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式申遗”背后的文化焦虑

　　自从山西平遥古城、北京颐和园、龙门石窟等一系列遗产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后，一些名胜古迹等纷纷踏上了“申遗”之路。6月28日，广东开平碉楼申遗成功，使中国的“申遗”热情再一次高涨，一些地方政府正在使出浑身解数向“申遗”冲刺。 
　　
　　据报道，目前全国已有200多个项目有“申遗”意愿， 其中列入预备申报清单的项目有60多个。根据第28届世界遗产委员会通过的新规定，一个国家每年最多只能申报一个项目。照这样计算，中国完成所有项目的申报至少需要一个世纪。 

　　然而，中国的“申遗”热潮并未因此而消退，各地“申遗”呼声仍十分强烈。这种特有的现象，在西方人眼里可谓荒诞不经，所以被解读为“中国式申遗”。其特征有两方面：一方面不遗余力大造声势，不计成本地将申报项目进行包装；另一方面却是对申遗成功的项目漫不经心，人为破坏现象日趋严重。在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的颐和园、三江并流等6处文化遗产被黄牌警告，如果一年内仍没有明显改善，将可能被列入“濒危名录”，吊销“世界遗产”的称号。(《东方早报》6月28日) 

　　实在不愿意解读这种“中国式”内涵，独立于其他常识性的形态之外，无非是想为自己留下一个诡辩的空间。 

　　当然，谁都可以说“申遗”是为了更好地保护人类遗产。如果能通过“申遗”把祖先传承下来的人文景观和自然景观加以保护，那无疑是功德无量的好事。而事实上，“申遗”在许多国家非常慎重的事，他们不但每年都要拿出大量的资金来维护环境、修缮古迹，对游人也进行最大程度的限制。埃及文物管理委员会第一主席(穆巴拉克夫人)说：“我们没有理由把祖先的遗产当商品对待，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传承人类文明。”大概这是“埃及特色”吧，现代的中国人可没有这样的想法，虽然遗产的文化价值可以被吹得天花乱坠，但说归说，做归做，官员始终把经济利益放在第一位。不过，没有人觉得这样的言行不一有多么可耻，倒是那些不充分利用资源赚钱的人显得不可理喻了。 

　　中国1985年加入世界遗产公约，目前已有29处世界遗产，规模仅次于西班牙和意大利，是世界遗产大国。但热衷“申遗”并不意味着热衷保护，虽然手段花样百出，一个项目花费上亿资金都在所不惜，却没有听说过某地像“申遗”那样用巨资保护文物。充其量人们想的是中国又多了一项“世界之最”。在这样的心态下，那些应受到关注的世界遗产却成了陪衬。 

　　只要翻开各地有关“申遗”的报道，就不难看到对文化遗产如何保护等内容，尽管没有人将带来的经济利益公开写在纸上，但在各地分析会、动员会上却少不了算经济账。以平遥古城为例，1997年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后，当年门票收入从申报前的18万元一次性跃而至500多万元。 

　　有如此丰厚的回报，人们当然趋之若鹜。于是便出现了这样一条并行不悖的“申遗”规律：只要打上世界文化遗产的标签，随之而来的是享有全球知名度，迅速跻身于“国际旅游热点”。至于花费多少钱，会不会导致文物快速毁灭，根本不在考虑范围内。说穿了，这样的做法就是把世界遗产当成了“摇钱树”，如此而已，所谓的“‘申遗’成功之日，便是遗产遭到严重破坏之时”并非危言耸听。 

　　卓别林曾经在《摩登时代》中质疑工业化，他所担心的环境污染、金钱罪恶等已经成为今天不能回避的现实。在以经济为中心的时代，同样需要这样的质疑。至少应该肯定，忽视科学发展观，片面牟取任何一种利益，最终只能使社会步入歧途。就像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越是标榜某种目标至高无上，越会导致更多的人丧失理性。貌似进步的社会文化，事实上却是在逆向发展。一味追求经济效益，无疑又踏入了另一个灾难的怪圈。 

　　不可否认，世界遗产的知名度给一些地方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然而更应该看到，在一浪高过一浪的“申遗热”的背后，涌动的是急功近利的狂躁心理。事实证明，对世界遗产的功利性利用，已经严重损害了中华民族固有的文化精髓。众所周知，如今的“国学”正在被弘扬，传统节日正在被保护，古文物正在被抢救……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已成了一个怀旧的民族。换个角度说，渴望富有恰恰是因为贫穷，热衷于“申遗”也无非是担心文明的失传。但“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短视逻辑，直接导致了文化的边缘化，在无节制的利欲面前，即便博大精深，也不能避免其衰落的命运。如若任其发展下去，不要说需要保护的文化遗产会越来越多，就是中华文明整体“申遗”也不会出人意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