这是个事实，但这是个很难的处境。因为建筑是一个建造品，和一般的产品还不太一样，就是说每一个建造作品都是具体的，都是不重复的。出了名的另一层意思是画图也要画得越多，实际上我画图还是得照样画，一根线也少不了。那么在这种两难的处境中，怎么样来拒绝项目就成为课题。”

　　那么选择标准是什么呢？马清运说：“一定要有取舍。这个市场是不健全，也是不明确的，很多业主来选择建筑师的时候，并没有清楚地考虑过这样的建筑师能够给他带来什么，建筑师和建筑师也不一样，思考的角度也不同。几乎有60-70%的项目是不适合我们做的，也都是因为他听说你做了其它的东西来找你，所以怎么拒绝就成为非常重要，或者很难的一个选择。”

　　一方面，事务所需要经济支持，需要强大地选择项目，另一方面又要能够表达建筑师比较顽固的思考。“建筑师虽然做很多很多不同的建筑，但是其实他们的出发点相对还是比较稳定的，怎么样把这种相对稳定的观点贯彻在建筑中，其实这变成了一个选择的标准。”马清运说。

　　马清运一般会放弃大量重复性的住宅，他说：“现在住宅的生产者对于住宅的期待是有很大的惰性的，没有太多的创造。或者说对新生活塑造的勇气还是比较少的。”马清运经常做的项目，是位于老城区的商业体，如宁波的天一广场，上海青浦的“曲水园边园”，对于如何处理和传统的关系，马清运表示：“这也是一种取舍。学术界大多数是把看得见的东西称作传统，其实还有好多看不见的传统，这些看不见的传统演变速度要比看得见的传统演变速度高出很多倍，怎么样在演变比较快的传统中，适合这种看不见的传统的这种质量，也是取舍看得见的传统的处境的一个出发点。”

　　思想的力量

　　在马清运看来，建筑师本身的工作就有操纵经济和参与经济甚至在思想当中寻找经济源头的因素。他说：“管理一个建筑师事务所，其实是在管理思想，不是在管理人，不是在管理什么收支平衡，什么设计费高低，这个都是非常低下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在整体的很多人的思想相互碰撞中，哪些思想的整合是给你带来综合成功的能量的，这才是叫做建筑师，否则不应该叫做建筑师。”

　　基于天生对建筑师的敏感，从建筑学本身工作的状态，马清运认为他在清华时的老师汪坦对他有非常大的影响，“汪坦老师曾经说，一定要相信思想是要推动所有方面发展的力量，如果说经济上不发展，那还是说明没思想。建筑学上有大家不太愿意认可的一种想法，就是说当你有思想的时候，你就很有可能就是不应该挣钱的，其实这就是很错误的。”

　　“文明社会怎么发展的？文明社会包含了很多经济力量，难道说文明社会整个没有思想吗？只有不成功的思想不能带来经济的增长，但是所有成功的思想都应该是综合进步的源泉。”马清运说，“离开建筑学的话，这个问题就会有答案。”

　　“竞争更强或者更萧条的时候，是商业型公司更要考虑的问题。我们活得挺平衡的，挺心安理得的。对工作有幸福感，不主动争取，不擅于交际，脸皮比较薄，最高兴的时候，就是谁也别理我，我也不理谁。”齐欣说。

　　大规模扩张的可能是零 

　　去齐欣建筑师事务所印象非常深刻，经过一个消防队的大红门，沿胡同进去，一个不是常规意义上的商务大厦，602，灰色调，冷清。若大的办公室，员工大概是十多人。

　　齐欣于1959年出生，是文革后第一批大学生，从清华毕业之后，去了法国。“歪打正着，考完了研究生，有几个名额就把前几名拨拉出去了。”齐欣说。从法国回来，他先去了福斯特在香港的分部，之后参与设计了国家会计学院，从这个设计上可以看到法国建筑对他的影响，这座建筑外在典雅，简洁、大气，同时具备了高科技的风格，也为齐欣带来了很高的声誉。之后，他参与设计了沈阳水上娱乐中心、廊坊市第五大街商业街坊、绵阳市博物馆、成都德盛花园、北京大学留学生公寓等设计。

