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归”设计师带回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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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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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海归派”建筑师是80年代的电影,是一道逝去的风景线。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随着“小海归”们的增多使他们曾经值得“炫耀”的光环变得黯然失色。“海归”建筑师真的
有人说“海归派”建筑师是80年代的电影,是一道逝去的风景线。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随着“小海归”们的增多使他们曾经值得“炫耀”的光环变得黯然失色。“海归”建筑师真的悄声“谢幕”了吗?
其实不然。当前的中国还远远达不到人才过剩的程度。尽管“海归”们的举手投足常常鹤立鸡群,但他们把在发达国家学到的专长毫无保留地带回了“家”,这是不争的事实。时下,中国建筑市场的飞速发展是前所未有的,当我们回头看时,却惊奇地发现,无论是“改革派”、“创新派”还是“实战派”,他们总是身体力行为推广一个“改良版”的建筑思潮而“铤而走险”,他们的归来为发展中国经济、文化乃至政治注入了“催化剂”。在他们的光环背后,我们看到的是另类的精彩。
“改革派”设计师——张永和
2005年3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陈丹青“请辞事件”在业内引起不小的轰动。为了抵制中国传统教育体制,他毅然“离开”了让人钦慕的学府。
同年9月,从大洋彼岸传来的消息令国内建筑界一片哗然:北京大学建筑中心主任张永和将出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主任,这是华裔建筑师首次执掌美国建筑教育研究重地。一时间,被各路媒体追捧的张永和再一次站在了“聚光灯”下,他发出了第一种声音:抨击中国“学术行政化”的建筑教育体制。在短短半年之内,两个“陈丹青”的“产生”很快吸引了众多拥护者,他们呼唤“建筑教育体制改革”的声音触动了国内建筑界的“神经”。此后,一场建筑教育改良运动从无声到有声发生了“质”的飞跃。
“张永和注定是个‘改革派’,有点“叛逆”不怎么乖。”说此话的人正是和张永和一样的“叛逆者”。然而,这种说法绝非空穴来风。从1981年踏上美国求学之路,到1996年辞去美国莱斯大学教职后回国,张永和先后执教于美国保尔州立大学、密执安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在美国的教学经历使他滋生了“叛逆”的萌芽,目标直指中国传统建筑教育。
张永和的“叛逆”源于他在教学上的主张,他强调有实践的建筑教育,反对重理论而轻实践的教学方法。他说:“4年的‘中式’教育把大学生的创作灵感都同化了,他们毕业后仍旧什么都不会。我们这一代如果不出国深造也就成了“闲人”。10几年过去了,中国的教育体制没有多大变化。”张永和曾向北大校方建议,北京大学应该像麻省理工学院一样,在全球范围内招聘下一任北大建筑学研究中心主任,因为“这样北大可以集中国际智慧,促进建筑学研究”。然而,中国的老先生们并不接受他的这番良苦用心。
张永和在麻省理工学院就职3个月后表示:“他们不仅让我去,还支持我成立个人建筑事务所。在美国几乎每一个教授都有自己的事务所,他们的理念就是我雇了你就信任你。如果教授自己不设计房子,怎么去教学生设计呢?国内就不是这样。”只要中国的建筑教育一天不变,张永和就不会停止穿梭于中美之间的脚步。
几年来,张永和和他的“非常建筑”工作室创作的席殊书屋、北京远洋艺术中心、山语间、二分宅等一个又一个对中国当代建筑实践有着重要意义的建筑,不断革新传统建筑观念的同时,也成为国际建筑界了解中国当代建筑的窗口。我们期望他的教育“改革”能在国内开花结果。
“创新派”设计师——余迅
