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景色》作者单之蔷：在冰川上写卷首语

    中国景色 单之蔷 著　2008年12月　九州出版社

    单之蔷在冰川上写作

    《中国国家地理》执行总编单之蔷每个月往来于自由不羁的大自然与城市办公室格子间之间，在他笔下，既有户外活动者的质朴和稳妥，又有读书人那种匡正天下的激烈情绪和冲动—他总是急于为那些默默无闻的山、湖、高原、湿地在城市里讨要一个恰当的“名分”。

    英国作家戴维·洛奇曾如此调侃现代的会议：“现代会议和中世纪基督徒的朝圣相似之处在于，它让参与者得到以一本正经地致力于自我提高的印象的同时，还能够尽情享受旅游的一切乐趣和消遣。”当然，当你紧张急促地从世界此点降落到彼点，满心希冀或能享受豪华的旅馆，或能见识风光绮丽的陌生地，或能在会议上遇到有趣的人、和他们建立有趣的关系或者在讨论会议话题中提高自己的声誉时，这一切想法都具有偶然性、未知性和某种程度的天真。

    2003年6月，“非典”过后，四川电视台组织了“四川旅游大聚焦”的会议，邀请了一群媒体人去当地参观采访，单之蔷是其中之一。在他得知会议组织的“四川十大景区”采访中竟然没有贡嘎山、稻城亚丁三神山时，他开始郁闷了：享受旅游的乐趣打了折扣。于是，单之蔷翘课了，告别采访团，独自一人，朝着自己心目中的神山朝圣去了。

    据他后来讲，他先西进，从成都去往泸定，到海螺沟看贡嘎山；然后再奔向康定，沿川藏线一路往西，经过雅江、理塘，向南到稻城看了亚丁三神山；然后，他又沿路返回，到成都奔北走，到了小金县看四姑娘山，再继续往北，至松潘县黄龙看雪宝顶。

    这次西奔北上的独行经历，打开了一条门缝，单之蔷对西部地理的全部想象就此展开。这样的论断绝对不是夸张，单看一下事实就能体会此次旅行对一个从未到过四川西部的人的震撼：他不仅完成了会议报道任务，还像一台疯狂的拖拉机，狂飙式地写出了37页文字（按《中国景色》一书中的篇幅统计）；这篇《古人不爱极高山》最后刊发于他所供职的《中国国家地理》当年9月号上。

    很久没有体验过震撼的感觉了

    这年，在康定，单之蔷看到了绿地毯般松软的草地。突然从蔚蓝的天边冲出一个小斑点，小斑点急速膨胀，随后，他发现是一匹矫健的马，马上还有三个人，一对健硕的年轻藏族夫妇，中间夹了他们可爱的、面容黝黑的孩子。

    “他们看上去幸福极了。”单之蔷被浓烈的西部风情所震撼，他告诉记者，这与他在北京过着的现代文明人生活差别实在太大。洛绒牛场的草地、烂漫的野花、碧玉般的海子、缓缓移动的牦牛和羊群、刚健的雪峰、洁白的冰雪和黑色的岩石，斑斓而静谧的西部景色无一不强烈魅惑着这名京城来客。彼时，单之蔷在《中国国家地理》担任执行总编已4年，每月按部就班写篇序言，成为总编应尽的职责；习惯做幕后推手的他，这还是第一次主动走到西部去采访，他自己在书中写道：“我已经很久没有听到‘震撼’这个词了，更是很久很久没有体验过这种情感了。但是在亚丁的雪峰仙乃日面前，这种感觉降临了。”

    最后，单之蔷到了雪宝顶，发现这座山距离李白的家乡江油市非常近。海拔5588的雪宝顶是中国最靠近东部的一座覆盖永久积雪和冰川的极高山。他不明白这位创作力旺盛的大诗人为什么就没有提到自己家乡的最高山？而古代诗人们讴歌的青城和峨眉山，在单之蔷看来，不过就是中低山（海拔在3500米以下）。当他在四川看到报纸关于要打造“峨眉山为天下第一名山”的报道后，不禁感慨主流文化的强大，而他心目中真正最美的山被遗忘了。

    那次出行川西，单之蔷匡正了自己对中国西部景色的认识，更勃发出对自己的职业生涯的磅礴使命感来——他觉得他有责任重新建构西部印象。他告诉记者，在中国有条著名的“胡焕庸线”，这条线从黑龙江省瑷珲（1956年改称爱珲，1983年改称黑河市）到云南省腾冲，大致为一条倾斜45度的直线。线东南方36%的国土居住着96%人口，线西北方的人口仅占4%，却是占到了国土面积64%的草原、沙漠和雪域高原。在他看来，两个迥然不同的自然和人文地域的风景成反比，人口96%的东部，其实只“占有”4%的风景。然而因为人口稠密，东部风景名满天下，而西部那些鲜少人去的雪山草原，沦为了历史和现实中的被遗忘者。

    一种更宏大的终极力量

    此次出版的《中国景色》，是单之蔷10年主编生涯杂志卷首语和文章的汇编，记者数了数，里面只有1篇是2003年四川之行以前所写的。那之后的单之蔷从书斋走出，在城市和荒漠异域之间常年来回颠簸。