　　齐欣的办公室在二层最里面的一间，问他的日子是否好过，没想到齐欣的第一句便是“苟延残喘。”他说：“好死不如赖活，有若干家和我们一样的公司，从经营的角度讲，比较艰难，不是商业性公司，属于设计主导型公司。不管项目大小，都以做好为标准，我们都是在不惜血本地做。”

　　既然有点艰难，为什么还要坚持？齐欣说：“我是文革后，第一年学建筑的，的确前面是真空了十年，有很多的商业机会。但是我在商业性的公司、洋人的公司都呆过，都不太有可能好好作设计，我们不是和市场经济对抗，主要是兴趣所使，也不太可能妥协。没有长远规划，没有大的野心，有活就干，没活就歇着，没有大举扩张的可能性。”

　　齐欣事务所十几个人里有5个是老板，兴趣相投，能力互补。就齐欣一个人做设计，二个做经营管理，一个做财务，一个做工程。他们从不主动出击去找活，也不参与招标，事务所就如一个守株待兔状，饭吃得不饥不饱，但齐欣是个知足者常乐的人，他只想将事务所的规模维持现状。 

　　不起眼未必不是好建筑

　　齐欣桌子上放着一块表，不是平放着，感觉像个支起的坡屋项，很有建筑感。他说：“其实我不太看表。有两种人，一种是认为时间过得太慢，太无聊；另一种人是觉得太快，有压力。最好的状态是不看表，该回家了的时候回家。”

　　齐欣声调很低，语气平淡，谦逊、不笑、自嘲、抽雪茄、幽默得不动声色。齐欣不爱看书，说自己很懒，也不爱走访名胜古迹。齐欣曾经任教于清华大学，但他怕“误人子弟”，对于去法国的经历，他表示：“国外的教育训练了他批评的眼光，我坚持职业的独立性，也尊重他人的职业独立性。”

　　建筑评论家如此评价齐欣的作品：“就如同他的为人，不扎眼、不张扬、大众化、没特点”，可是齐欣说自己做的那些作品并不是才气和勤奋作用的结果，而是认真和良心结合的产物。不起眼的建筑未必就不是好建筑，张牙舞爪的建筑未必就是好作品。

　　齐欣涉足的代表项目有北京用友总部，杭州玉鸟流苏和北京香山的“水杉之间”等等。北京香山的“水杉之间”是一个美丽住宅群。齐欣曾经对那些过度侵犯私密性的设计表示过不满，他试图说服开发商理解重新围合的私密空间，对北京传统的四合院样式进行现代的表现，但齐欣又不满足简单地转译传统居住形式，因此他在大的框架之中，寻找那些能够满足不同居住者兴趣的表现手段，现在我们看到的设计是典雅爽快的现代空间。北京香山的阳光下，白色群落和杉树、山峦保持一种秩序，“这种与环境的和谐关系让建筑具备了一种礼让的气质，这恰恰是许多当代建筑缺失了的建筑美学。”建筑评论家方振宁这样评价齐欣。

　　齐欣说：“项目从来不是很多，但最近突然集中。”齐欣刚刚完成的是一个室内设计项目，就是在融科资讯中心的北京顺驰总部。最近和天津中新集团合作做老城区的改造项目，和招商地产合作做宾馆和住宅等等，并且要参加深圳城市双年展。