建设部3月28日召开了第二届国际智能、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大会,专门研究在建设领域大力发展科技节能建筑。这标志着促进节能省地型住宅和公共建筑的发展即将进入快车道。这其中,固然包含了主张节能理念的“海归”建筑师将有施展空间的意味在内,但更主要的还是中国能源紧缺的现状决定了建筑行业的发展方向。
赛朴莱茵(北京)建筑科技规划有限公司总经理余迅,是新一代“创新派”设计师。早在1991-2002期间,他就读于德国达姆斯塔特工业大学建筑系,并成立德国法兰克福ABB建筑师事务所。也许是出于对职业的敏感,余迅在2002年回国后,为了推广科技、节能设计理念,他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从此,一系列带有德国节能设计“标签”的建筑作品在全国“遍地开花”。如:上海国际汽车城安亭新镇6号地块、北京远洋德邑住宅小区、首钢钢结构多层住宅试点工程、长安街西贸中心立面改造工程等等。
事实上,在国内推广节能科技理念绝非想象中那么容易。据建设部统计资料表明,目前,我国建筑能耗是相同气候条件发达国家的2-3倍,采用新型节能材料只占35%。虽然,去年制定了新建建筑能耗要达到50%标准,但目前的情况是节能材料紧缺、价格昂贵、运输不便导致推广节能建筑已经形同虚设,各方面矛盾正处于集中爆发阶段。而德国是迄今为止节能建筑做得最早的国家之一。早在1978年,德国就修改过一次建筑节能标准,要求新建筑能耗至少达到60%以上。显然,我国在这方面的创新意识较发达国家相比至少落后了30年。
余迅,正是这样一个既有创新意识又善于解决“矛盾”的人。他在回国后不久便“种下”了第一颗希望:他把目前德国先进的节能科技成果—“守能建筑原理”成功地应用到首钢节能示范工程。余迅把这种创新设计理念比喻为“保温瓶”。他说:“这个保温瓶的材质是钢制的,本身就是一种绿色环保的材料。它所有的材质都可以回收利用,而且建造快,抗震性能比普通建筑优越。不仅在北京,在其它地域也将有它的发展前景;这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没有空调和暖气的一种建筑,这种建筑的耗能每年每平米15千瓦小时,是老建筑的15分之1。”
在为首钢作节能设计时,余迅说他在进行创新设计时秉承一个理念———设计和与时俱进的科技是不可分割的。“我们不能把设计单纯地看作设计的范畴,特别是建筑,它必须和科技发展融为一体,这样才能体现整个建筑最新的趋势。”现阶段的余迅还不是行业中的领军人物,但他和他的节能创新理念必将走在市场发展的前沿。
“实战派”设计师——俞孔坚
4月13日,在圆明园整治工程听政会上,一位哈佛归来的博士俞孔坚展示了他近几年拍摄的圆明园景观变化的照片。令他出乎意料的是此次亮相招来了一片质疑声:这位“洋博士”会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吗?
也许是气氛使然,一向以强硬著称的俞孔坚在接下来的论证中言词温和。“这是1992年4月份我拍的照片,这个地方现在已经完全被毁掉了,完全不是这个样子了,植被的群落,乡土的物种烘托了圆明园作为遗址的悲壮、苍凉的气氛,它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不可或缺的一个独特的景观体验。”俞孔坚以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的姿态走进了人们的视线,而不再是单纯的“参与者”了。
其实,作为我国第一代景观设计师,俞孔坚早在几年前就曾以一座岐江公园的设计引发人们的关注。此后,他又以“反规划”之台州案例和沈阳建筑大学的稻田校园两项目,赢得了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规划荣誉奖和设计荣誉奖。这是唯一的美国之外的设计师同时获得两项大奖。能够拥有今天的殊荣,对俞孔坚来说绝非偶然。
1992年,俞孔坚带着对知识的渴求,赴美国留学。1995年他获了哈佛大学城市规划与景观设计学博士学位,这也是中国人第一次在哈佛获得这个专业的博士学位。随后,俞孔坚顺利地进入美国一所富有盛名的景观设计集团工作,因为经常有机会回国考察,此后两年中,俞孔坚断断续续访问了国内100多座城市。当他看到河流被污染,树林被毁坏时,或许是基于一种爱国心与使命感,他觉得自己在国外学到的专业该发挥作用了。
