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明园建园300年：是否修整成争论焦点

　　2007年是圆明园建园300周年。三百年前它是万园之园，一百多年前它惨遭兵匪焚掠，三十年前它是故宫禾黍，如今它陷入尴尬茫然。数十年来，它不断地变得簇新、鲜亮，也不断地变得丑陋、破败。该如何对待圆明园？中国没有答案。

　　秋天早晨的圆明园是晨练老人和流浪猫的天下。一匹杂色的老猫懒洋洋地趴在青砖垛上，守望着在不远处打太极的红衣老太。泛潮的青砖从他们脚下向四面延伸扩展，近看，这些青砖勾勒出一组宏大建筑的基址，远看它们组成一个新鲜完工的广场，只在局部用玻璃罩起两个观察孔。玻璃罩下衰草掩映残石断砖，它们的前身是“含经堂”——以“十全老人”自居的乾隆为自己修建的归政养老之所。这是一组集锦式建筑，书房、寝宫、佛堂、可演升天入地大戏的双层戏台，由宫女太监扮演商家顾客的买卖街，凡乾隆能想到的无所不包。

　　现在，青砖抹平了一切。

　　这种粗糙的重建模式正在被复制。尚未对游人开放的圆明园西部景区正在为奥运加班加点。高低错落的遗迹基址用土埋好、垫平，一般高的青砖墩豆腐块一样覆盖其上。文化石包青砖的“夹心桥”取代了原本的石桥。

　　历经1860年的“火劫”；历经1900年外敌内匪联手砍伐奇珍异木，让清河镇上木材堆积如山的“木劫”；历经从北洋官僚到1950年代十大建筑、1970年代人防工程的“挖石不倦”；历经1917年到2000年，几辈农民战天斗地、备战备荒的“土劫”，这些建筑基址本是圆明园最后的家底。

　　为了还它们本来面目，北京市曾花了22年和4.3亿人民币用于圆明园占地单位和居民的搬迁。到2006年5月，除前身为延安保育院的101中学外，13个单位和785户居民离开圆明园。

　　三百年后，圆明园似乎又回到了它在1707年建园时的起点。只是，在5200亩上风上水的土地上画怎样的图画，今天的建设者并不像三百年前的“样式雷”家族那样成竹在胸。

　　三百岁，生日不快乐

　　修什么，甚至修还是不修，如此基础性的问题又回来了。中国该怎么对待圆明园？问题又一次回到了27年前的起点。

　　10月20日，在“纪念圆明园建园三百周年国际学术研谈会上”，94岁的汪之力呼吁尽快恢复圆明园原有的山形水系和植物配置，并按原样重建总体十分之一的建筑物。1950年代，汪之力出任建筑科学研究所首任所长，1980年代牵头起草《保护、整修及利用圆明园遗址的倡议书》。汪之力强调，恢复山行水系及植物配置，重建十分之一的古建筑，早已写在2000年的《圆明园遗址公园规划》文中，规划经北京市政府及国家文物局批准，具有法律效力。比照这份规划，圆明园管理者在过去的7年中不作为。

　　次日，北京市文物局副局长孔繁峙接受《北京日报》的采访，解释了何为“重建十分之一的古建筑”，他称10%多指宫门及院墙。“圆明园的性质是遗址，复建是为了明确遗址完整范围。”

　　照此说法，“重建”工程竟已在悄无声息中接近完成。圆明园管理处新闻发言人宗天亮曾在9月间表示，近年完成的含经堂遗址复建、小卖部、厕所、快餐店、休息点等总建筑面积已近14000平方米，而盛时圆明园的总建筑面积为17万平方米，十分之一的古建即17000平方米。“按照他们的说法，古建就是宫门和厕所！这可能吗？”11月8日，汪之力情绪激动地问记者。