　　南京的建筑师张雷和齐欣私交甚密，二人之所以能互相欣赏，在于他们的“基本建筑”思想如出一辙，他们都认为用很朴素、很简单的材料可以营造很好的环境和空间。

　　也许正是齐欣的这种认真气质，让他成为新一代建筑设计师群落中独立的一员。

　　清贫的原因

　　对于这样一个大规模建造的形势，齐欣采取的是无所谓的状态。他说： “今天是个好日子，明天还是好日子。总而言之，我们是赶上了好时光，真空了十年。看着是怎么混都不至于死似的，但事实上并不是活得那么潇洒的。现在热火朝天的盖楼，我们其实是在捡别人剩下的项目。但我们不担心，不对付自己，不对付业主。因为我们初衷没有任何恶意，为什么会没饭吃呢？”

　　齐欣说：“其实不是我清高，我不是说对市场不感兴趣，只是对现在的房地产发展趋势和做法不太认可。开发商现在哪里是在盖房子？分明是在做阶级划分。比如富农住在一个区，地主住在一个区，贫下中农住一个区。国外都是混层小区，而国内开发商把他们如此细分，贫富阶层如此对立，这和我的想法背道而驰。其实我对任何房子都感兴趣，我不太认可所以就不太关心这个市场。” 

　　齐欣表示他们的收费标准并不低，但是“我们长时间在干一个或者二个项目，半个事务所都扑在这个工作上，一旦这一两个项目出现问题，就会出现困难。”

　　齐欣建筑设计公司成立4年。齐欣说：“第一年超赶上SARS，去年调控，好多项目下马。而且我们总是事倍功半，人家没让我们做那么多工作，我们死皮赖脸地多做了很多工作。”

　　对于扩张、出名、品牌、时机、挣钱，齐欣说：“这是我从来都没有考虑过的问题，只想着手头的活，不要干着太差。不是不想做大，也不能说我没兴趣，但很少有天上掉馅饼的事，赶上很大的活，公司就得膨胀，然后下一定就会萎缩。”建筑设计不像开饭店，说扩张就扩张。齐欣说：“不像卖饺子，每天都有人来。我们这儿上半年来的时候要几斤，下半年就会没有人来。”

　　齐欣说：“连流感每年都会换一种病毒，什么样的人都有，只能从不同的角度，走适合自己的路。”　

　　王昀：白色·方体·个性化 

　　“以前我们开理发店，现在我们可以美容中心，就是一个过程。就像以前我没有钱去理发，一个单位的领导集体塞到一个发廊里去剪发，理发师把所有人的头理成一样的头。如果我自己有钱的话，决不去找那个理发师。中国建筑个性化需求也会开始。” 

　　把每一个当成作品

　　第一次见到王昀，颇有细剧性的是在购物的商厦里。有点灰白的头发，瘦高、姿态谦卑、黑衣、黑边眼镜，有点日本男人的冷酷气质。在这之前，只看到过他在中国独立建筑师八人展上的作品。他的方体空间工作室租了位于北京西站附近建工集团15层的一间办公室，内有很多硬纸板做的模型，办公室里正有几个人在工作，零乱有章。

　　王昀和北京石景山的关系似乎比较密切，除了正在建的石景山财政局，最近的庐师山庄会所颇受业界关注。他从东京大学读博士归来，首先选择到北大建筑系带研究生，同时成立了一个很纯粹的建筑设计工作室“方体空间”。白色“方盒子”正在一个个建成，并且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王昀的作品中，体现的是对人的居住模式的思考。在日本留学的十年间，王昀走过了世界上30多个国家，研究聚落的问题，他甚至把聚落的研究看作是建筑师的牛奶。他认为“无论是爱琴海边蓝白相间的小房子，还是中国西北的土窑洞，都融入了独特的文化因素，都是当地人当时最舒适的生活空间。”王昀说这辈子最大的愿望是“八十岁还在画草图”。

　　采访在一个公用的大会议室里进行，谈到对作坊式事务所有什么想法，王昀说：“这需要一个引导，一个东西的产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小型事务所在国外非常多，实际上恰恰反映了中国社会个性化需求的开始。中国社会需要尊重知识，尊重个性化，建筑师作为个性化职业的开始，现在慢慢得到大家认可，前景是非常光明的。”

