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眼光”解读新游戏规则：中国申遗越来越难

　　随着抑制“世遗不平衡现象”相应条款的实施，中国排着长队等待上榜的申遗候选地将受到较大的影响 　　6月28日至7月7日，文化古城苏州将迎来世界遗产委员会第28届会议的召开，据悉，除了审批世界遗产等常规议程之外，本届会议还将有一项“非常规”的议程：讨论世界遗产“不平衡”问题。 　　作为世界遗产大户的中国，很多中国人或许不知道，《世界遗产公约》的177个缔约国中，有48个国家至今还未有景观上榜，65个缔约国拥有的世界遗产数目在3个或3个以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在为“一碗水端不平”的问题大伤脑筋，试图采取措施将重心从“世遗富国”向“穷国”转移。 　　可以断言，随着抑制“世遗不平衡现象”相应条款的实施，中国排着长队等待上榜的申遗候选地将受到较大的影响。 　　[B]“世界眼光”解读新游戏规则[/B] 　　毋庸讳言，上榜《世界遗产名录》与举办奥运会一样，具有巨大的旅游、经济和国际声望潜价值，是一件让世界各国趋之若鹜的事，中国也不例外。 　　到2004年3月为止，全国已有近百个项目申报世界遗产，是5年前的3倍多。重庆大足石刻、山西平遥古城和安徽皖南古村落的成功先例，以及“申遗”成功所带来的巨额经济效益，让各类石窟、古城、民居都跃跃欲试。 　　例如平遥古城申报成功后，旅游收入从每年18万元猛增到500万元；黄山申报成功，旅游收入由每年数百万元增至2亿元。这些让人眼热心跳的数字使不少地方政府不惜一掷千金试图把“地方景点”变成“世界遗产”。 　　然而，新规则《凯恩斯决议》的实施，无疑给热情高涨的申遗者们泼了一盆冷水。显而易见，今后中国景观的入选将越来越难。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任葛剑雄教授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特别指出，“申遗”要跳出“种田看邻居”的心态，应当学会用“世界眼光”来解读新的游戏规则。 　　[B]哪类景观适合申遗[/B] 　　中国不少地方政府决定申遗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觉得“够资格”，认为自己的景观在历史上曾有过重大意义；二是看到“他们都上了”，即同类景观有成功的先例并且目前收入可观。但最显而易见也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点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选《世界遗产名录》只是一种手段，其目的是在于保护世界遗产尤其是珍稀濒危遗产。 　　因此，在目前名额紧张、“富国”受限制的情况下，两种遗产将获得世界遗产委员会的优先考虑：一是濒危景观，二是在世界范围内具有独一无二“特殊性”的景观。 　　目前正式确定的2004年中国提名首选项目“高句丽王城、王陵及贵族墓葬”和2005年首选项目“澳门历史建筑群”都具有这种“特殊性”。高句丽是公元前37年出现在中国东北地区，后迁都平壤，并于668年为唐朝所灭的边疆少数民族政权，将其列为候选项目无疑体现了世界遗产“跨越国界”的主题。而澳门更是中葡文化融会之地，其独一无二的风貌非常易于被西方世界认可。 　　一些景观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有过重要影响，但如果这种意义不能被世界尤其是西方世界理解或者并非不可替代，入选的可能性就相对较小。葛剑雄认为，申遗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事，如去年申报成功的云南省“三江并流”前后共花了10年时间，准备的科考报告就有数百万字。如果属于不被看好的类型，不如放弃，以免浪费人力财力。 　　[B]申遗选“冷门”[/B] 　　在目前申遗难度比较大的情况下，中国各地的申报者们还可以考虑“避热就冷”。例如，与文化遗产相比，申报自然遗产更容易被接受。 　　由于东西方文化差异的存在，中国文化遗产在申报时必须经历痛苦的“翻译”过程，申报的竞争力往往也会因此大打折扣。而名山大川的魅力则一目了然；对自然遗产的地质地理评估科学性也比较强。 　　目前《世界遗产名录》上自然遗产数目偏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正在大力倡导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申报自然遗产比申报石窟和民居无疑更为明智。在中国29项世界遗产中，只有4项自然遗产，因此在这个方向上着力，成功的希望比较大。 　　而且，一些同类项目已达到饱和、但仍具有特殊意义的项目可以考虑以“捆绑”方式申报，或者以“扩展”的名义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例如南京明孝陵和北京十三陵就是以“明清皇陵”扩展项目列入其中的。“扩展”项目的好处在于，景观既可以跻身名录又不单独计为一项，增加入选的几率。 　　[B]世界遗产没有“终身制”[/B] 　　值得地方政府注意的是，世界遗产已经取消了“终身制”，不要认为申请成功了就万事大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启动了《濒危世界遗产名录》的“黑名单”，如果连续上榜一段时间就可能被取消“世界遗产”称号。目前全球已有包括阿富汗巴米扬大佛、柬埔寨吴哥窟和耶路撒冷古城在内的35个景观进入“黑名单”。 　　中国虽还未有景观进入黑名单，但不少世界遗产已经危机四伏：武陵源风景区因过度商业化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警告、丽江古城过度开发已不堪重负、武当山管理不善导致遇真宫被焚……这些事件无疑给中国的相关地区敲响了警钟。 　　专家认为，尽管地方政府决定申遗的动机部分来自于促进地方经济发展，但不要让申遗成为纯粹的经济行为。申遗结束后，对世界遗产的保护和监测，以及在市场与文化之间寻找平衡点是一项更为艰巨的任务。 　　[B]建立国家级的世界遗产管理机构[/B] 　　针对目前中国申遗中出现的过热、无序和逐利行为，葛剑雄建议，中国应当考虑建立国家级的世界遗产管理机构，对各类遗产进行评估和监测，并在国家范围内统筹协调后决定每年的申报项目。 　　据悉，中国目前的世界遗产工作由教育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和地方政府多头负责，还没有一个专门的世界遗产管理机构。 　　在葛教授看来，这个国家级的专门机构主要职能可以有3项。一是整理和评估中国的文化、自然和非物质遗产资源，出台《中国遗产名录》。各地的景观只有进入《中国遗产名录》后才有资格成为《世界遗产名录》的候选景观，这样一来就可以避免各地不论景观质量如何纷纷申遗的情况。二是每年组织包括人文学者和自然地理学者等跨学科的专家对候选景观进行综合评估，再统筹国际动向确定中国的提名项目，以提高申遗的成功率。三是对与地方政府合作对入选的世界遗产进行保护和监测。 　　[B]《凯恩斯决议》[/B] 　　世界遗产委员会在2000年澳大利亚凯恩斯会议上，通过了《凯恩斯决议》，决定以“一刀切”的方式来解决世界遗产的“不平衡”问题：即限制每年申报总数，已有景观入选的缔约国每年只能推荐1个提名地，而没有景观入选的国家可以推荐3个。 　　世界遗产“不平衡”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文化遗产与自然遗产数量不平衡：目前的754项世界遗产中，有582项文化遗产，自然遗产只有149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只有23项。 　　二、遗产类型不平衡：纪念碑式遗产太多、其他类型遗产太少。 　　三、分布地区的不平衡：754项世界遗产中有382项分布在欧洲和北美，149项分布在亚太地区，南美洲及加勒比地区、非洲及阿拉伯地区则只分别有107项和116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