　　修什么，甚至修还是不修，如此基础性的问题又回来了。中国该怎么对待圆明园？问题又一次回到了27年前的起点处。

　　27年前，圆明园已经基本从地理上、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

　　张恩荫1955年到北京后一直住在海淀，但一直到1970年代才在别人的指点下知道车窗外荒草和杂树掩映的地方曾经是被“八国联军”一把火烧掉的圆明园。又过了很久，他才知道“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是一个错误的概念。在当时，张恩荫并不是无知的特例。世居中关村而不知道圆明园的大有人在。1980年代，《北京日报》一篇报道圆明园的文章，除标题外，正文提到圆明园的地方都写成了“元明圆”。

　　当时，不为《北京日报》和张恩荫了解的圆明园是朱世忠们的天下。1918年，朱世忠的父亲朱德印迫于生计，从河北老家投奔看守圆明园的亲娘舅孟老爷，开始看园，后来在舍卫城附近盖了房，开了13亩地。到了1970年代，朱世忠的6个儿女前后在圆明园长大成人，其中4人在园内务农。他们和散布在圆明园的七百多口劳力组成了海淀公社的7个生产队。

　　几十年间，社员们垦荒种地、填湖植稻，积粪、养鸡养鸭喂猪，开豆腐坊、盖房。圆明园230座山丘里80座被挖过，大部分河湖都成了水田。平整开阔些的土地则被先后入园的大小单位占据。高干子弟学校101中学是第一个。

　　如今，这番景象已被刷新，但是今作也难称佳构。今天的圆明园已经逐步清理了占地单位，但植物配置、山形水系和建筑仍然凌乱。从圆明园南门进园，人们的第一印象会是出租皇帝服装照相的小摊，第二个印象则是毫无章法的植物群落，种得密不透风。对圆明园山形的批判也很多，说一个个跟馒头一样，以前，圆明园的山虽然不高，但是有各种变化，现在都一样。

　　在尚未出台整套实施方案的情况下，一些复建工程边考古边进行了，工程质量本身并不让人满意。“瓷砖、一揣就倒的栏杆……什么都有。”圆明园管理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工作人员说。

　　今天，垂涎圆明园的土地的更多地是经济利益体，在1980年之前，觊觎它的土地的则是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科学院、国家气象局等单位。当时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特意就此事作过批示：不批了，被前人毁掉的东西，今后我们有能力的时候可以考虑重建。北京市政府据此作出“圆明园一草一木不准动”的批示。“其实周恩来的意思是，圆明园只拨给101，”一位研究圆明园历史的学者说，“101对圆明园的破坏非常大，它占了绮春园1/3的地，并且不拍照不测量，直接在遗址上建。而且这么多年，还一直向四周扩张。”目前，101中学是圆明园内惟一一个获准暂缓迁出的单位，尽管它的上地新校区早已建好。

　　101中学的口子一开，市级、区级单位在“文革”前后大量进驻，形成圆明园内一个个割据的独立王国。

　　1975年的一天，人大清史所教授王道成步行入园，环顾四周，除了农田民房之外什么也看不见；除了蛙声蝉鸣、田间流水的声音，什么也听不到。当时王道成的脑子里就浮现出八个字“故宫禾黍人世沧桑”。

　　就像淹没在热带密林中的吴哥窟，荒僻群山中的马楚-皮楚一样，当时，圆明园的存在也曾经不为人所知，不同的只是，它就在北京，巨大醒目，人们却视而不见。遮蔽它的不是自然界，而是中国式的时代荒谬。

　　到1980年，这个国家中终于有人开始试图拯救这片废墟。那一年，园中清帝处理政务的正大光明殿已经成了海淀垃圾总站。

　　27年前，“定了性”

　　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旅游作为圆明园 “出路”的想法，从1980年开始轮廓初具。

　　只差了一点点，高档宾馆就矗立在了圆明园遗址当中。1980年，当曾在建筑科学研究院任职的汪之力通过内部消息得知此一规划即将被批准的时候，圆明园已经成了诸侯割据、治安混乱、臭气熏天的死角。

　　尽管已经面目全非，上风上水且面积广袤的昔日皇家园林，仍然引起了高层的注意。“这么好的一块地方，变成宾馆饭店太可惜了。”为阻止即将生效的规划，汪之力带荣毅仁到圆明园踩点。红色资本家萌发了引进外资“开发”圆明园的念头。

