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新的城市规划思想方法——“反规划”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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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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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世界建筑师大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吴良镛教授等在《北京宪章》中描绘道：我们的时代是个“大发展”和“大破坏”的时代。我们不但抛弃了祖先们用生命换来的、彰显和谐人地关系的遗产——即大地上那充满诗意的文化景观，也没有吸取西方国家城市发展的教训，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梳理人与土地的关系。大地的自然系统，这个有生命的“女神”在城市化过程中遭到彻底或不彻底的摧残
背景
1999年世界建筑师大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吴良镛教授等在《北京宪章》中描绘道：我们的时代是个“大发展”和“大破坏”的时代。我们不但抛弃了祖先们用生命换来的、彰显和谐人地关系的遗产——即大地上那充满诗意的文化景观，也没有吸取西方国家城市发展的教训，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梳理人与土地的关系。大地的自然系统，这个有生命的“女神”在城市化过程中遭到彻底或不彻底的摧残。
■构建和谐人地关系
当前，我国城市规划和建设行业面临着一个严肃的话题：如何化解快速城市化导致的人地关系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
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俞孔坚教授坚持走设计实践与研究相结合的道路，在主持设计项目的同时，开展前沿理论和方法研究，在国际上提出中国人的理想景观模式和景观安全格局理论，“反规划”途径等，备受关注。本报特辟专栏约请俞孔坚及其同事撰写系列文章，介绍他们近年来进行的关于“反规划”和生态基础设施的理论探索和应用实践，以飨读者。———编者
城市扩张和基础设施建设是必须的，土地也是有限的，但是，必须认识到，自然系统是有结构的。协调城市与自然系统的关系决不是一个量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空间格局和质的问题，这意味着只要通过科学、谨慎的土地设计，城市和基础设施建设对土地生命系统的干扰是可以大大减少的，许多破坏是可以避免的。
不是简单的“绿地优先”
“反规划”概念是在中国快速的城市进程和城市无序扩张背景下提出的，主要是一种物质空间的规划方法论。“反规划”不是简单的“绿地优先”，更不是反对规划，而是一种应对快速城市化和城市发展不确定性条件下如何进行城市空间发展的系统途径；与通常的“人口-性质-布局”的规划方法相反，“反规划”强调生命土地的完整性和地域景观的真实性是城市发展的基础。“反规划”是一种景观规划途径，是一种强调通过优先进行不建设区域的控制，来进行城市空间规划的方法论，是对快速城市扩张的一种应对。
自然与绿地系统优先的思想不是作者的发明，我们的先辈包括Eliot(艾里奥特)，McHarg（迈克哈格）早在100多年前在美国进入快速城市化阶段时，就已经有设计遵从自然的思想。在当今中国的城市与土地忧患背景下，作者之所以用“反规划”概念，不但希望能把一些相关学科的最新发展，特别是景观生态学的研究成果能融入规划，更主要的是想传达更丰富的含义，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反思城市状态：它表达了对我国城市和城市发展状态的一种反思；（2）反思传统规划方法论：它表达了对我国几十年来实行的传统规划方法的反思，是对流行的多种发展规划方法论的反思；（3）逆向的规划程序：它表达了在规划程序上的一种逆向的规划过程，首先以土地健康和安全的名义和以持久的公共利益的名义，而不是从眼前的开发商的利益和发展的需要出发，来做规划。（4）负的规划成果：在提供给决策者的规划成果上体现的是一个强制性的不发展区域及其类型和控制的强度，构成城市的“底”和限制性格局，而把发展区域作为可变化的“图”，留给渐进式的发展规划和市场去完善。这个限制性格局同时定义了可建设用地的空间，是支持城市空间形态的格局。
尊重生命土地的完整性
用景观生态学的理论进行城市规划，尊重生命土地的完整性和地域景观的真实性。有人会问，这个“反规划”成果与传统规划途径中的非建设区域规划有何区别？如一直沿用至今的、为阻止城市蔓延的环城绿带，城市组团之间的隔离性绿地、城市的楔形绿地，都体现在当今的城市规划中。它们的意义与体现在“反规划”中的不建设控制区有本质的区别。“反规划”中的不建设控制区与传统规划中有关不建设区域（如绿化隔离带，楔形绿地）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目的不同：
