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博会带来的启示：什么样城市才算宜居

　　两周后，世博会历史上首次以“城市”为主题的2010世博会将在上海南浦大桥与卢浦大桥之间黄浦江两岸的世博园拉开帷幕。对于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快速城市化运动的发生地中国，可谓意义深远。此次世博会的口号是振奋人心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那么中国城市真的能让生活更美好吗？

　　适宜步行的城市才是宜居的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主任、非常建筑事务所主持建筑师张永和认为，宜居的城市一定是可步行的。步行，或者北京人口语中的“遛弯”，应该是城市人独有的享受：出去走走，买点东西，看场音乐会。而在他看来，北京或上海浦东等地却恰恰不宜步行：道路太宽，过街要小跑着才能趁着绿灯未灭时冲过去；交通不便，没有形成购物网络。这样的城市街区变成一组孤立的岛屿。人们在一个岛上生活，到另一个岛上班，再到另一个岛休闲，永远处于室内，中间全靠汽车代步，背离了健康生活的目标。虽然近年来城市绿化正在被重视，但张永和说：“生活在城市里为的是享受健康舒适的生活，而不是为了看到绿化。”

　　上海曾宣布将在2015年初步建成国际性“生态城市”。在张永和看来，生态城市与宜居城市是密不可分的。而宜居城市需要具备几个要素：

　　一、适当的密度。包括人口密度和建筑密度。人如果住得不够密，不可能支撑起足够的商业。建筑密度在建筑学领域被称为覆盖率，是指房子不能盖得太稀。现在中国城市的建筑覆盖率一般在30%左右，太低了，宜居城市应该在50%。这不是说要牺牲绿化。事实上，绿化应该集中在公园内或住宅区内。比如威尼斯，这座水上城市的河道旁并没有很多树，但是它仍然很“绿”，因为植物都在庭院里。东京的密度比北京高很多，往任何方向走不超过两百米都会有24小时便利店，住起来就很舒服，曼哈顿和香港也不错。

　　二、适当的尺度。楼的高度，街道的宽度，街区的大小都是尺度的一部分。一个宜居城市，不是马路越宽越好，建筑越大越高越好，这是封建帝国的审美，人会觉得大空间不亲切。大街区是不宜居住的，因为出行往往不便。

　　三、城市各种功能要混合着使用。“岛屿城市”的居住方式是资源浪费，既不宜居，也不生态。在柏林，建筑里往往既有住宅，又有办公室，底层是商业和公共空间。这样的社区既便利又有人气。

　　四、街道和交通工具也要混合使用。人流和车流应该被同等对待，而且是行人优先。人车共享街道需要非常连贯、道路窄且密，并且经常拐弯，使得车速无法提高，走起来就会舒服，还可以减少过境交通，增加行人安全。如今是道路出现的频率太低，即使是宽马路也没有达到应有的效率。而且车流多的宽马路行人等红灯的时间太长，交叉路口太宽。此外，汽车、公交及步行衔接的问题也很重要。

　　张永和正在把他的理论付诸实践。在他的事务所主持的上海嘉定中国广告基地的城市设计中，采用的是紧凑城市的策略。他们设计的街区是40*40平方米，之间的街道是10米宽，而现在中国城市一般的地块大小是600*600米以上。里面的建筑底层都是大量的商业和公共空间，上面还有供租用的住宅。

　　宜居城市要解决新移民的融入问题

　　“上海有1/3的外来人口，但这个城市在真正意义上容纳他们的过程中存在很多问题。”谈到中国城市的可持续性发展，中国科学院院士、法国建筑科学院院士、同济大学教授郑时龄觉得这个问题十分关键。

　　“就中国的城市化而言，将有大量农村人口成为城市居民。他们将与城市居民共同成为维持城市基本功能运转的市民。而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状况，以及城市住宅和公共设施的建设并没有合理地考虑这个人群的基本需求。这个人群也没有完全把城市当成他们的家，城市对他们的接纳也很有限，他们依然被称作‘外来务工人员’。”郑时龄说，“如果这些人不稳定，会造成城市发展的停滞。现在的民工荒就是一个例证。如果现在不开始解决这个问题，二十年后矛盾会十分突出。比如巴黎06年有骚乱，主要就是这个原因。” 考虑并解决这个人群及其子女的继续教育和生活环境，使他们融入城市，并且被原有素质较高的人群同化，中国的城市和城市化才可能完善。

　　上海目前的规划最远只覆盖到2020年，在郑时龄看来，是不够的，而是应该有更长远的规划。这个规划还应该包括对城市各个产业的综合评估：比如对于资源的消耗、对于经济和就业的贡献、对于污染的危害，以及对于人们需求的满足的综合作用，然后决定产业结构的规划，而不是单纯追求数字成绩。对城市建筑的规划同样也应该理性：建筑形态是否与城市文化和所在街区相和谐，建筑高度的必要性等都应综合考虑。例如岛巢，是个成功的作品。但央视新楼，郑时龄觉得这样的建筑建在北京这个地震区，使得成本非常高昂，是非理性的。

　　世博会为中国带来的启示

　　曾以设计上海博物馆而闻名的建筑师邢同和参与申办了世博会，并在2003年出任上海世博会建筑设计研究中心主任。他认为本届世博会将对中国今后的城市规划带来启示。

　　“整个世博园的开发与规划对未来的发展很有预见性。30%的世博园区会保留下来，市政管道系统都已做好，不需要再建。”而这种预见性恰恰是之前的中国城市规划所缺乏的。比如现在的浦东，由于地下空间没有连接起来，现在再要连接就非常困难。如今从金茂大厦走到东方明珠非要开车才行。

　　而此次世博园对“生态城市”的探索也是全方位的。世博园区不仅在利用太阳能、实现供水循环、解决污染等方面提供了解决方案，而且展馆所用的材料本身就是对“生态城市”概念的展示，新型环保材料很多，还有用废砖做的文化墙等。

　　郑时龄也认为世博会可以让上海实现城市的“再城市化”，也就是对现有城市的优化。比如，对上海市区内“上只角”，“下只角”的区域差异问题，教育、医疗卫生资源以及公共服务资源（便利店，书店，中介等）分配不均衡等问题提出优化方案。还有改善城乡结合部与中心城区差别过大的问题等，同时还包括使得地铁站融入到城市生活之类的细节问题。

　　对于中国当前迅猛的城市化进程，邢同和认为有两个方向：“一是‘垂直城市’的方向，把城市建得越来越高。这个方向需要考虑发展无害工业、地下交通以及完善旧城改造。巴黎在新区建设垂直城市，也是一种方案。二是发展小城镇。小城镇首先需要定位。根据人口规模、传统文化，建出个性化的小城镇，而不是追求规模和人口。法国葡萄园中间的小城镇就很舒服；美国一些小城的大学运动场，是整个城市公用的，很环保。”他指出，这些城市规划，十分考验市政管理的水准。

　　产业结构和文化保护问题则是邢同和强调的另两个重点。“污染工业不应该从大城市转移到新城镇，而是要解决结构改造，用新的设备，改善循环系统，使之变成不污染的。”而文化保护则需要城市文化理念的支撑。邢同和说：“现在北京知道四合院可贵了，上海知道石库门好了，但已经被拆掉不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