开弓没有回头箭,自从产生了回国的念头就一发不可收。1997年,北京大学创立了景观规划设计中心;2003年成立了景观设计学研究院,俞孔坚被邀请担任研究院的院长。有意味的是,为了实践的需要,俞孔坚创办了北京第一家景观设计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他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麻烦。他说:“1997年,中国建筑领域还没有景观设计学科,跟工商注册的人讲景观设计是怎么回事,首先要讲国外是怎么发展的,国内马上就要开始了……”。 直至2004年末,中国才确立了景观设计这一新兴职业。这个迟到的好消息让俞孔坚欣喜若狂,多年的努力终于没有付之东流。
目前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观念,以为建筑的主要功能不在于“看”,而在于“用”,景观设计只是建筑以外的“奢侈”品。尽管俞孔坚和他的景观事业正在如火如荼的展开,但在国内多数需要“补课”的人群当中,一场新一轮的对决正在悄然启动。
其实不然。当前的中国还远远达不到人才过剩的程度。尽管“海归”们的举手投足常常鹤立鸡群,但他们把在发达国家学到的专长毫无保留地带回了“家”,这是不争的事实。时下,中国建筑市场的飞速发展是前所未有的,当我们回头看时,却惊奇地发现,无论是“改革派”、“创新派”还是“实战派”,他们总是身体力行为推广一个“改良版”的建筑思潮而“铤而走险”,他们的归来为发展中国经济、文化乃至政治注入了“催化剂”。在他们的光环背后,我们看到的是另类的精彩。
“改革派”设计师——张永和
2005年3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教授陈丹青“请辞事件”在业内引起不小的轰动。为了抵制中国传统教育体制,他毅然“离开”了让人钦慕的学府。
同年9月,从大洋彼岸传来的消息令国内建筑界一片哗然:北京大学建筑中心主任张永和将出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主任,这是华裔建筑师首次执掌美国建筑教育研究重地。一时间,被各路媒体追捧的张永和再一次站在了“聚光灯”下,他发出了第一种声音:抨击中国“学术行政化”的建筑教育体制。在短短半年之内,两个“陈丹青”的“产生”很快吸引了众多拥护者,他们呼唤“建筑教育体制改革”的声音触动了国内建筑界的“神经”。此后,一场建筑教育改良运动从无声到有声发生了“质”的飞跃。
“张永和注定是个‘改革派’,有点“叛逆”不怎么乖。”说此话的人正是和张永和一样的“叛逆者”。然而,这种说法绝非空穴来风。从1981年踏上美国求学之路,到1996年辞去美国莱斯大学教职后回国,张永和先后执教于美国保尔州立大学、密执安大学、伯克利加州大学……在美国的教学经历使他滋生了“叛逆”的萌芽,目标直指中国传统建筑教育。
张永和的“叛逆”源于他在教学上的主张,他强调有实践的建筑教育,反对重理论而轻实践的教学方法。他说:“4年的‘中式’教育把大学生的创作灵感都同化了,他们毕业后仍旧什么都不会。我们这一代如果不出国深造也就成了“闲人”。10几年过去了,中国的教育体制没有多大变化。”张永和曾向北大校方建议,北京大学应该像麻省理工学院一样,在全球范围内招聘下一任北大建筑学研究中心主任,因为“这样北大可以集中国际智慧,促进建筑学研究”。然而,中国的老先生们并不接受他的这番良苦用心。
张永和在麻省理工学院就职3个月后表示:“他们不仅让我去,还支持我成立个人建筑事务所。在美国几乎每一个教授都有自己的事务所,他们的理念就是我雇了你就信任你。如果教授自己不设计房子,怎么去教学生设计呢?国内就不是这样。”只要中国的建筑教育一天不变,张永和就不会停止穿梭于中美之间的脚步。
几年来,张永和和他的“非常建筑”工作室创作的席殊书屋、北京远洋艺术中心、山语间、二分宅等一个又一个对中国当代建筑实践有着重要意义的建筑,不断革新传统建筑观念的同时,也成为国际建筑界了解中国当代建筑的窗口。我们期望他的教育“改革”能在国内开花结果。
“创新派”设计师——余迅
建设部3月28日召开了第二届国际智能、绿色建筑与建筑节能大会,专门研究在建设领域大力发展科技节能建筑。这标志着促进节能省地型住宅和公共建筑的发展即将进入快车道。这其中,固然包含了主张节能理念的“海归”建筑师将有施展空间的意味在内,但更主要的还是中国能源紧缺的现状决定了建筑行业的发展方向。
赛朴莱茵(北京)建筑科技规划有限公司总经理余迅,是新一代“创新派”设计师。早在1991-2002期间,他就读于德国达姆斯塔特工业大学建筑系,并成立德国法兰克福ABB建筑师事务所。也许是出于对职业的敏感,余迅在2002年回国后,为了推广科技、节能设计理念,他成立了自己的公司。从此,一系列带有德国节能设计“标签”的建筑作品在全国“遍地开花”。如:上海国际汽车城安亭新镇6号地块、北京远洋德邑住宅小区、首钢钢结构多层住宅试点工程、长安街西贸中心立面改造工程等等。