　　“当时很多人不理解，”汪之力说，因为政治风险太高，这个念头很快破产。在圆明园前途依然不明朗的情况下，汪之力在国家部委、北京市政府的老战友中广为联络，策划并起草了一份《保护、整修及利用圆明园遗址的倡议书》号召对圆明园进行保护、研究和整修，“我们有志气、有能力，在帝国主义破坏的废墟上整修、重建圆明园这一优秀的历史园林，使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做出贡献。”

　　1583人在这份倡议书上签字，列在前面的有宋庆龄、沈雁冰、习仲勋、许德珩、张爱萍、史良、荣毅仁……超级豪华的签名阵容可见“整修圆明园”在当时政治环境中的所占地位。“整修整修，还我河山锦绣”，将军诗人张爱萍为圆明园题的诗一度成为时代最强音。

　　1980年10月18日，倡议书公开发表，整修圆明园政治正确与否争议随之而来。

　　1980年12月28日，《人民日报》以读者来信的形式高调质疑“整修”的合理性：“我国近十亿人口，现在还很穷，问题成山，需要大量经费解决”。这在当时是很有代表性的一派观点，有人联想起慈禧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

　　半年之后，圆明园管理处和筹建中的“中国圆明园学会”也以读者来信形式回应质疑，“是逐步整修，不是马上复原”，“整修圆明园是可能的”。《人民日报》同期编发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驻京办赵石民来信，“我月工资40多元，如果(整修)募捐开始，我愿先捐50元。”

　　“三篇‘合围’一篇等于为‘整修圆明园’定了性。”从1970年代开始研究圆明园历史的人大清史所教授王道成说。

　　然而，反对的声音并没有平息。曾任新闻出版署署长、浙江省省长的周建人在《北京晚报》上另辟阵地“周总理曾当面嘱咐我：雷峰塔万万不能重造。鲁迅曾经写过文章，说雷峰塔的倒掉象征了妇女的解放，你有权阻止它的重造”，“我们的经济建设任务还十分繁重，修缮古迹文物应该有所选择，要有利于教育人民，团结人民……圆明园目前不宜重造”。

　　支持修复一派回应：圆明园遗址正可对全国劳动人民进行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还可发展旅游事业，为“四化”创造外汇，积累资金——以“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和旅游作为圆明园“出路”的想法从那时开始轮廓初具。

　　吉光片羽的乐观

　　全园最高山峰不过15米，通常只在10米左右，匠师们善于在小尺度中造成山水相间的险峻、平缓、奇兀、幽深、开朗等境界……

　　争论还在继续，从部队转业到圆明园管理处工作的张恩荫已经和他的同事清理起西洋楼的遗址。厚厚的砂土和一排加拿大杨把今天圆明园为人所熟知的那些大石头掩埋得不留痕迹。加拿大杨是在1950年代由海淀绿化队所植，当时种树，是为了和园内农民争夺荒地，北方最寻常的树种因此种遍了昔日奇花异木遍布的皇家园林。

　　张恩荫记得，当时有一个在北京语言学院学汉语的法国留学生自愿参加大水法遗址劳动，外事部门如临大敌，调查出这个留学生不是敌特的时候，大水法的清理工作已经过半，圆明园的“废墟美”初具轮廓。张恩荫带着三个工人到北京的各大图书馆查阅有关圆明园的资料，拓印下黑白的《圆明园四十景图》，1979年11月份，一个介绍圆明园的图文展在大水法前举行，许多日后在“1583人倡议书”上签字的大人物第一次看到了圆明园盛时的图像。7000人参观了这次展览。

　　而3年之前，圆明园还是一片无人问津之所。圆明园管理处做过统计，半年之间开车到圆明园度周末的外国人有五百余位，同期到圆明园凭吊的中国人仅百余人。

　　1984年，福海及圆明园东部修复工程开工。北京市政府拨款675万，海淀区募捐1000万。在此之前，被称为“圆明园鼻梁”的福海是一片农民们垦殖的稻地。

　　动工之前，圆明园遇到了第一个难题，如何解决因整修福海而失地的农民的生计？“圆明园联合开发公司”是“多方取计”的结果，由圆明园管理处和振海农工商贸有限公司(原海淀公社)组成。海淀区副区长杜辉亲任公司经理，原来在福海种稻子的农民则农转非成为联合公司的工人。

