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向组团式城市群跃升

　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牛文元在首届“城市发展国际论坛”上演讲时指出，应大力发展组团式城市群。 　　牛文元说，随着经济的发展，已经形成了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唐三大都市圈的雏形。这应该作为实现中国城市化的重要战略手段来推动和发展。 　　组团式城市群是大中小城市“结构有序、功能互补、整体优化、共建共享”的镶嵌体系，体现出以城乡互动、区域一体为特征的城市发展的高级演替形态。在水平尺度上是不同规模、不同类型、不同结构之间相互联系的城市平面集群，在垂直尺度上是不同等级、不同分工、不同功能之间相互补充的城市立体网络，二者之间的交互作用使得规模效应、集聚效应、辐射效应和联动效应达到最大化，从而分享尽可能高的“发展红利”，完整实现“区域发展动力、区域发展质量和区域发展公平”三者在内涵上的统一。 　　大力培育组团式城市群，既是中国城市化战略进程的跃升，也是中国新一轮财富涌流的根本载体。今后中国必须坚持发展三大具有世界竞争力的组团式大城市集群，打造中国城市化建设中的主力与经济增长能力的“航母”。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牛文元说，用组团式城市群代替单一城市扩张，经济上可以取得台阶式的提升；社会上可加速消除二元结构；生态上可缓解城市的热岛效应；文化上便于多样性的充分交融：系统上形成等级有序的效率体系。2l世纪中国城市化战略应该是培育三大城市群(面)，创建七大城市带(线)，发展若干中心城市(点)。中国城市化战略一旦成熟与完备，将有全国人口的50％，将有全国GDP的80％，将有全国工业总产值的90％，将有全国进出口总额的95％在此地域上生成。可以预计，中国三大组团式城市群的土地面积(约30万平方公里)仅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30‰，而其GDP的份额却可达到全国GDP总量的65％左右，此时中国其他广大地区的发展压力才会得到真正的缓解。 　　牛文元说，在构建组团式城市群的过程中，必须逐步地实现四类经济社会的根本转变，即：在组团式城市群的地理范围内，促进土地资源向土地资本的转变；在投入拉动领域内，促进民间储蓄向民间资本的转变；在劳动力要素领域内，促进人口资源向人力资本的转变；在社会二元化结构的消除中，促进从拥有土地的农民身份向股民身份的转变；在组团式城市群的顶层规划中，促进从点状形态向块状形态的转变。 　　以上四大转变，实质上是互相呼应的，对于全面解决组团式城市群进程中的难点问题：如投入成本问题、充分就业问题、启动内部投资问题、保持社会稳定问题、确保农民利益问题等，是至关重要的，也是产生新思路、考虑新体制、设计新机制的重要切入点。 　　组团式城市群的构建，既有空问布局上的整体思考，又有产业布局上的合理调配，达到组团式城市群在结构上与功能上的完善，以此去获取“发展红利”。所谓的发展红利是指“区域整合之后所带来的发展潜力与整合之前的现状能力之差”。事实证明，当经济主体从一个低级平台向一个高级平台整合时，生产力要素的组合趋好、资源配置趋优、专业化分工趋强、发展成本趋低，发展红利自发获取将呈非线性增长。例如从地级向省级规模整合时，发展红利在原有基础上平均提高10倍；从省级规模向跨省规模整合时，发展红利在原有基础上平均提高100倍。以此推算，三大组团式城市群的发展红利估算如下：珠江三角洲约提升GDP1.8个百分点，相当于2l00亿元的固定资产投资；长江三角洲约提升GDP2.2个百分点，相当于2900亿元固定资产投资；京津环渤海约提升GDPI.3个百分点，相当于1400亿元固定资产投资。三大组团式城市群发育成熟后，所获取的发展红利约为6400亿元(2001年不变价)。 　　牛文元还强调指出，在急剧推进的中国城市化过程中，中国城市化战略的健康实施，必须走出认识上的三大“误区”。 　　一是认为城市的发展必然引发“城市病”。他说，为此必须建立“以发展克服城市病”、“以规划减少城市病”、以“管理医治城市病”的全新观念。 　　二是认为必须严格控制大城市的发展。牛文元说，不同规模的城市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城市规模结构是一个具有等级、共生、互补、高效和严格“生态位”的开放系统，大、中、小城市应当在统一规范下得到合理的发展，组团式城市群的形成与完善是达到这一要求的正确选择。 　　三是认为城市化的结果应当是均衡分布、遍地开花。对此这位专家指出，应考虑到自然基础、地理区位、发展阶段和生态条件的差异对于城市格局与结构的影响。应充分认识到城市宏观布局在时间、空间和速度上是非均衡、非对称和非线性的。应该认识“以经济发展水平的区域不平衡，换取社会公平程度实现的相对均衡”这个基本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