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申遗面临四大变数(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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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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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多专家组团沿线考察 首次提出“零保护”概念 被众多媒体和专家关注的“京杭大运河”申遗近日有了新进展。由全国政协200多名专家组成的专家考察团刚刚回京,记者昨
200多专家组团沿线考察 首次提出“零保护”概念
被众多媒体和专家关注的“京杭大运河”申遗近日有了新进展。由全国政协200多名专家组成的专家考察团刚刚回京,记者昨天便从随团专家处得到最新消息,千年大运河申遗在名称、范围、方式、保护前途方面面临着四大变数。
变数1 申遗名称“大运河”是否叫“京杭”
“有专家特意避开‘京杭’二字。”5月31日,作为罗哲文助手、对京杭大运河进行过四次考察的齐欣坐在记者面前,谨慎地挑选着字眼。从世界文化遗产申报的程序上来说,专家团要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保护主体”:京杭大运河从元代,经历金、明、清,沿用至今,究竟应该拿哪一段来申报?
“当然,部分专家的观点是,以从元、金、明至清中叶的京杭大运河作为保护主体,因为此期间的整体风貌独特而且尚存。但这样就遇到了另一个问题,邗沟怎么办?有人提出,邗沟可是京杭大运河的第一锄,应该得算上。”
僵持不下,于是有专家提出了一个看似“油滑”的解决方案:不如将“京杭大运河”改名为“大运河”吧,翻译为Grand Canal。此言一出,就引起一些城市的不满。大运河所串联的城市太多,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利益纷争。齐欣不无忧虑地表示,我们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是“吃过亏”的,像江南园林、海上丝绸之路的申遗,就曾经因为涉及面过广而“流产”。
变数2 申遗方式三大类遗产是否“捆绑”
已届高龄的罗哲文和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谢辰生都是德高望重的专家,在团里却是“掐架”最厉害的两位,其争论的焦点就是关于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自然景观遗产是否应该“捆绑”申遗。
当初提出为大运河申遗的罗哲文认为,大运河可以尝试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自然景观三位一体进行申遗。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世界上也是新种类,加之物质文化遗产专家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几乎互不“掺和”,“三位一体”的申遗虽然是个创举,但也遭到部分专家的“炮轰”。
“现在当务之急是确定申报对象和范围,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先报哪个,我认为应该先申报物质遗产,没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问题。大运河本身是物质的,物质是‘静态’的,非物质是‘动态’的,两者要分开报。”谢辰生明确地提出自己的观点。
而记者昨天从全国政协文史委工作人员王文运处得到的消息是:“京杭大运河申遗可能会偏向物质文化遗产”。他解释说,“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捆绑’申遗的设想,从技术层面上来讲很难实现。按照申遗要求,物质文化遗产须在世界遗产委员会处申报,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则在秘书处申报。”
变数3 “非物质”范围“名歌”是否携手“法典”
在本报3月份做的“大运河申遗专题”中,记者沿途对运河两岸的城市进行采访,所问的同一个问题是:究竟什么是大运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什么是非物质?”沿岸各方专家所给出的答案不是太多、就是太少。名歌小调、扇子剪纸,这些看似或阳春白雪、或下里巴人的艺术品种都进入了名单里,却无人能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同样,这个问题在罗老那里,也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大难题。
“真正影响运河沿岸、乃至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除了文化艺术、还应该包括水利文献,包括比较‘硬’的法律典章。”齐欣说,“比如在山东济宁,就有专门的运河衙署,制定了非常规范的漕运制度、典章。”
这是第一次有人在大运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提出“法律典章”。齐欣告诉记者,这次专家团考察的成果之一就是,给“物质”和“非物质”定下了一个大体范围。“达成的共识是,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有代表性的遗存,城址、衙署、驿站、会馆、钞关、仓库、寺庙、桥梁、涵闸、堤岸、河道、码头、湿地、沼湖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则包括文化艺术、水利文献、水利和农业科学成就、法律典章等。”
变数4 大运河前途是景观河还是“零保护”
“这次走下来,专家的感觉是,还没有一个城市在‘申遗’方面合格。”把刚刚过去的10多天梳理一遍,齐欣终于静下心来,对考察做了全方位的回顾。“虽然一路行来,沿岸市长信誓旦旦,恨不得立马宣誓,表示一定要保护好京杭大运河,为申遗做出贡献。但实际上,许多城市显然并不清楚究竟怎么保护。”
记者在沿途城市进行采访的时候,也曾面临着同样的困惑:一些城市表示,为了保护大运河,会增加景观功能、限制船运,另修一条人工河来进行运输。
“简直是胡闹。”齐欣对这种规划嗤之以鼻。运河该如何保护?齐欣多次提到“真实性”和“完整性”两个词,这也是《世界遗产公约实施行动指南》中,申遗所需的最为重要的两个原则。
然而,具体到大运河身上,如何才能反映运河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尽管记者多方询问,依然无人能够描绘出一幅生动且具体的画面。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运河保护会从“修旧如初”转而“修旧如旧”。
北京大学世界遗产研究中心主任谢凝高解释说:“所谓保护,是说古建筑的‘外壳’不能改变,它的神韵不能改变,就是说真实性不能改变,如果将古建筑改建成全新的建筑,就只能是现代化的产物,而不是遗产了。”
被众多媒体和专家关注的“京杭大运河”申遗近日有了新进展。由全国政协200多名专家组成的专家考察团刚刚回京,记者昨天便从随团专家处得到最新消息,千年大运河申遗在名称、范围、方式、保护前途方面面临着四大变数。
变数1 申遗名称“大运河”是否叫“京杭”
“有专家特意避开‘京杭’二字。”5月31日,作为罗哲文助手、对京杭大运河进行过四次考察的齐欣坐在记者面前,谨慎地挑选着字眼。从世界文化遗产申报的程序上来说,专家团要讨论的第一个问题是“保护主体”:京杭大运河从元代,经历金、明、清,沿用至今,究竟应该拿哪一段来申报?
