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

[img]/upload/news/200473094911292.jpg[/img] [img]/upload/news/200473094919818.jpg[/img] [img]/upload/news/200473094925520.jpg[/img] 　　[B]墨索里尼的铁锹和铲子[/B] 　　有一年冬天，我在罗马跑一个小型的亚洲影展时结识了德国游客马克斯。恰巧我们都是费里尼的影迷，两人便结伴去罗马东南郊的电影城（Cinecittà）“朝圣”。那天下午，地铁经过圣约翰车站时，马克斯忽然手指车窗外的隧道，对我说：“你能想象吗，罗马地铁穿越的实际上是两千年前的楼房和街道？” 　　我敢说，彼时彼刻，马克斯的脑子里肯定正播放着费里尼摄于1972年的《罗马》： 　　工程车在罗马的地下掘进。钻头过处，砖墙轰然坍塌，露出一个洞口。工人防护帽上的矿灯照亮了洞中的古罗马壁画。那些在地下沉睡了两千年的画中人物，个个栩栩如生，令现代人目瞪口呆。可谁知这壁画一见光就迅速褪色，转眼消失得无影无踪。 　　虽然费里尼的这幕戏纯属虚构，罗马地铁在建设过程中不断遭遇古罗马遗址，却是实有其事。1970年代初，客居罗马的美国作家埃利诺·克拉克在《罗马与别墅》一书的“再版前言”中记述，罗马地铁是在地面交通已趋疯狂的状况下，才不得不动工修建的。据说，钻头遇到古罗马遗址是家常便饭，一旦发生情况，施工人员往往瞒而不报，有时甚至快速破坏现场，以免文物考古部门得知消息，阻挠工程进展。但是风声还是经常走漏出去，于是罗马地铁一次又一次地被迫改道。 　　在费里尼的影片中，工程指挥自嘲地对旁人说：“我都快成考古专家了。”尽管他认为罗马的地层神秘莫测，经验告诉他，隧道每向前推进大约500米，就会与某个未知的古罗马建筑物发生亲密接触。 　　从1970年代至今，罗马始终只有两条地铁，A线、B线，在罗马版图上画出一个大大的“×”。如此稀疏的地铁线路，在欧洲大都市里绝无仅有，即便是意大利，城市规模远小于罗马的米兰、那不勒斯，地铁的数目和涵盖范围也超过了罗马。个中原因，当然是为了保护罗马地下难以计数的尚未发掘的古罗马遗址。 　　在罗马修地铁，用克拉克女士的话来形容，是“一场现代对古代的战斗”。 　　如果考察一番20世纪的罗马现代史，与古代最激烈的战斗并非发生在修建地铁的1970年代，而是墨索里尼掌权的法西斯时代。 　　“墨索里尼的铁锹和铲子”已经是一句成语了。法西斯的铁锹一方面大力挖掘罗马帝国的废墟，让倒塌的断柱断墙粘合、重新竖立，另一方面又铲掉了古罗马广场、大角斗场、圆形剧场遗址周边大片的16、17世纪建筑，铲掉了古代帝国到现代之间的过渡记忆。在墨索里尼的指挥下，帝国广场包括恺撒、奥古斯都、涅尔瓦、图拉真、哈德良各朝各代的公共建筑群被系统地发掘整理，但是很快又被一条新建的大道覆盖。这条大道，墨索里尼命名为帝国大道，把古罗马大角斗场和他的府邸威尼斯宫连成一条直线。墨索里尼本人经常出现在威尼斯宫的窗前检阅他的部队。 　　一边致力于考古发掘，保护古迹，一边在破坏和拆建，两种做法其实是为了同一个目的：宣传法西斯帝国的意识形态。帝国大道之所以存在，并且把古罗马帝国的象征物大角斗场和法西斯政权的象征物威尼斯宫连为一线，就是要与古代帝国遥相呼应，呼唤昔日的荣耀。 　　与帝国之荣耀无关的城市记忆，却成了墨索里尼铁锹下的牺牲品。 　　帝国大道的一面墙上有一组三幅黄铜和石块镶嵌的古罗马地图，按时间顺序画出罗马从建城到共和时期再到帝国盛期的疆域变迁：罗马从台伯河边的七丘扩张到拉丁半岛，乃至囊括整个地中海世界，把地中海变成帝国的“内湖”。 　　[B]乌托邦缘何迷人[/B] 　　法西斯倒台后，帝国大道更名为帝国广场大道，现在仍是罗马的交通要道之一。