　　这年年底，胡耀邦在接见当时任《明报》社长的金庸时特意谈到“北京农民要修圆明园，先修一个什么主要是水面的园，占地两千亩，如果国家征地就要一大笔投资，农民自己修，基本不花什么土地征购费”，“修好一部分，开放一部分，就有收入”。

　　同一年，圆明园学会正式成立，驻法大使馆的工作人员到法国国家图书馆把《圆明园四十景图》拍成照片，作为礼物赠送给刚刚成立的圆明园学会。

　　对圆明园的研究踏实地开展起来，汪之力等人在会刊《圆明园》上撰文，论证修复圆明园的可行性和实施步骤。

　　他们翻阅了国内各大图书馆关于圆明园的资料，从康熙乾隆年间工部料估所所辑19册《圆明园工程图》、18册《圆明园工程则例》到同治年间重修圆明园的样式雷烫样、1933年北平工务局所绘三园实测图，得出结论，圆明园建筑工艺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复杂，造价也不像想象中那么高，因为它是为清帝追求文人的隐逸田园情调所建：

　　“圆明园建筑极少使用琉璃与斗拱，也不过多彩画，院墙多为白粉墙，有的就用虎皮石墙，柱高、开间与进深和帝王宫殿比，建筑尺寸要小，全园最高山峰不过15米，通常只在10米左右，匠师们善于在小尺度中造成山水相间的险峻、平缓、奇兀、幽深、开朗等境界……”

　　汪之力甚至估算整修所需经费和工期：整修经费为1.6亿元，工程如不间断，则工期预计10年。

　　此时看上去，圆明园的前景开阔而乐观。

　　“圆明园是个马蜂窝，不动没事，一动就有麻烦。”

　　然而，北京市政治格局的变化轻而易举地打断了汪之力畅想的圆明园整修规划。陈希同出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市长。这位对建筑有特殊爱好的市长接替副市长白介夫，亲自担任的圆明园建设委员会主任。

　　当时，全国各地微缩景观风行。陈希同在圆明园西南角圈出一块地，计划以1:10的比例再现圆明园盛时全貌。

　　这个治园主张跟圆明园学会的思路相抵触。人大清史所教授王道成在1980年代参加圆明园学会，他回忆说：“学会无法正常活动，中断了十来年。”

　　陈希同用筹集到的800万资金在圈地周围砌起一堵围墙，后因资金不畅，又在绮春园东南角建起占地3万平米的万春园别墅，以别墅的租售收入养微缩圆明园项目。1995年，随着陈希同入狱，“微缩圆明园”遂成为荒唐的前朝旧事，别墅和围墙是今天仅见的“遗产”。

　　在建“微缩圆明园”的同时，“绮春园开发区”大刀阔斧地“招商引资”。跑马场、图腾园、野生动物园、水上摩托艇、儿童游乐场、、西洋楼前抬花轿……形形色色的时代产物云集圆明园。一些近在海淀，远至门头沟龙泉镇、甚至内蒙古的单位、个人纷纷跟圆明园管理处搞“联营”。

　　群议蜂起，却不起作用。“这等于在凡尔赛宫唱卡拉OK”，“圆明园变成了海淀的游乐场”，尽管触怒很多人的神经，游乐项目只增不减，圆明园别有隐情。经过十余年的开发，“农转居”需要安置的居民已达一千五六百之众。海淀区每年补贴几百万。怎么能来钱，成了让圆明园头痛不已的问题。

　　北京的地皮越来越值钱，而在中关村科技园区的黄金地段，圆明园却颇为怪异地“闲置”了5200亩土地。人们发现，它的文化遗产、历史、旅游和土地等等价值，无一得到哪怕略微充分的体现，手中徒有沉重的负担。“这些‘联营项目’倒还好说，说撤就撤，最麻烦的是那些四不像的‘复原工程’。”在圆明园管理处工作多年的张恩荫说。