“当然,部分专家的观点是,以从元、金、明至清中叶的京杭大运河作为保护主体,因为此期间的整体风貌独特而且尚存。但这样就遇到了另一个问题,邗沟怎么办?有人提出,邗沟可是京杭大运河的第一锄,应该得算上。”
僵持不下,于是有专家提出了一个看似“油滑”的解决方案:不如将“京杭大运河”改名为“大运河”吧,翻译为Grand Canal。此言一出,就引起一些城市的不满。大运河所串联的城市太多,不同的城市有不同的利益纷争。齐欣不无忧虑地表示,我们过去在这个问题上是“吃过亏”的,像江南园林、海上丝绸之路的申遗,就曾经因为涉及面过广而“流产”。
变数2 申遗方式三大类遗产是否“捆绑”
已届高龄的罗哲文和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谢辰生都是德高望重的专家,在团里却是“掐架”最厉害的两位,其争论的焦点就是关于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自然景观遗产是否应该“捆绑”申遗。
当初提出为大运河申遗的罗哲文认为,大运河可以尝试物质文化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和自然景观三位一体进行申遗。由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在世界上也是新种类,加之物质文化遗产专家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几乎互不“掺和”,“三位一体”的申遗虽然是个创举,但也遭到部分专家的“炮轰”。
“现在当务之急是确定申报对象和范围,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先报哪个,我认为应该先申报物质遗产,没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问题。大运河本身是物质的,物质是‘静态’的,非物质是‘动态’的,两者要分开报。”谢辰生明确地提出自己的观点。
而记者昨天从全国政协文史委工作人员王文运处得到的消息是:“京杭大运河申遗可能会偏向物质文化遗产”。他解释说,“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捆绑’申遗的设想,从技术层面上来讲很难实现。按照申遗要求,物质文化遗产须在世界遗产委员会处申报,而非物质文化遗产则在秘书处申报。”
变数3 “非物质”范围“名歌”是否携手“法典”
在本报3月份做的“大运河申遗专题”中,记者沿途对运河两岸的城市进行采访,所问的同一个问题是:究竟什么是大运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什么是非物质?”沿岸各方专家所给出的答案不是太多、就是太少。名歌小调、扇子剪纸,这些看似或阳春白雪、或下里巴人的艺术品种都进入了名单里,却无人能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同样,这个问题在罗老那里,也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大难题。
“真正影响运河沿岸、乃至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除了文化艺术、还应该包括水利文献,包括比较‘硬’的法律典章。”齐欣说,“比如在山东济宁,就有专门的运河衙署,制定了非常规范的漕运制度、典章。”
这是第一次有人在大运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中提出“法律典章”。齐欣告诉记者,这次专家团考察的成果之一就是,给“物质”和“非物质”定下了一个大体范围。“达成的共识是,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有代表性的遗存,城址、衙署、驿站、会馆、钞关、仓库、寺庙、桥梁、涵闸、堤岸、河道、码头、湿地、沼湖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则包括文化艺术、水利文献、水利和农业科学成就、法律典章等。”
变数4 大运河前途是景观河还是“零保护”
“这次走下来,专家的感觉是,还没有一个城市在‘申遗’方面合格。”把刚刚过去的10多天梳理一遍,齐欣终于静下心来,对考察做了全方位的回顾。“虽然一路行来,沿岸市长信誓旦旦,恨不得立马宣誓,表示一定要保护好京杭大运河,为申遗做出贡献。但实际上,许多城市显然并不清楚究竟怎么保护。”
记者在沿途城市进行采访的时候,也曾面临着同样的困惑:一些城市表示,为了保护大运河,会增加景观功能、限制船运,另修一条人工河来进行运输。
“简直是胡闹。”齐欣对这种规划嗤之以鼻。运河该如何保护?齐欣多次提到“真实性”和“完整性”两个词,这也是《世界遗产公约实施行动指南》中,申遗所需的最为重要的两个原则。
然而,具体到大运河身上,如何才能反映运河的真实性和完整性,尽管记者多方询问,依然无人能够描绘出一幅生动且具体的画面。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运河保护会从“修旧如初”转而“修旧如旧”。
北京大学世界遗产研究中心主任谢凝高解释说:“所谓保护,是说古建筑的‘外壳’不能改变,它的神韵不能改变,就是说真实性不能改变,如果将古建筑改建成全新的建筑,就只能是现代化的产物,而不是遗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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