它从斜刺里插入帝国广场考古区，恺撒广场大部分落在路的一侧，图拉真广场、图拉真市场被隔离到另一侧，而紧邻恺撒广场和图拉真广场的奥古斯都广场基本上被压到了马路底下，因此极难辨清这三个历史时期的建筑群之间有何关联。帝国广场大道是一条粗暴的轴线，它遮蔽了帝国广场的内在联系，却突出了大角斗场和威尼斯宫的联系———一座罗马帝国建筑，一座文艺复兴建筑，本来并无关联，经墨索里尼这一改写，竟成了法西斯的政治符号。 　　目前帝国广场的发掘仍在进行中。游客可以从帝国广场大道上俯看下面的废墟，一些区域还允许在导游带领下进入参观。至于帝国广场大道这个法西斯时代的遗产，是否应该拆除，还帝国广场以完整面貌，一直有“拆”和“不拆”两种声音。现在来看，它至少还会继续存在一段时间。 　　除去帝国广场大道，墨索里尼对罗马的涂改主要是在旧城范围之外。罗马南郊有个建于1940年代初的卫星城EUR（罗马世界博览会的简称），位于地铁B线终点，这里的街道和建筑全部经过统一规划，一律是鲜明的法西斯风格。最著名的一幢建筑是俗称“方形角斗场”的“意大利劳动文化宫”，其四个立面叠满整齐一致的假拱，令人不能不联想到古罗马水道桥和大角斗场的连续拱券结构。然而这些不具备承重功能、仅有装饰作用的假拱，遮挡了建筑的内部构造，与古罗马大角斗场那些通透的圆拱截然不同。法西斯式建筑往往带有一种特殊的整齐、洁净感，那种冰冷的整洁给人消毒剂的感觉，了无生气，没有人味儿。 　　EUR原计划将成为1942年罗马国际博览会的所在地，但是法西斯的战败使这个博览会永远没有付诸实现。EUR建筑群在战后改为办公楼、博物馆，功能变了，但外观上仍旧强烈地投射出法西斯的意识形态和审美趣味。 　　有趣的是，法西斯的审美观并非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它也有它的文化传承。EUR的建筑景观除了让我想到古罗马的拱券，还使我强烈地回忆起20世纪初意大利超现实主义画家乔吉奥·德·契里柯（GiorgioDeChirico）的一些早期作品。诸如《预言者的酬报》、《一条街的神秘与忧郁》、《扰乱人心的缪斯》等画作，画面上总少不了“方形角斗场”那种令人恐惧的假拱，或许这是一个巧合？法西斯的建筑好像应验了德·契里柯画中传达出来的梦魇般的恐怖，艺术家的敏锐预感让我觉得不可思议，而20多年后出现的EUR，几乎就是某种“预言者的酬报”了。 　　在《迷人的法西斯》一文中，苏珊·桑塔格以其惯有的锋利笔触指出，法西斯视觉艺术所表现的是一种乌托邦式的美学观点———对“崇高”的拜物式迷恋，对异己、对怀疑精神的排斥。 　　如果抛开理想主义所导致的恐怖，法西斯建筑也是现代主义“简洁为美”理念的一种代表。“方形角斗场”的连续假拱在一些战后建筑上仍能见到，比如建于1950年代的罗马特米尼火车总站，两个侧立面就布满了成排的假拱，又比如同样建于1950年代的纽约林肯中心大都会歌剧院。所有这些建筑，都应该放置在一个更大的历史图景中观照。 　　战后罗马没有以墨索里尼式的铁锹和铲子还治其建筑遗产，这是罗马的宽容精神的体现。 　　[B]罗马，一辈子是不够的[/B] 　　电影城已经衰落了。1936年，墨索里尼在电影城埋下第一块奠基石，20年后这里的摄影棚成为“台伯河边的好莱坞”。但是，意大利电影业最终还是被好莱坞挤垮，电影城现在已沦为电视剧和广告的拍摄棚。在电影城的高墙下，我和马克斯谈起费里尼电影所表现的1960－1970年代的罗马。 　　按照费里尼的描述，那是一个狂乱不安的时代。摄于1960年的影片《甜蜜的生活》的开头是这样一组镜头：直升飞机衔着一座基督巨像，从古罗马水道桥废墟上空掠过，紧随其后的是另一架直升飞机，里面坐着几个喋喋不休的记者。这组镜头言简意赅地点明了罗马先后作为古代帝都和天主教世界中心的地位，并且说明，一个以蓬勃发展的大众传媒为代表的急躁时代已经降临。 　　克拉克女士对过度的旅游开发忧心忡忡。她在罗马“锁链中的圣彼得”教堂看到，密密层层的小商贩挡住了教堂的大门，冲破重围后，在教堂内又将遭遇密密层层的团队游客。