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圆明园遗址可采用双重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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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1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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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9日《北京娱乐信报》报道,10月18日圆明园罹难144周年这一天,有部分专家提出,圆明园有必要复建部分景观,申报世界遗产。随后,这种观点引发了一场争论。 双重意义决定
10月19日《北京娱乐信报》报道,10月18日圆明园罹难144周年这一天,有部分专家提出,圆明园有必要复建部分景观,申报世界遗产。随后,这种观点引发了一场争论。
双重意义决定保护的双重做法
其实,怎样对待圆明园的遗址,已经争论了几十年。
大致说来,一方主张保存它被毁后的现状,作为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罪证,以警惕国人,永远不要忘记“落后就要挨打”的历史教训;另一方则主张恢复它的原状,作为我国高度发达的文明的表证,激励我们充满信心地建设新的文化。双方争持不下,难以得到共同的结论。
这样的争论全世界都有,包括在文物建筑保护方面走在前头的欧洲各国,因为它们经历过两次大战的摧残。在那里,争论同样没有结果。这样一般化的争论是不可能得到一致意见的,因为矛盾存在于客观的实际上,即遗址废墟本身具有两重互相矛盾的性质和价值。
那么究竟怎么办呢?办法是:既然圆明园遗址具有双重意义,那么,我们就不妨采用双重做法,即复建一部分景点,保留一部分废墟,在二者之间搞平衡。但指导思想是统一的,即:以复建部分显示我国古代文明的辉煌,以它的辉煌映照出帝国主义的贪婪和野蛮。这是一个完整的构思。
需要重点说明的是部分复建的意义和方法。因为复建决不能违反保护文物建筑或遗址的基本原理。什么是那个基本原理,就是:不能违反《文物保护法》。保护文物建筑或遗址,首先要保护它所携带的历史文化信息,保护这信息的真实性。
在圆明园这个具体项目里,我们讨论的是废墟,是遗址。这个废墟失去了原建筑的大部分信息,但废墟又获得了它特有的历史信息,这便是关于清代朝廷的腐败和帝国主义者侵略的信息。那么,表面上看好像问题依旧是老样子,但其实不一样。我们不可能再现原有的圆明园,文物建筑一旦失去便永远失去了,然而我们能不能比较真实地、比较可靠地再现一部分历史文化信息呢?这应该是可能的。清代的建筑已经高度程式化了,尤其是官式建筑,还有《工程做法》一类的书可以参考,关于圆明园本身,则有早期的《四十景图》和“样式雷”烫样,资料相当清晰完整。如果我们沉下心来,力戒浮躁,十分精心,十分细致,不盲目追求进度,不规定期限,修复几个景点可以很接近原物,从而使人们多少能对我们民族光辉的文明成就有些了解。当然,复制品的价值远远不能和原物相比,这一点是十分明确的。所以,复制的景点,在认识上,必须把它们当做在原址上制作的足尺模型。自然博物馆和历史博物馆都有一些模型陈列着,不能说它们对我们的认识毫无意义。
复制品应“天衣有缝”,不可乱真
这套模型的制作,首先应该严格遵循文物建筑和遗址保护的基本原则:复制品无论如何不能干扰甚至破坏发掘出来的原存基址遗迹。《文物保护法》第二十二条说:“不可移动文物已经全部毁坏的,应当实施遗址保护,不得在原址重建。”它的着眼点就是要保护好真正的历史原物,那是比复制的整个足尺模型都更有历史价值的。因此,复制品要有一些特殊的设计要求。即,第一,应该是可逆的,有朝一日拆除复制品的时候不致破坏原来真正基址的遗存;第二,应该具有历史的可读性,即在参观复制品的时候,如果有需要,可以看到原来真正的基址。为满足这些要求,建议把复制品的地面架空,下面装灯,室内地面局部用玻璃砖,并且把室内地面做得可以分块掀开。中国古建筑都有一个比较高的台基,而圆明园古建筑的原基址遗存又比较低平,则这样的架空式复制品是比较容易做到的,并不需要很高,不致明显变形。而且,这种架空的做法又满足了第三项要求,即可识别性,也就是,认真去看,则复制品看得出来就是复制品,而不刻意追求“天衣无缝”。对文物保护来说,凡修缮、剔补、构件更换、复制,要的是“天衣有缝”,要的是不可乱真。这才是国际上通行的准则。
当然不是很难看的缝,而是很巧妙而又很明白的“缝”。
其次,就是绝不可给全部景点做复制品,要既复制一部分又要保留相当多完全现状的残毁遗址。也就是说,不可以让清廷的腐败和帝国主义侵略掠夺罪行的实物见证完全消失,而要它们以足够的数量和足够的强度呈现在光天化日之下。要紧的是,复制哪些景点,保留哪些残迹,都得仔细下工夫斟酌。
要从圆明园的整体着眼,从遗址的状况着眼,既考虑原来的艺术成就,也考虑保护的技术可行性,但不要过多考虑能用来赚多少钱。而且,复制部分和残址部分的对比,不但要存在于圆明园的整体之中,还要存在于景点之中,即复制的景点里也要部分地保存着残址。例如,一座四合院,只复制三面,留下一侧厢房的残迹,不要复制。
这样,善与恶、美与丑的对比就会更强烈,更具有戏剧性,当然不是“戏说”的戏剧性,而是悲剧的戏剧性。
复建建筑是科学精神的教科书
被毁建筑甚至整个历史街区的复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德国、法国、俄罗斯、波兰这些遭战争破坏最惨重的国家里很普遍,成为主流。因为如果不重建,这些国家就几乎没有完整的文物建筑了。不过,这些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对文物建筑大多已经做过详细的测绘档案,所以复建水平很高。对一些没有测绘档案的建筑或者建筑的局部,复建前都做了惊人的过细研究。
例如德累斯顿歌剧院、圣彼得堡的彼得保罗修道院、卢昂的哥特式主教堂等。德累斯顿歌剧院的复建前研究工作做了12年之久,施工花了9年。施工期如此之长是因为同时仍在不断研究。事后,在歌剧院旁建了一座博物馆,专门用来陈列全部复建研究的资料。其中有德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战前小学生画的写生。连指甲大小的一片片墙上灰皮都从瓦砾堆里收集起来,以弄清一个个厅堂内墙面的颜色。彼得保罗修道院也有一个大厅陈列这类资料,包括一块又一块砖缝中的干灰浆,旁边放着对它们做的化学分析报告。卢昂主教堂里,墙上和柱子上挂着些镜框,里面有照片也有图,详细标明墙上、柱子上,哪一块石头是旧有的,哪一块石头是后补的,一丝不苟,认真之极。所以,复建的建筑,是一部复建工程的历史书,是一部科学精神的教科书,它又获得了一种新的价值,在国际上受到尊重。
如果我们只是不动脑筋地照原样重建圆明园的景点建筑,那又将是一种耻辱,一种对历史、对文化、对科学茫然无所感知的耻辱。但愿不致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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