　　长春园与含经堂间的十三孔桥被内行讥讽为“空前绝后”、“中国第一桥”。该桥跨度较大，进行考古勘测的时候，在两岸发现了石墩，负责修复的工程队就想当然地认为遗址原本是一座石桥。经过几十年围湖造田，两岸的地形早已发生变化，着手复原的时候没有清理两岸基址就架起桥。事实上，那本来是一座在石墩上架起的木板桥。“猴顶灯一样，而且顶的是一个不伦不类的东西。不用专家，有正常审美眼光的普通人都觉得反胃。”“中国根本没有这样的桥，当初的工匠要是敢造出这样的桥来，乾隆早把他杀了。”

　　张恩荫认为，当时的领导思路有问题，不从保护文物古迹上想办法去盘活园内一千好几百人的生计。

　　显然，“从保护文物上想办法”需要极高的素养和智慧，并且短时间内不容易奏效。

　　不动不修不变，本是次劣选择，此时却成了官员们的理性之选。早在整修福海时代，北京市建委就曾经告诫过为圆明园整修申请经费的海淀区副区长杜辉：“圆明园是个马蜂窝，不动没事，一动就有麻烦。”

　　争过来，争过去，没有根据地

　　辩论中的技术性错误不断。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妙笔生花，纵横捭阖……

　　圆明园日益非驴非马，“废墟派”应运而生。这一派的代表人物之一是社科院的德语翻译专家叶廷芳。

　　1995年，叶廷芳在《人民日报》上撰文《美是不可重复的——圆明园遗址前的叹息》。“圆明园废墟已经永远是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的庄严的凭吊之地。然而一些目光短浅的急功近利者，他们连听一听社会声音的耐心都没有就贸然开始了圆明园的‘修复’工程，果然，仅仅几年工夫，圆明园内帆船点点，绿树丛丛，歌声笑语，鼓乐喧天，甚至在‘西洋楼’前抬起了‘花轿’，把象征国耻的重要文物变成了生财不息的摇钱树！”“叶廷芳的这篇文章是他们这一派的理论基础。”“整修派”代表之一、人大清史所教授王道成说。

　　整个1990年代，“整修派”和“废墟派”展开旷日持久的辩论。“废墟派”的阵地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读书》、《北京晚报》、《北京观察》，而“整修派”的观点在被《中华读书报》、《首都博物馆丛刊》等专业期刊发表外，主要收录进由王道成主编的《圆明园——历史-现状-论证》一书。

最　　激烈的争论在作家从维熙与王道成之间展开，修与不修圆明园被上升到是“雪洗国耻”还是“难割辫子，精神残缺”的高度。辩论中的技术性错误不断，把论敌的言论张冠李戴；把火烧圆明园的罪名安在“八国联军”头上，同一个国外废墟遗址，既可以是正方论据也可以是反方论据，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妙笔生花，纵横捭阖……两派均有政协代表提交修复或者反对修复的提案。“整修派”在1990年代的代表人物之一、北京市政协委员、百万庄园集团董事长陈立群主张“企业行为重现圆明园”，被论敌视为别有用心。

　　王道成认为，天真的“废墟派”无法阻止不懂敬畏的市场行为对这黄金地段的5200亩土地的觊觎。“如果‘废墟派’的主张得以实现，不要多久，一幢幢高楼就会在圆明园废墟上拔地而起。”他说，“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块金字招牌，也不能保证圆明园遗址平安无事。君不见，东长安街北侧的全国重点文保单位，清朝皇帝举行重大典礼的场所——堂子，不就轻而易举地变成北京饭店的贵宾楼了吗？”“圆明园的山都不高，但是有险峻、幽深……种种变化，因为它能借西山的景。”圆明园学会副秘书长要砾闵看到的事实是，在北京这个舞台上，主角始终是权力和经济的鲁莽冲动，而圆明园只是一个备受冷落的小角色。“现在五环挨着圆明园建起来了。这就很能说明问题。”

