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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上班路拥堵难除 凸显城市规划不合理

admin 2010-06-08 来源: 网
《2010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近日发布,报告对50个城市上班花费时间进行了排名。据报道,有17个城市上班的花费平均时间大于30分钟。北京市上班平均花费的时间最长,为52分钟,其次为广州48分钟、上海47分钟、深圳46分钟。这个报告由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牛文元教授牵头,组织多名专家历时1年完成。

  《2010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近日发布,报告对50个城市上班花费时间进行了排名。据报道,有17个城市上班的花费平均时间大于30分钟。北京市上班平均花费的时间最长,为52分钟,其次为广州48分钟、上海47分钟、深圳46分钟。这个报告由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牛文元教授牵头,组织多名专家历时1年完成。

  去年,英国《经济学家》杂志曾发布过调查,中国的上班族每天在上班路上花费的时间领先全球,每天平均有42分钟用在上班的路上。分析还认为,中国城市的拥挤是导致上班时间过长的一个原因。


晚高峰,二环某些路段的主路和辅路都几乎成了停车场。   
   殷楠/摄


无路可走,公交车也排起了长龙。 
   姜浩波/摄

  ■损失
  
  人人都在买单
  
  现在,人们可以自由地选择职业,但难以自由地选择住房。一方面房价节节高攀,迫使人们不得不迁往更远的郊区,甚至在小城市做钟摆族,另一方面,取消了福利分房和单位集资建房,单位无力为职工解决住房。加上住房市场不完善,租房也缺乏法律保障,房客动不动就被房东驱赶,使大城市的居民难以在工作地点附近选择住房。随着城市的扩容,工作与生活的距离越来越远,相应的,带来子女入学、父母赡养、交通拥堵等一系列问题。

  拥堵提高了城市居民的生活成本。调查表明,北京居民上下班或上下学拥堵的经济成本为335.6元/月。这说明,只要出行,北京人每个月的收入中就会有335.6元悄无声息地消失了。一年算下来就减少了将近四千元的收入,对于工薪阶层而言,这绝对不是个小数目。

  为了解决拥堵,城市每年要投入经费进行建设和治理。此外,拥堵也加剧了城市污染,无疑也需要公共财政增加相应支出。这些都会挤占本可以用于改善城市居民生活条件、提高生活舒适度的公共建设投入或补贴的经费比例。而且,极易形成恶性循环。就此而言,生活在城市中的每个人都在为拥堵买单。而这个单要买多久、有多沉重,则取决于城市管理者的智慧。

  说实话,这个调查还不够细化。对有车族而言,上班耗时的原因主要是交通拥堵;对无车族而言,上班耗时的原因则是工作地点太远。解决交通拥堵对于节省无车族上班时间来说并非当务之急,如何拉近家和单位之间的距离才是更为现实的问题。 
  
  ■支招
  
  鼓励SOHO一族

  
  上下班耗时太长成为公众诟病,更是政府的一块心病。以往的解决办法往往是城市实行削峰填谷的限时限号出行以及加大城市公交建设力度等,但收效都不大。这里笔者支出几招:

  其一,发展创意产业,鼓励在家创业。文化创意产业是低碳模式的朝阳产业,SOHO一族是这一产业的生力军。办公自动化、互联网的普及以及分工的细化使在家办公成为可能,SOHO一族是按照自己的兴趣和爱好自由选择工作的、不受时间和地点制约的、不受发展空间限制的白领一族,代表活跃的新经济。政府应予鼓励,实行“零首付”注册公司,放开这个行业的准入门槛,放宽实体经营场所的限制,SOHO一族可直接办理注册登记,政府免除各种费用,在金融、税收方面给予扶持。

  其二,改革作息制度,使之灵活多样。除了重大法定节假日外,不必过于强调全国统一放假或休假,对某个城市的个性化假日渐成习惯,其他城市不是攀比而是根据自身情况学习借鉴。城市作息时间可以采取错时制,对繁华与拥堵地区实行不同时段的阶梯上下班制度。除涉及公共安全与应急需要,在安排好有人办事的前提下,可实行灵活的放假制度。

