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拜“高度”

　　在美国，高层建筑有三种说法：高楼、摩天楼和高层建筑。其中摩天楼的说法会使人想起大萧条以前的“好时光”，那时，每一幢摩天楼的建成都伴随着一个激动人心的事件，每一幢摩天楼都叙述了一个从穷汉变成百万富翁的成功故事。 　　回顾高层的历史，最显著的莫过于它的商业性。这种商业性不仅体现在出租赢利上，还有它那一个个高耸入云的巨幅广告。 　　所以当我们国家自80年代起，开始大规模地开发房地产之际，“现代化=高楼大厦”的模式不约而同地得到集体的认同。“尤其是那些从稻田中拔地而起的新兴国家和城市，无不把自己的经济成就和自豪感主要寄托在对建筑物高度的追求上 ”。 　　杨东平曾经说过，对高度的崇拜和竞争，成为当代城市建设突出的主题。 　　[B]高度之争[/B] 　　杨东平认为，在对高度的竞争上北京城是具有悲剧性的。“因为平阔舒缓的平面布局和辽阔无碍的天际轮廓线，正是这座古都的基本特征和文化性格的体现。京广中心、国贸大厦等玻璃幕墙的摩天大楼接踵而至，打破了北京城传统的天际线和城市景观。” 　　而马上兴建的CBD商业区，意味着北京只有国贸、京城和京广三幢超高层建筑的局面终将被打破，届时北京将会涌现一大批摩天景观。 　　继文化中心、政治中心之后，北京也在努力想成为经济的中心。“高层建筑的问题，不是孤立的，它是城市问题，生态环境问题，也是人文环境的问题。”张永和说道。 　　[B]享受城市[/B] 　　摩天楼在承载现代化的同时，也带来人们对它的反思：它已耸入天际线的尽头，变得太大，太轻率，对人们生活和当地环境造成了严重的破坏。尽管它是我们这个时代一次令人目瞪口呆的挑战。但不能回避的是，摩天楼被用滥了，它自身存在着诸多的矛盾。 　　在建筑师张永和看来，追根溯源这是个使用城市还是享用城市的问题。 　　“我们现在建一幢房子，钱倒花了不少，但都没有体现在质量上，而多数是用在建筑的包装上。建筑的质量和布景的质量，完全是两种概念，这就造成里外两层皮的情况。建筑质量究竟是什么？应该是空间的质量和建造的质量的集合。我们现在所谓的那些建筑艺术，不过是把其它的艺术硬糊在建筑上的一个装饰品，换句话说也就是随时都可以拿掉的。”张永和说道。 　　针对目前对高层的反对声音皆围绕在对古都的保护问题上，张永和并不认同，“我考虑的不是这个问题，保护古建筑是城市建设的一个问题，如果把北京发展完全停留在19世纪是一种做法，我举双手赞同。可是时间不可能倒流。” 　　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建筑系教授英若聪就很反对动不动拿民族形式说事儿，“中国的城市跟外国的不一样，它没有经过近代化的阶段，倘若完全保留过去的城市，不盖楼房，是不能适应发展的。” 　　“譬如北京划分出的25片传统保护区，我觉得其中有问题，究竟该怎么保护？这片四合院该给谁住？老房子里面需不需要安装新的设备？光是把范围圈出来，可具体如何保护的政策却没有出台。我建议应该是少保留，保护少数传统的部分，不可能是成片的。”英若聪说道。 　　他认为北京的平安大街就是在错误思想下建起来的，“现代化的大街要古朴化？最终只能弄成个四不像的东西。要明确的是保护古建筑和盖新建筑完全是两回事儿。” 　　张永和曾经在巴黎街上连续走了8个钟头，但是他在北京走上一个钟头，就已经觉得很累了。为什么？“这绝不是新鲜的问题，关键是8个钟头里面有你要看的东西，这就是城市密度的问题。” 　　张永和认为对于城市，首先是使用，其次才是享用。享用并不代表奢侈，跟你有多少钱没有太大的关系，正因为你没有钱，才可能真正享用这个城市。 　　“中国目前的建筑是呈金字塔状，极为恶劣的是大部分，中庸的处于中间，优秀的建筑便是凤毛麟角。不过对于北京这个城市，重要的是交通方便吗？能不能步行？这些问题远比建筑的形式重要100倍。” 　　对于北京的密度究竟是高了还是低了，张永和认为估计是变低了，“我指的密度，主要从商业角度来看。北京很多该密的地方不够密，这就剥夺了每个市民享受城市的机会，当然密度高不一定就好。可是1200万人口的城市，却看不到相应的密度。” 　　[B]现代化？现代性？[/B] 　　“把高层建筑看成是现代化的象征，我们更多的关注是现代化，而不感兴趣现代性的问题。二者的区别在于前者指物质层面，譬如从抽水马桶到空调机的发明，现代性讲的是思想方法问题。” 　　张永和认为我们目前多数人并没有理解什么是现代？西方现代性发展已有五、六百年的历史，现在考虑的是重新建设现代性。而我们目前仍处在建立现代性的问题上，首要考虑的是什么是现代？而不是被简单的物质化所取代，摩天楼在这个问题上具有代表意义。 　　英若聪也谈道：“我们的很多领导一上来就是强调既要有现代气息，又要保持民族的传统。这根本是两个完全矛盾对立的思想，是不可能做到全面的。” 　　说到我们的居住，在过去，老百姓住的还不能称其为住宅，也就是宿舍。建筑和人的关系，是一种社会福利，没有选择的余地，都是平均主义。人和建筑发生关系，只是基本社会福利关系。 　　今天，人们和建筑的关系是商品的关系，不过，媒体和开发商整日宣传的“以人为本”的说法，在张永和看来不过是给最消极的建筑找个冠冕堂皇的借口。“过去20年里，我们的建筑跟香港学来一套营销模式，老百姓已经习惯了，很喜欢这样的建筑。我们在建筑方面引进了西方很商业化的一方面，但包含文化层面的一面却没有进来。” 　　张永和认为，我们目前的建筑发展速度应该再放慢些，给建筑留下一些思考的余地：究竟什么是当代的中国文化？什么是中国的现代性？高密度和高速城市的发展是否必然要和生态环境产生矛盾？能否减缓这种矛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