事实上,在国内推广节能科技理念绝非想象中那么容易。据建设部统计资料表明,目前,我国建筑能耗是相同气候条件发达国家的2-3倍,采用新型节能材料只占35%。虽然,去年制定了新建建筑能耗要达到50%标准,但目前的情况是节能材料紧缺、价格昂贵、运输不便导致推广节能建筑已经形同虚设,各方面矛盾正处于集中爆发阶段。而德国是迄今为止节能建筑做得最早的国家之一。早在1978年,德国就修改过一次建筑节能标准,要求新建筑能耗至少达到60%以上。显然,我国在这方面的创新意识较发达国家相比至少落后了30年。
余迅,正是这样一个既有创新意识又善于解决“矛盾”的人。他在回国后不久便“种下”了第一颗希望:他把目前德国先进的节能科技成果—“守能建筑原理”成功地应用到首钢节能示范工程。余迅把这种创新设计理念比喻为“保温瓶”。他说:“这个保温瓶的材质是钢制的,本身就是一种绿色环保的材料。它所有的材质都可以回收利用,而且建造快,抗震性能比普通建筑优越。不仅在北京,在其它地域也将有它的发展前景;这是我们比较熟悉的没有空调和暖气的一种建筑,这种建筑的耗能每年每平米15千瓦小时,是老建筑的15分之1。”
在为首钢作节能设计时,余迅说他在进行创新设计时秉承一个理念———设计和与时俱进的科技是不可分割的。“我们不能把设计单纯地看作设计的范畴,特别是建筑,它必须和科技发展融为一体,这样才能体现整个建筑最新的趋势。”现阶段的余迅还不是行业中的领军人物,但他和他的节能创新理念必将走在市场发展的前沿。
“实战派”设计师——俞孔坚
4月13日,在圆明园整治工程听政会上,一位哈佛归来的博士俞孔坚展示了他近几年拍摄的圆明园景观变化的照片。令他出乎意料的是此次亮相招来了一片质疑声:这位“洋博士”会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吗?
也许是气氛使然,一向以强硬著称的俞孔坚在接下来的论证中言词温和。“这是1992年4月份我拍的照片,这个地方现在已经完全被毁掉了,完全不是这个样子了,植被的群落,乡土的物种烘托了圆明园作为遗址的悲壮、苍凉的气氛,它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不可或缺的一个独特的景观体验。”俞孔坚以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的姿态走进了人们的视线,而不再是单纯的“参与者”了。
其实,作为我国第一代景观设计师,俞孔坚早在几年前就曾以一座岐江公园的设计引发人们的关注。此后,他又以“反规划”之台州案例和沈阳建筑大学的稻田校园两项目,赢得了美国景观设计师协会规划荣誉奖和设计荣誉奖。这是唯一的美国之外的设计师同时获得两项大奖。能够拥有今天的殊荣,对俞孔坚来说绝非偶然。
1992年,俞孔坚带着对知识的渴求,赴美国留学。1995年他获了哈佛大学城市规划与景观设计学博士学位,这也是中国人第一次在哈佛获得这个专业的博士学位。随后,俞孔坚顺利地进入美国一所富有盛名的景观设计集团工作,因为经常有机会回国考察,此后两年中,俞孔坚断断续续访问了国内100多座城市。当他看到河流被污染,树林被毁坏时,或许是基于一种爱国心与使命感,他觉得自己在国外学到的专业该发挥作用了。
开弓没有回头箭,自从产生了回国的念头就一发不可收。1997年,北京大学创立了景观规划设计中心;2003年成立了景观设计学研究院,俞孔坚被邀请担任研究院的院长。有意味的是,为了实践的需要,俞孔坚创办了北京第一家景观设计公司,在这个过程中,他遇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麻烦。他说:“1997年,中国建筑领域还没有景观设计学科,跟工商注册的人讲景观设计是怎么回事,首先要讲国外是怎么发展的,国内马上就要开始了……”。 直至2004年末,中国才确立了景观设计这一新兴职业。这个迟到的好消息让俞孔坚欣喜若狂,多年的努力终于没有付之东流。
目前有一种似是而非的观念,以为建筑的主要功能不在于“看”,而在于“用”,景观设计只是建筑以外的“奢侈”品。尽管俞孔坚和他的景观事业正在如火如荼的展开,但在国内多数需要“补课”的人群当中,一场新一轮的对决正在悄然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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