  其三,强化社区功能,扩展服务平台。社区不仅在幼教养老、休闲娱乐、健身医疗等方面为人们提供方便,而且日常生活用品也能保障供给。社区可利用市场机制代为住户办理大宗用品的采购和事务集中代办,即每个城市社区都设有“跑腿公司”,让居民做到一部分事务在家就能办理,绝大部分事务不出小区就能搞定。  

  ■借鉴
  
  学学香港限制机动车

  
  城市发展了,城市规模当然相对较大,交通当然就拥堵,上班耗时当然就多一些,因此17个城市上班花费平均时间大于半小时没什么大惊小怪的。这种观点当然有其道理,但还应该看到,城市的发展并不必然导致交通拥堵,至少不像国内特大城市这样拥堵。

  以香港为例,香港的经济总量与上海不相上下,但香港的交通却比上海畅通得多,人们根本不用担心因为堵车耽搁上班时间。原因何在?有人说是因为香港的交通管制比内地科学,其实不全如此,最主要的原因在于香港的机动车拥有量始终被控制在了一个合理的水平,数据显示,香港的机动车拥有量只有60万,仅仅相当于北京的1/7,上海的1/6。机动车数量相对较少,再加上人们出行普遍乘坐公共交通,所以香港的交通状况明显好于内地大中城市。

  由此可以看出,经济发展并不等于交通拥堵,GDP总量增长并不等于上班耗时就多,问题的关键是对待拥堵以及机动车的态度。放眼内地各大城市,汽车制造业普遍被作为一种支柱产业,把汽车制造当作支柱产业导致的必然后果是,为了城市经济的片面增长而不去过问城市的机动车承受量,于是,城市的马路越修越宽,但永远跟不上机动车的增长速度,所以城市就变得越来越堵。应该说,路越修越堵目前已经成为国内各大城市交通领域的“公理”,除非改变我们的发展思路,“公理”就永远是“公理”。

  把话说回来,上班耗时排名其实是一封市民出行控诉书,控诉书告诉我们的地方政府,城市并不意味着机动车,机动车也不等于文明进步,上班耗时也是一个民生问题,只有包括上班耗时在内的民生问题解决好了,城市居民的幸福指数自然就提升了。  
  
  ■延伸  
  
  多些这样的调查
  
  尽管是别人做在前面,但咱们做的这个调查还是让人颇感欣慰与亲切。上班族每天花在路上的时间调查,不仅说出了咱们的心里话,还可以给城市的决策者以参考,甚至是提出了要求。要么改善城市的交通,让城市公共交通更便捷;要么改善城市的规划与结构。

  其实,国外类似的调查还有很多。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的社会科学研究作过两个人认识的概率的调查,斯坦福研究中心作过关于人脉对赚钱的重要性的调查报告,欧洲委员会作过关于爱情仍是促使人们作出背井离乡等重大决定的调查报告。还有,杜蕾斯全球性调查报告总是吸引人的眼球,在2004年的报告中显示,中国人的平均性伴侣数最多,为19.3人,远远高于全球的平均数10.5人。当时这个调查引起国内的一片哗然。

  这些调查总能让人感到温暖与敬佩。因为它们都是从“人”的角度出发,既关心人的情感状况,也关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关心人的最基本生理需要,关心人的负担……反观我们,尽管也有一些诸如留守儿童心理状况、婚恋情感等方面的调查,但与国外关注“人”本身的调查报告相比,我们欠缺得太多太多。

  我国的社会科学领域不妨多开展如“关注上班路上花费时间”之类的调查研究,从“人”的立场出发,从人的需要发出,观察思考问题,调查研究,提供客观真实的分析报告,发出民声。 
  
  ■声音

  城市规划不合理

  越来越“堵”的现实,暴露出来的是城市规划和发展上的布局不合理问题。时下形象地将城市上下班高峰视为“涨潮落潮”,上班时一窝蜂地往市中心挤,而下班后却一窝蜂地往市郊赶。行政、商业和金融等中心过度集中,区域与区域之间无法形成良好的分流。
   ——毕晓哲
  
  与房价成正比不是巧合

  上班花费时间最多的北京、广州、上海、深圳都是房价较高的一线大城市,上班花费时间差不多与房价成正比,这显然并不是巧合。中心城区房价太高,普通工薪阶层只能购买或租住远郊的房产,上班路上花费的时间肯定要延长。
  ——杨国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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