　　王昀认为为中国建筑如果要出好的作品，有一些个性化的小型事务所出现是必不可少的。“我认为小的事务所这种努力的态度，精益求精的做法，甚至法律上都不保护的状态，需要正确引导。很多开发商因为设计资质的问题，说你做完方案后，却没有资质的话，就把创意拿走，这种也是很多的。”但是王昀说自己比较幸运，倚仗大型设计院，合作也非常融洽。

　　王昀表示，“我回国4年，感觉变化很大。这是可以期待的一件事，中国个性化事务所从无到有，是要得到大家认知的，需要我们这样的小型事务所认真努力地做好每一个建筑，把每一个当作作品，而不是当做生产来做。如果都这样的话，中国的建筑就会变得很好。正是因为你没有项目，每拿到一个项目，就会很珍惜地去做。就像你会把它当做自己的孩子去关照他，不会像有的人家几十个孩子，丢了一个也无所谓。” 

　　方体空间

　　王昀办公室有个正方体的玻璃模型，互为直角插上三张名片，互相映照，形成一个正方体的名片模型。他还带记者看了摆在展览厅内，正在建的几个建筑项目模型，正在盖的有百子湾幼儿园及学校、石景山财政局等等，最近由他设计的庐师山庄会所和两栋别墅都已盖成，因纯现代的线条和方体倍受关注。最大的特点就是白色、方体。

　　王昀的家是北大分给他的配给房，他把60平米做成了“极小城市”，白色、聚落元素在这里浓缩。一面白墙，专门用于放映DVD。原有的平面是一个普通的三室一厅，王昀将其作为一个投射意识空间的封闭场所，通过几何学的手段，将四维状态呈数量状态的意识空间投射到三维的封闭空间中。打开正面的推拉门板，白色的方形空间出现，四处摆放着方盒子，可以坐可以登可以靠，还有几件柱形和锥形的摆件，也是纯白。王昀说，白是他最喜欢的颜色，最纯净也最丰富，最直白地回应天色或灯光的变换。当人进入，色彩和肢体动作立刻加入，白自然就退为了背景，最忠实地映衬着人的行为。没有二楼，却有个楼梯，探访聚落研究很多年，王昀对希腊海边的岛屿聚落情有独钟。小路、窄梯、平台、院子，便于立体穿行的白色迷宫式聚落在他的头脑中留下丰富的记忆，那里无所谓室内室外，多变的衔接方式模糊了家里家外的概念。

　　从这个家就可以全部看出他对建筑的追求。王昀把事务所起名为“方体空间”，他说，“刚回国时感触很深，正好赶上国内欧陆风的尾声，另外一个很多人认为方盒子不好，可是我认为建筑还有更本质的东西。我想方盒子里面是否可以做得有意思，方盒子看似平常里面都非常有趣味。这一点是我要想探索的。方体是作为设计基础的模数，而空间则是对比例的探求。”

　　王昀曾经做过一个被称作善美办公楼的前厅，设计时将原有办公楼施以黑灰色，并与周围的住宅楼共同形成围合，增建门厅采用单纯的几何形体，运用摆放一个微弯曲方筒体块的方法使门厅成为小广场的视觉中心，白墙上镶着一个高2M的黑色铁门，视觉对比强烈。

　　王昀在日本生活了10年，回国前，已经在日本做过两个集合住宅，都是他一贯的方体风格，也是白色。他说出国前看日本的建筑杂志，做工精细，对细节很关照，当时又是后现代流行的时期，于是去了日本。 “我认为日本建筑比较东方化，似乎能找到一种关系。” 他说，“所有我认同的元素会在作品中阶段性体现。”

