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价值与开发商的责任边界

　　9月26日，潘石屹、易小迪、张民耕、梁上燕等人共同宣读了《长沙宣言》，来自于地产商的又一个声音，开始把话题转向了“城市价值”。 这份宣言表达了对于城市雷同的焦虑：“2003年，全国的商品房开发总面积已达到30000万平米，销售价值达7000亿元人民币，而且这个数字还在每年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盲目地模仿，城市有了太多的相似面孔。” 仅广东省每年的开发量就超过整个欧洲的年开发量，全中国每年的开发量相当于再造了一个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如此速度的城市化进程导致的一个结果是：当一个人去一个地区的自然景观游览时，尚有兴致，但如果这个旅游线路是数个省会城市串连而成，这将是中国境内最为乏味的一条观光线路。 谁应当对泛滥的城市雷同负责？银信光华董事长张民耕直言：“政府应负主要责任，因为政府才是城市建筑规划的组织主导者。”像所有的问题都是根于体制、系统效率低下一样，这个问题的解答并不会有什么新意。 但现在是由几个地产商提出了“拒绝雷同”的呼吁，他们不过是队员却要抢过裁判的哨子？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疑问，是因为来自于地产界的宣言往往无疾而终：至今为止，最大规模的一次地产宣言，是由政府主管部门在2000年发起的，由数百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向公众作出保证销售“放心房”的联合宣言，宣布之后由消协对宣言企业予以监督，如发生违誓事实，就清除出局并曝光，但迄今为止，这次宣言的“兑现”却融化在后来不计其数的住宅纠纷中了。那么，此次的《长沙宣言》呢？地产商在开发项目时会为城市价值而放弃商业价值吗？ 　　[B]地产商的责任边界[/B] “在为企业创造价值与为城市创造价值之间，哪一个应放在前面？”面对这样的疑问，推动此次宣言的阳光100董事长易小迪毫不犹豫地说：“首先是企业价值，其次是城市价值。” 事实上，对地产商而言，在企业价值与城市价值之间，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如果这块地是一片荒地或是秉赋平平，那么，在政府没有投入巨额资金，改造市政环境之际，开发商或者直接造房，或者是先做环境，营造地段价值，再做项目，二者都无可厚非。也就是说，对于“含金量”不高的公共资源的利用，用何种手法，是开发商的眼光与价值判断问题。当然，也有“边界”被动摇摆的时候，“政府希望我能建一座歌剧院，我没有应诺，但对于城市广场的修建，我选择了投入，同样是公共设施，但城市广场对于环境的改造带动作用太大了，这样的投入与产出企业是可以接受的。”易小迪如此解释自己面对“边界”晃动的态度。 但如果这个被动的“边界”，一旦变成不可抗力，那对于企业而言，就是一次难以逆转的变动。在华远与华润尚未分家之时，任志强不得不承接了北京西城区西单文化广场的建造任务，据传其直接投入为6亿元，而这个投入导致了多个项目资金链的滞涩，造成了年底香港股民的激烈反弹，从而成为任志强离弃华润置地的起始点。虽然西单文化广场已成为华润管理的资产，但在下沉式的小广场内，由坚硬岩石组成的华远的ＬＯＧＯ却仍结结实实地镌刻在地面上，这个抹不去的记号令任志强付出了成串的代价。 如果修建城市广场或是荒地改造，投入与否富有较大的弹性空间，并不牵涉更多的公众利益，要是这块地与众不同，天然秉赋极佳，在这里的一举一动就不是计算企业投入产出的平衡问题了。2003年万科在深圳盐葵路南侧海岸的别墅项目17英里，引发万科创业史上前所未有的震荡，“以商业项目侵占海岸线资源”的声讨，令万科的企业形象一时落至低谷。事过境迁，许多事情慢慢褪去雾障，实际上，17英里所占的土地，如果不为万科开发，就会由另一单位开发，而建造方案很可能是兵营式建筑或者其他项目，也就是说这块地实际上已然注定是一块经营性用地，否则，予以大幅报道17英里的一家南方主流媒体是不会就此事向万科致歉的。 当这个公共资源的分量，上升至可以“勾动若干人内心深处无法回避的记忆”时，那么其与商业参与的边界会不可遏制地高到不可逾越的地步。北京动物园的拆迁就是一例，尽管想搬走这些动物的投资方已然成竹在胸，但现在这件事似乎只能不了了之。 好建筑的方向 与公共资源之间的关系，如果说还牵涉到公众意见，那么围墙之内的房子如何建造就完完全全是地产商自己的事了。 潘石屹在回答如何衡量自己建造房子的标准时说：“第一我要看这个建筑的设计规划方案好不好，第二是这样的项目卖不卖得出，第三是能不能经得起历史的考验。” [B]那么什么样的建筑是好的呢？[/B] 易小迪的理解是：站在今天的角度，盖今天的房子。上海外滩的一列建筑现在已然披着厚厚的记忆的外衣，如果现在仍然建筑与外滩建筑样式相仿的欧陆风格，那无疑就是假古董。容易滑向的另一个极端是那些看起来像22世纪的建筑，高举着“后现代主义”，摆放出连自己都看不懂的建筑。 今天的角度，是什么角度？当有人以“规则破坏者”一词形容潘石屹，并请其谈对建筑设计的理解时，潘引用了法国艺术家杜尚的一句话：“改变你的思维状态。”他以文物为例，在汉代瓦罐最值钱，在唐代是唐三彩，如果从唐墓中挖出唐制瓦罐，那就没什么价值，在清瓷器为尊，如果清墓中挖出仿唐三彩，同样得不到认可。对于现在一些项目正在设计建造中式“四合院”式项目，潘石屹说：“一些解放初期的苏联建筑物，有当时的合理性，是不应被拆除的，拆除之后，又来欧式建筑或是中式庭院，这只能是赝品。” 对于建筑的走向，莅临此次《长沙宣言》的汉城奥运会规划总设计师、威尼斯建筑双年展评委韩国明治大学金锡澈认为，21世纪的建筑还要从东方文化中去寻找。东方文化的角度是什么？易小迪从中西文化存在的差异谈起：“西方建筑精细度高，细节表现精彩，而东方建筑则在宏大表现的手法上更有擅长。在西式园林中，人们看到的是被修整的、规矩的布局，而中式园林则强调自然、富有层次感。以此可以看出，西方强调秩序，而东方强调自然。中国文化中，充满了对大自然的敬畏，人是渺小的，而西方文化中则充满了对自然界改造的欲望。” 好的示范建筑在哪里？一种说法是现在的中国就是西方设计师的涂鸦板，而他们不懂中国，现在了谈不上有什么好的建筑，而另一种说法则反对狭隘的“文化殖民”说，应以开放的心态看新生的建筑。头发花白的金锡澈平静地说道，现在的中国就像韩国过去的二十年，疯狂地建造新的建筑物，并没有留下什么有价值的建筑，好的建筑是用时间磨砺而来的，现在韩国的许多地区都要拆掉重来。那么我们的城市有多少建筑是价值的呢？多少会在20年后拆掉重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