太多的人，使米开朗琪罗的摩西像显得小得可笑，更谈不上有什么艺术感染力了。 　　1970年代初，巴贝里尼广场上满是凌乱的巨幅广告牌，17世纪贝尼尼雕刻的著名的海神喷泉淹没在车水马龙中，因开凿地铁，地下输水道遭到破坏，海神喷泉断了水，呈干枯状态。克拉克写道：应该把海神喷泉转移到更安全的地方，免受糟蹋。但她立刻又说，不能这样做，因为挪走喷泉就使它丧失了地标的作用，更何况广场旁边有条街道就叫“海神路”，没有了海神喷泉，这个路名就失去意义了。 　　今天的巴贝里尼广场仍是罗马的一处著名地标，人们在这里约会、泡酒吧、看电影，海神喷泉的水柱长流不息，继续给广场带来活力。 　　据我观察，“锁链中的圣彼得”教堂门外除了若干礼貌的乞讨者外，不见任何小摊小贩，米开朗琪罗的摩西像也没有让花花绿绿轰轰烈烈的游客包围。 　　1958年，小说《哈德良回忆录》的作者玛格丽特·尤瑟纳尔重访距离罗马城35公里的哈德良别墅时，发现别墅在进行必要的修复和加固时添加了一些不必要的装饰，大片的橄榄树被砍掉了，让位给一个热闹的停车场和一个像集市似的小吃店。她警告说，对古代遗迹的修复稍有不慎，就会造成永远无法弥补的损失———“美消失了，真也消失了”。 　　但据陈志华先生记载，1980年代他造访哈德良别墅时，到别墅去的汽车站上贴着一份告示，请游客自带干粮。古迹景区没有商店、餐厅，不提供餐饮服务。我后来两次去别墅参观，虽然没有看见“自带干粮”的告示，景区里也确实没有发现“集市似的小吃店”。 　　这说明急躁时代的破坏性心态最终没有占上风。 　　罗马旧城中心及梵蒂冈（主要指古罗马及教皇时代的古迹建筑）在1980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1990年，该项目由公元3世纪的奥勒里安城墙所框定的罗马古城，扩大到17世纪教皇乌尔班八世的领地范围，把原先落在古城墙外的一些重要古迹如“城外的圣保罗”教堂等也包括在保护名单内。 　　罗马城外约100公里范围内，拉齐奥大区境内另有三处世界文化遗产：蒂沃利的埃斯特别墅、哈德良别墅、切维泰利和塔奎尼亚的伊特鲁里亚文明遗址，其中切维泰利和塔奎尼亚在今年6月苏州世界遗产委员会大会上刚刚“申遗”成功。四处世界遗产，使罗马及周边区域成为世界上遗产地最密集的地区。 　　俗话说，“罗马，一辈子不够活”。的确，仅是领略罗马地面上看得见的文化遗迹，哪怕穷尽一生的时间和精力也怎么都不够，更不必说那些室内（博物馆、教堂、宫殿、府邸内部）和地下的遗产了。罗马这个城市让我感触至深的，倒不是那无以计数的建筑、艺术精品，而是罗马人生活在历史记忆中的那份自然。随便举个例子，罗马有座不甚出名的“四喷泉”，实际上是四座不大的喷泉，分别坐落在一处十字路口的四角。喷泉的形象是四位神话角色，两男两女，各代表春夏秋冬四季。那个路口地处罗马七丘之一奎利那雷山的制高点，在整个罗马旧城地势最高。向四处看，下陷的街道在房屋夹峙下如同四道地峡，往东可以望见古城门，另外三个方向均有一座方尖碑，它们原是古罗马征服埃及时的战利品，后被教皇镶上十字架而成了基督教的纪念碑。这样的景观数百年不变。而街道的布局，更是保留了两千年前的城市脉络。 　　我想要说的是“四喷泉”本身。我多次看见，附近的居民或劳作者在这里休息、洗脸，或是拿着水瓶到喷泉上汲水。泉水来自五六十公里外的山区，公元1世纪，克劳迪乌斯皇帝在位时修筑了一条输水道，为这一带的市民提供“自来水”。哥特人入侵时水道曾遭到毁坏，17世纪教皇格里高利八世时它被修复，后又毁坏，再次被修复……几十公里和两千年，来自同一源头的泉水就这样反复滋养着罗马市民，融入人的现实体验。人的肉体生命是非常有限的，持续性的城市肌理却能延续人的记忆。罗马给我们的教益是：这种持续性需要一代代人的悉心维护才能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