　　个性化

　　王昀认为建筑师的确是个人化的职业，但不认为是英雄主义。他认为做建筑有社会性，跟社会整体有关，但一个建筑师无法解决社会问题。相反，是因为有一个一个的建筑师，每个人都在这样做的集合，才去解决一个一个的问题，不可能超越。

　　我认为真正好的建筑，跟其它的文学艺术是一样的，人生每天生活在艺术中，是人生最高境界。那你听着音乐，穿着好的时装，住在一个艺术性的房子里面，这是人最终的追求。从这一点上说，做为建筑师，应该成为一个很个性化的职业。

　　虽然以前我们认为穿衣服不需要时装设计师，以前我们认为剪个头发，找个理发匠就可以了，现在我们去理发，肯定不是普通的理发老头，人家至少是一个专业的理发师，人认识到这点之后，是在进步。以前我们认为，盖个房子就OK了，有住就行了。现在需要一个建筑师来设计一个房子，那是人对事物认识的一个深化的，人的感觉变得细腻，个性化的职业有生存的余地，否则就组织一个集体创作小组完成任务了。我对集体创作的东西判断不出来。故宫好不好？样式雷家族就是因为个性化才有了故宫，但决不是集体创作的结果。”

　　王昀认为大众的判断力是有限的，它要受某些东西来引导，“能够有判断力的群体，任何时候都是少的。有的建筑师是因为某个建筑出名了，并不是他做的所有建筑是成功的作品，但是大众的判断并不是这样的，他会认为，你出了名了，做的建筑一定就是好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建筑师如果出了名，自然他的客户会关心，会有一定的关系。有名的建筑师也有差的作品，没有名的建筑师也有好的作品。只是这个时候大家选择了这样的判断，那个时候选择了那样的判断。但我认为，不管别人的判断，好建筑永远是好建筑。” 

　　朱锫的两个方向

　　约了很多次采访，但都未约定采访时间。不知是因为朱锫真的忙，还是低调。他说刚去巴西参加圣保罗双年展回来。有一个下午，中国艺术研究院建筑研究所建筑师云集，朱锫也来了，并且有简短的演讲。向后掠的微曲卷发，微笑谦逊，当时他还代替迟到的王澍领了一个奖。记得两年前，朱锫也在一个大型建筑论坛上出现，要演讲之前居然失声了，当时清华的庄惟敏帮他一起完成了演讲。

　　据说朱锫最早的愿望不是建筑师，而是画油画，很喜欢去798。在去采访齐欣的时候，顺便去参观了朱锫建筑师事务所，因为他们都在同一座楼里。不过，当时他还在巴西。这个灰色建筑原先是北京电视设备厂的厂房，后改名为天海商务大厦。

　　上世纪90年代，在清华大学执教的朱锫去了美国。2001年，朱锫回到国内，与几年同学一起创业，一群年轻建筑师在深圳发展，成立URBANUS都市实践建筑事务所，他们最早设计了深圳规划局办公楼或龙岗规划展览中心。深圳规划局办公楼强调开放、透明的政府办公理念，它座落在静谧的浅水面与草皮之上，用桥使环境与建筑既有诗意化的连接，又有一定的距离感。在设计中强调建筑与地面的衔接、与环境的延伸，使进入建筑成为一种无意识的行为，简洁含蓄，既透出冷静谦虚的建筑仪态，又不失政府办公建筑的庄重。

　　数字北京

　　朱锫后来来了北京，成立朱锫建筑设计事务所，主持设计了用友软件园4号研发中心、数字北京等等。“数字北京”是给朱锫带来很高声誉的一件作品。2004年初结束的国际竞赛中，共有7家国际知名建筑事务所参与投标，最终“数字北京”方案被专家评为最优，并确立为实施方案。这座建筑未来将坐落于北京中轴线北端的奥林匹克公园内，他毗“鸟巢”和“水立方”。可以想象一下2008年前竣工时，这个地段的壮观。