“反规划”以土地生命系统的内在联系为依据，是建立在自然过程、生物过程和人文过程分析基础上的，以维护这些过程的连续性和完整性为前提的。
传统规划中有关不建设区域把绿地作为实现“理想”城市形态和阻止城市扩展的“工事”，而绿地本身的存在与土地生态过程缺乏内在联系。
次序不同：
“反规划”是主动的优先规划。在城市建设用地规划之前确定，或优先于城市建设规划设计。
传统规划中有关不建设区域是被动的滞后的。绿地系统和绿化隔离带的规划是为了满足城市建设总体规划目标和要求进行的，是滞后的；是一项专项规划。
功能不同：
“反规划”是综合的，包括自然过程、生物过程和人文过程（如文化遗产保护、游憩、视觉体验）。
传统规划中有关不建设区域是单一功能的，如沿高速公路布置的绿化隔离带，缺乏对自然过程、生物过程和文化遗产保护、游憩等功能的考虑。
形式不同：
“反规划”是系统的，一个与自然过程、生物过程和遗产保护、游憩过程紧密相关的，预设的、具有永久价值的网络；是大地生命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
传统规划中有关不建设区域是零碎的，往往是迫于应付城市扩张的需要，并作为城市建设规划的一部分来规划和设计，缺乏长远的、系统的考虑，尤其缺乏与大地肌体的本质联系。
生态基础设施（EcologicalInfrastructure，简称EI）是维护生命土地安全和健康的空间格局，是城市和居民获得持续的自然服务的基本保障，是城市扩张和土地开发利用不可突破的刚性限制。
在这里，我们强调，生态基础设施是一种空间结构（景观格局），必须先于城市建设用地的规划和设计而进行编制。景观安全格局是判别和建立生态基础设施的一种途径，该途径是以景观生态学理论和方法为基础的。基于景观过程和格局的关系，通过景观过程的分析和模拟，来判别对这些过程的健康与安全具有关键意义的景观格局。这些景观安全格局构成区域和城市的生态基础设施或潜在的生态基础设施。
一种系统的规划途径
自然服务是人类社会经济系统最根本的依赖，和谐社会及和谐的城市结构和功能关系，最终来源于人和土地的和谐关系，包括让土地告诉我们适宜的功能布局、适宜的居住地、绿色的而快捷的交通方式以及连续而系统的游憩网络，甚至城市的空间形态。
“反规划”就是要从建立和谐的人地关系入手，来建立健康和谐的城市社会和城市形态。国内外生态规划的思想、绿地优先的思想、景观规划的传统都可以作为对“反规划”概念的一种理解，但“反规划”是一种系统的规划途径，是一种基于前人丰富成果的整合，而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当下规划方法论面临危机的情况下提出的，以应对疾速的城市化进程和不确定的城市空间发展。任何离开当下中国的背景来讨论“反规划”用语的规范性与合理性都是毫无意义的。如果规划师的城市理想的实现有赖于城市决策者的理解和认同的话，那么，经过与上百个城市决策者的交流，作者还是婉拒了多位尊敬的学者的劝告，而愿背千夫指责坚持使用“反规划”概念，因为它不需要更多的语言，就可以把一个规划师对土地的忧患意识和人文情怀，让百忙之中的市长们迅速理解并牢记，并能很快付诸有益的行动，仅此而已。如果因此能唤起同行的忧患和创新意识，则更有抛砖引玉之感。（俞孔坚系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哈佛大学设计博士；李迪华系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副院长）
1999年世界建筑师大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吴良镛教授等在《北京宪章》中描绘道：我们的时代是个“大发展”和“大破坏”的时代。我们不但抛弃了祖先们用生命换来的、彰显和谐人地关系的遗产——即大地上那充满诗意的文化景观，也没有吸取西方国家城市发展的教训，用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来梳理人与土地的关系。大地的自然系统，这个有生命的“女神”在城市化过程中遭到彻底或不彻底的摧残。
■构建和谐人地关系
当前，我国城市规划和建设行业面临着一个严肃的话题：如何化解快速城市化导致的人地关系危机以及由此引发的社会问题，实现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
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俞孔坚教授坚持走设计实践与研究相结合的道路，在主持设计项目的同时，开展前沿理论和方法研究，在国际上提出中国人的理想景观模式和景观安全格局理论，“反规划”途径等，备受关注。本报特辟专栏约请俞孔坚及其同事撰写系列文章，介绍他们近年来进行的关于“反规划”和生态基础设施的理论探索和应用实践，以飨读者。———编者
城市扩张和基础设施建设是必须的，土地也是有限的，但是，必须认识到，自然系统是有结构的。协调城市与自然系统的关系决不是一个量的问题，更重要的是空间格局和质的问题，这意味着只要通过科学、谨慎的土地设计，城市和基础设施建设对土地生命系统的干扰是可以大大减少的，许多破坏是可以避免的。
不是简单的“绿地优先”
“反规划”概念是在中国快速的城市进程和城市无序扩张背景下提出的，主要是一种物质空间的规划方法论。“反规划”不是简单的“绿地优先”，更不是反对规划，而是一种应对快速城市化和城市发展不确定性条件下如何进行城市空间发展的系统途径；与通常的“人口-性质-布局”的规划方法相反，“反规划”强调生命土地的完整性和地域景观的真实性是城市发展的基础。“反规划”是一种景观规划途径，是一种强调通过优先进行不建设区域的控制，来进行城市空间规划的方法论，是对快速城市扩张的一种应对。