　　观点之争和利益之争错综难辩。1980年代清理出来的大水法遗址成为圆明园最抢眼的名片，但人们对圆明园的印象往往只有这张名片。更为广袤的圆明园似乎在1990年代逐渐淡出公众的视野。

　　市场园，传奇园，时髦园

　　圆明园马首铜雕刷新了清代雕刻文物拍卖价格的纪录。被拍卖之前，它是美国一处私宅洗手间的装饰物，最初出手的价格是2万美元，在美国经过几轮转卖最高价格没有超过20万美元。

　　2005年，圆明园再次成为中国公共领域的重要话题，但这一次它却只是一个舞台。“圆明园铺膜事件”众声鼎沸，促进了这个国家对民主与环保的思考，而当纷争平息，人们却忽略了一点：圆明园缺水的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圆明园仍然是干渴的。为保持圆明园水生陆生生态，每年需要400万立方米活水注入，而北京市水务局只能供给100到200万立方米。“有水总比没水好。水的问题解决不了，谈什么恢复山形水系。”27年前的设想至今仍是镜花水月，94岁的汪之力难免有些失落，更让他难以接受的是，目前，不仅要不要修复古建议论纷纷，2000年国家文物局正式批复、原则同意的《圆明园遗址发展规划》中“山形水系应先期恢复”也遭到了委婉质疑。

　　2003年7月，《光明日报》发表了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的书面谈话：“圆明园里，地下的地上的文物都在说话，每棵树，每根草都会说话。我不赞成复建圆明园，也不赞成不注重历史遗迹保护与生态建设和谐的复建山形水系。”

　　时隔1年，在纪念圆明园罹难144周年纪念会上，单霁翔的话仍然刺激着与会者的神经。在发言中，王道成直指文物主管部门领导的思维水平和专业素养：“现在圆明园的草木，既不是清朝极盛时期的，也不是英法联军、八国联军时期的，甚至不是国民党统治时期的，它们能告诉你一些什么呢？”

　　2002年，王道成所在的中国圆明园学会，在因陈希同当政中断活动十年之后，重新在民政部登记注册。目前，投资拍摄《武林外传》的盛世凯华文化投资有限公司为圆明园学会提供经费，该学会的主管部门为文化部。

　　“文化部和文物局对圆明园的态度存在分歧，文物局要保遗址，文化部侧重于文化市场的繁荣。”圆明园学会会员部主任潘从贵告诉记者。

　　2006年4月29日，与沸沸扬扬的铺膜事件时隔1年，主管文化的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视察圆明园时强调，要把文物保护和爱国主义教育、旅游开发和城乡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发展和壮大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

　　这一年，“铺膜事件”之后名声日隆的圆明园先后被拍摄成电影、编排成话剧。

　　2007年10月，继2002年备受关注的猪首铜雕归国之后，澳门赌王何鸿燊以190万港币的天价拍下马首，在汗牛充栋的圆明园文物中，这件艺术水准和文物价值均名不见经传的马首铜雕刷新了清代雕刻文物拍卖价格的纪录。被拍卖之前，马首是美国一处私宅洗手间的装饰物，最初出手的价格是2万美元，在美国经过几轮转卖最高价格没有超过20万美元。“同一个石构件说成是圆明园的就比说成北海、颐和园的值钱。”因收集北京三山五园老照片闻名的圆明园学会最年轻的学术委员会委员刘阳说。

　　曾有电视台找到刘阳，想拍圆明园的纪录片，“钱都筹到了，以圆明园的名义筹钱特容易，”但当编导们知道拍圆明园要去苏州、庐山、杭州……因为圆明园的造园思想是“移天缩地在君怀”的时候，放弃了拍片计划，认为太难了。

　　圆明园学会副秘书长要砾闵透露，目前再现圆明园实景的三维动画正在紧锣密鼓地制作中。这组动画不仅能让人看到圆明园建筑的大致轮廓，也能让人看到建筑物内外任何一点的细节。“你用鼠标一点就能推开窗户，跟几百年前清朝皇帝看到一样的景色。”

　　接受采访的次日，要女士要到人民大会堂参加一个文化创业产业方面的论坛。圆明园似乎又搭上了文化产业这趟时髦的D字头快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