　　“数字北京”外形如刀切，缝隙中的光发散到四周，条板的表皮呈现出带状装饰线条，沿这些线条，加上光电照明等技术支持，达到的效果酷似“流星雨”，由顶部垂直洒下，消失在建筑底部平静的水面上。当人进入建筑，先经过水面上的桥，到达一层，穿插的桥指向不同方向，向上看是数字博物馆底部的巨大曲面，向下看发现桥和自己悬在空中。奇异变换的光电影像滑过身体、落到脚下、流过地面、爬上墙壁、扫过屋顶，让人仿若进入了一个虚幻之境。这个由简单的立面构成中心绿地的界面，就像巨大的电视机屏幕，向人们传达着奥运以及数字时代北京的信息，同时也向人们提示数字时代的透视法则。

　　0和1最简单元素的重复，构成了复杂的计算机语言。对于这个在业内评价非常高的作品面前，朱锫认为，“数字时代趋向于用简化的方法以增强效率及揭开奇迹发生的过程，这是美学上真正吸引我们的原因。” 

　　激活旧建筑

　　朱锫在商业化与自我设计的追求中找到一种很好的平衡方式。商业化越彻底，人们对古朴、纯粹甚至原始的需求更强烈。朱锫不仅仅在做高科技项目，他的另一个设计方向是在做旧城区的改造，如东华门酒店改造、CBD区旧厂房的改建等等。

　　在城市的发展过程中，每个时期都有特定的问题。过去赋予这些老建筑的涵义越少，今天再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老建筑的破和旧，存储了一些事件和时间。为什么旧厂房会受到大多数建筑师喜爱？，也许是因为其真实。“当初建设厂房是为满足生产的基本需求，设计真实反映了当时的生产工艺和气候条件。在今天的建筑师眼里，这些破旧厂房比具有浓重商业色彩的现代商务建筑显得更真实。”朱锫说。

　　“这种恢复并不是拆掉和复原。过去对城市肌理产生了破坏性，那么今天能不能通过改造使它产生积极作用。把院子融到这个建筑中，赋予底层咖啡、茶室、商务、餐馆、休闲等功能，跟城市的商业街联系起来。这样就修补了城市肌理，也就复原了城市传统空间的连续性，同时还具备非常现代的功能。”朱锫说。

　　朱锫的兴趣有很大的成分还在新建筑，我非常愿意探索新建筑的可能性，“在我很多的建筑探索中，我尽可能应用最前沿的技术，去赋予建筑的当代精神。”朱锫表示。 

　　马岩松：要做“建筑教父” 

　　2005年

　　“出名要趁早”，对于马岩松也不例外。他在耶鲁大学时，是扎哈·哈迪德的门下，因设计的纽约新世贸中心“浮游之岛”而被关注。

　　2005年，是马岩松的幸运年，刚过30岁生日，喜得贵子，取名“墨冰”，且在世纪坛 

　　做了一个关于“墨冰”的装置，三卡车的黑冰，从山东装来，一天就化了，还拍了它被化的全过程。最近，他挂着红领巾的造型还刚刚上了《时尚健康》的封面，还为某个时尚杂志拍了一组照片，主题以中国是为元素，做一个作品。借了一套古人的衣服，据说是金城武在《十面埋伏》里穿的，站在完全未来的空间里。在他认为，人的适应力是非常强的。一个古代的人，一样可以去适应未来的空间。

　　最重要的是，马岩松今年有几个设计作品已经开建。一个私人的、被命名为“上升别墅”正在建，还有红螺湖会所，建在水面上的一个建筑正要建。“原来给业主设计过别墅，他们认为好，但不敢弄，花不起时间去培育消费者，简单弄一个就能卖。那个会所是别人去谈的合同，我再出现，在还模糊的状态下，就给盖了。”