    从书里，我们看到一个胆大、好冒险、不善表达自己的粗犷男人形象。

    书里有段冰川探险，背后的故事详情要从向导那里才能得知。2005年7月4日，单之蔷和同事去珠穆朗玛峰的东绒布冰川考察。当天早上8点，他和向导在海拔5000多米的基地吃完方便面后出发，想去考察一下东绒布冰川的冰塔林。进冰塔林前，向导会错意，把干粮包——手电筒、干粮、对讲机和单之蔷的防寒服等——留在冰川上，准备原路返回时再用。而所谓的冰塔林，“座座都像城市里的高楼，一旦进去，要想在宽阔浩瀚的冰塔林找人基本不可能”（后来那个试图进入冰塔林营救他们的向导在手记里如此描述——编注）。这天，单之蔷和向导两个人，饿着肚子，在空气稀薄的塔林内来回转；倒霉的是，下起了雨，他们如原路返回就无法在天黑之前到达珠峰大本营。仿佛是世界尽头的冰川上，两个空着肚皮、衣服没有穿够的人走上了危险的捷径——“我们一会儿跳过一条小河，一会绕开一个深湖，一会儿爬上一个巨大的飘砾，一会儿在撒满碎石的冰上行走”。而最倒霉的是，他们完全没有体力时，还碰到了汹涌的东绒布河，两个筋疲力尽的人没办法涉水，只得沿河而上，而这意味着他们又得再多爬2公里。上午8点到深夜10点，单之蔷靠着一包方便面，喝冰凹的雨水，走回珠峰大本营。记者查到当日另外一名向导的手记中，对单之蔷的评价是“真正玩命的”：“基地准备的一碗热汤面下肚，老单就全无困倦，又开始整理在冰川上拍的照片，这可是冒着生命危险换来的成果，一个典型的工作狂。”

    这些探险故事，读者是不能指望在《中国景色》里看到了。到现在为止，这位深入可可西里、珠峰绒布冰川、希夏邦马峰、塔克拉玛干沙漠、昆仑山、祁连山等的男人，的确干过很多次让营救队深夜找他、让人揪心的冒险事情，但他关心的、写出来的，却永远只指向那些让他经常“丧失理性”的自然风景。

    那个真实的小我的故事，虽然在读者看来一定特别鲜活有趣，却并不是单之蔷最关心的。书中，我们只能看到在冰塔林下看着冰柱不动的“痴人”形象，单之蔷会抱怨自己见到的冰柱太小，完全没有办法跟专家采集样本的冰柱相提并论。但为什么冰柱越大越好呢？于是他停在冰柱前，喋喋不休地对读者讲起来。对他来说，什么历经艰险，什么挨饿受冻，像女人般絮叨实在没意思，作为一个大老爷们，他的眼睛只盯着“冰川美人”。在当天钻进冰塔林之前，他在海拔5600米的无人区看到了一种紫色的花、两只咕咕叫着的雪鸡。珠峰上瑟瑟生存的动植物，让这个书斋主编的神经又一次震撼了——它们和他一样，不都是在突破生命的极限么？

    这位冰川狂人如此解释自己如此“玩命”的深层原因：“如果说河流的美，让人意识到作为一个个体的人，随着时光流逝，青春易逝的话，那么冰川则让人感到时间的一种更巨大的轮回，感到一种更宏大的终极力量的存在。因此意识到人类整体的命运，由此产生一种类似宗教体验的美感。这就是我欣赏冰川的原因。”

    或许对神性的、雄壮的、静穆的、自在自为的自然景观的崇拜，使单之蔷从中感受到一种与自己的灵魂的契合吧。

    在两个世界之间摇摆

    单之蔷的社会角色是杂志社的总编，喜欢写字、看书、引经据典，比如为了写三峡，他会查出《唐诗三百首》里有54首关于长江的诗，有12首关于三峡的诗；他用喜欢隐匿的中国四合院建筑和好炫耀、抢占制高点的西方城堡建筑作比较，用地理知识解释关中盆地文化和雅典山地文化的区别……此外，他还有很多受到争议的“离经叛道”的论断，比如认为植树造林是个神话，质疑任何大型造林工程，为此动用了美国生态学家克罗门茨的“顶级群落”理论；青藏铁路开通，他宣称又一座长城诞生了，使他受到很多网友的抨击。他的文字风格呈现出户外人士的自然和稳重，同时又能令我们体会到读书人那种匡正天下的激烈情绪和冲动，他总是急于为那些默默无闻的山、湖、高原、湿地在城市里讨要一个恰当的“名分”。

    这位总编大人在自然世界和文明世界两个极端之间来回奔跑。在一个极端，他和同行的难兄难弟在冰川、沙漠中跋涉迷路，为一个哥们在登上冰川后全裸自拍兴奋不已；在另一个极端，他作为一名单位人，每月必须按商业法则推动杂志社的流程，统筹每月杂志的按时出版，除了写序言，还要穿西服打领带，不定期进行读者见面会或做演讲……

    显然，单之蔷已经适应了在两个世界中来回穿梭的生活，每月一次，他像钟表一样摇摆一次，而且每次，他都准时摆回到自己的位置。他告诉记者，为了赶稿，自己有过在海拔5000多米的冰上，或烈日炎炎的沙漠戈壁，刚刚喝完面汤，便压着帽子、穿着冲锋服、戴上耳机，噼里啪啦地在键盘上敲打出他的经历；可以想象，他敲出的，不是别的，是他一直在干，并想继续做下去的事——建构中国的形象。

    “我一直相信风景不是天然存在的，而是你去遇到的。这就好比土著人看一个复杂的显微镜，他完全不懂得这个现代文明设备的好处，只有一个大概知道的人，才可能领会出它的好处来。一个人只有对西部风景有一些感性认识，才有可能去的时候发现其美。我不是地理专家，我是个杂志主编，我能做的事情，是去影响更多人，让更多国人从审美的角度去喜欢中国的山水，尤其是西部的。”单之蔷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