自然与绿地系统优先的思想不是作者的发明，我们的先辈包括Eliot(艾里奥特)，McHarg（迈克哈格）早在100多年前在美国进入快速城市化阶段时，就已经有设计遵从自然的思想。在当今中国的城市与土地忧患背景下，作者之所以用“反规划”概念，不但希望能把一些相关学科的最新发展，特别是景观生态学的研究成果能融入规划，更主要的是想传达更丰富的含义，包括以下四个方面：（1）反思城市状态：它表达了对我国城市和城市发展状态的一种反思；（2）反思传统规划方法论：它表达了对我国几十年来实行的传统规划方法的反思，是对流行的多种发展规划方法论的反思；（3）逆向的规划程序：它表达了在规划程序上的一种逆向的规划过程，首先以土地健康和安全的名义和以持久的公共利益的名义，而不是从眼前的开发商的利益和发展的需要出发，来做规划。（4）负的规划成果：在提供给决策者的规划成果上体现的是一个强制性的不发展区域及其类型和控制的强度，构成城市的“底”和限制性格局，而把发展区域作为可变化的“图”，留给渐进式的发展规划和市场去完善。这个限制性格局同时定义了可建设用地的空间，是支持城市空间形态的格局。
尊重生命土地的完整性
用景观生态学的理论进行城市规划，尊重生命土地的完整性和地域景观的真实性。有人会问，这个“反规划”成果与传统规划途径中的非建设区域规划有何区别？如一直沿用至今的、为阻止城市蔓延的环城绿带，城市组团之间的隔离性绿地、城市的楔形绿地，都体现在当今的城市规划中。它们的意义与体现在“反规划”中的不建设控制区有本质的区别。“反规划”中的不建设控制区与传统规划中有关不建设区域（如绿化隔离带，楔形绿地）的不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目的不同：
“反规划”以土地生命系统的内在联系为依据，是建立在自然过程、生物过程和人文过程分析基础上的，以维护这些过程的连续性和完整性为前提的。
传统规划中有关不建设区域把绿地作为实现“理想”城市形态和阻止城市扩展的“工事”，而绿地本身的存在与土地生态过程缺乏内在联系。
次序不同：
“反规划”是主动的优先规划。在城市建设用地规划之前确定，或优先于城市建设规划设计。
传统规划中有关不建设区域是被动的滞后的。绿地系统和绿化隔离带的规划是为了满足城市建设总体规划目标和要求进行的，是滞后的；是一项专项规划。
功能不同：
“反规划”是综合的，包括自然过程、生物过程和人文过程（如文化遗产保护、游憩、视觉体验）。
传统规划中有关不建设区域是单一功能的，如沿高速公路布置的绿化隔离带，缺乏对自然过程、生物过程和文化遗产保护、游憩等功能的考虑。
形式不同：
“反规划”是系统的，一个与自然过程、生物过程和遗产保护、游憩过程紧密相关的，预设的、具有永久价值的网络；是大地生命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
传统规划中有关不建设区域是零碎的，往往是迫于应付城市扩张的需要，并作为城市建设规划的一部分来规划和设计，缺乏长远的、系统的考虑，尤其缺乏与大地肌体的本质联系。
生态基础设施（EcologicalInfrastructure，简称EI）是维护生命土地安全和健康的空间格局，是城市和居民获得持续的自然服务的基本保障，是城市扩张和土地开发利用不可突破的刚性限制。
在这里，我们强调，生态基础设施是一种空间结构（景观格局），必须先于城市建设用地的规划和设计而进行编制。景观安全格局是判别和建立生态基础设施的一种途径，该途径是以景观生态学理论和方法为基础的。基于景观过程和格局的关系，通过景观过程的分析和模拟，来判别对这些过程的健康与安全具有关键意义的景观格局。这些景观安全格局构成区域和城市的生态基础设施或潜在的生态基础设施。
一种系统的规划途径
自然服务是人类社会经济系统最根本的依赖，和谐社会及和谐的城市结构和功能关系，最终来源于人和土地的和谐关系，包括让土地告诉我们适宜的功能布局、适宜的居住地、绿色的而快捷的交通方式以及连续而系统的游憩网络，甚至城市的空间形态。
“反规划”就是要从建立和谐的人地关系入手，来建立健康和谐的城市社会和城市形态。国内外生态规划的思想、绿地优先的思想、景观规划的传统都可以作为对“反规划”概念的一种理解，但“反规划”是一种系统的规划途径，是一种基于前人丰富成果的整合，而更重要的是在中国当下规划方法论面临危机的情况下提出的，以应对疾速的城市化进程和不确定的城市空间发展。任何离开当下中国的背景来讨论“反规划”用语的规范性与合理性都是毫无意义的。如果规划师的城市理想的实现有赖于城市决策者的理解和认同的话，那么，经过与上百个城市决策者的交流，作者还是婉拒了多位尊敬的学者的劝告，而愿背千夫指责坚持使用“反规划”概念，因为它不需要更多的语言，就可以把一个规划师对土地的忧患意识和人文情怀，让百忙之中的市长们迅速理解并牢记，并能很快付诸有益的行动，仅此而已。如果因此能唤起同行的忧患和创新意识，则更有抛砖引玉之感。（俞孔坚系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哈佛大学设计博士；李迪华系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副院长）
图：协调城市与自然系统的关系更重要的是空间格局和质的问题
图：中山岐江公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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