　　马岩松的事务所现在十个人左右，有些拥挤零乱。他说：“正在装修新的办公楼，过一段时间就搬到东四那边去。”那天他穿着脱鞋、休闲装，坐在今日家园楼下的一个西餐厅里，就像个还没成熟的孩子，不知天高地厚。问他最近在干什么，他说：“正要在帮一个同学做一套首饰设计。”在他认为，除了技术层面的东西，都是相通的。听说设计大剧院的安德鲁最近也在做珠宝设计。马岩松说自己不是个好学生，兴趣一直广泛，学过音乐，做过电影梦，做珠宝设计不过是小试牛刀。

　　这个70年代出生的建筑师，比起中青年建筑师，他的举动有些另类。他的事务所取名为“MAD”，寓意“疯狂”。给很多城市做过设计竞赛，但是都没盖起来。他说“城市意志，就是长官意志。建筑师是一个规则下的工作，做为建筑师无法改变城市意志。但就像医生似的，不能说爱吃什么就给你吃什么，还得给你打几针吧。”

　　2006年

　　1988年，纽约MOMA艺术馆，很有眼光的把扎哈、库哈斯、艾森曼这些人放在一起，曾经举行过一个展览，向世界建筑界发出了声音。马岩松说：“我做的都是观念上有挑战的作品，不过现在还没有到我们这一代建筑师说话的时候，明年会有一些年轻建筑师回国，准备要集体发出一些声音。”

　　马岩松现在赋予自己很强的使命感。他说：“我回来一两年，以后人肯定会多起来，多了就可以发声。凭什么？把什么样的建筑师放在一起？谁来判断？教父就是定这个标准的，可能是我要去干这事了。”

　　2006年，MAD想代表中国新一代建筑师，计划办国际巡展——“与密斯对话”。从2月开始到7月，半年时间，选了北京、东京、巴黎、纽约、伦敦、威尼斯等地，从北京开始，再回到北京。有的已经联系好地方。“我们出去，不是讲作品怎么样，而是希望开始一些讨论，在我之前的那些建筑师或者电影导演，都是迎合国际兴趣，自己早年的兴趣早就忘了，建筑就是四合院，电影就是古装，因为国际评论家现在还对这个感兴趣，那是鉴于国际评论界对于中国现状还不了解，现代的城市问题，心理问题，谁关心啊？像荷兰，MVDRDV，没有人再去关心老建筑，他们也有古城堡。我希望把这个标准建立起来，如果很多人都去追逐这个标准，那么会反过来影响社会，现在需要建立不同的标准，跟世界对话，必须让世界知道有人发出声音来了，有人表示不同意见了，有人有想法了。”

　　“牛建筑师都不太说”

　　“英雄是什么？大家都怕死，但是他不怕。英雄不是别人说的嘛？这个社会需要榜样。另一方面，也有责任，不是为了死而死，是有意义的，肯定有人要做这件事，你天天重复做没有创意的项目，什么时候是个转折呢？”马岩松说。

　　扎哈·哈迪德、艾森曼都是马岩松的老师，但都是老了才被世界认可。马岩松说：“有些东西注定了你早期是不被人关注的。他们俩对我影响挺大的，他们都是英雄，在别人看来也是。他们实现了别人没法实现的梦想，别人付出不了，他们付出了。这么多年，他们不仅具有系统的知识，对自己要做什么很清楚，不是为了不同而这样。世界不认可，但他们自己早就认可自己了。一开始人家以为你扎哈在干嘛呢？你是在玩呢？非主流的。现在大家都去研究他们早期的作品。”

　　“譬如扎哈，你说她是哪个国家的？伦敦？纽约？所有文化都是混合的，分得出是哪个地方的吗？她最早被提出来，是因为有人讨论她这个人，怎么出现这种人了？建筑是有意图的。首先是一种现象，适应社会，慢慢就朝这个方向发展了。”马岩松认为：一个有观点的人，是值得尊敬的。不过牛建筑师都不太说，都是直接拿作品。他希望自己双管齐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