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 城市发展和谐共生的东方典范

　　西安，不仅是华族的发祥地，也因其具有十三代王朝的辉煌历史，而更为瞩目。
    
　　作为一座有着丰厚历史文化遗存的古都，唐大明宫、汉长安城、西汉陵群、秦始皇陵、周丰镐遗址等诸多大遗址散布于西安一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但基于国家文物保护规定及历史原因，遗址范围内往往是城市的“贫民区”。大明宫遗址区地处西安城市贫穷落后的道北地区，居民生活水平相对偏低，户均住房仅２０多平方米，一二十家公用一个水龙头，这一状况与西安文明古都的形象极不协调。
    
　　城市中心拥有大遗址的地方，不仅仅是西安，还有郑州、洛阳、无锡、扬州等。“城市中心区的遗址与城市化发展的矛盾日益突出，这是中国大遗址保护亟须解决的问题，正确处理好保护与发展的关系，只有创新思维，打破常规，才能找到破解之道。”西安市文物局一官员认为。 
   
　　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给文化遗产保护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西安与其他城市一样也面临着诸多无法回避的问题。根据西安城市总体规划，西安主城区占地面积为５２５平方公里。其中，西安现代城区与古遗址区的重合度几乎为１００％，重要古遗址对城市发展空间的叠压度达到３７％。
    
　　在西安市市长陈宝根看来，如何保护好这些大遗址，使其永久存续，并得以弘扬，发挥其时代价值和作用，是西安大遗址保护面临的重要课题。
    
　　他说：“西安的发展迈上了新台阶，经济总量不断增长，城市人口和规模不断扩大，城市化进程加快，给大遗址保护带来了新的挑战。同时，新技术、新理念也给大遗址保护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城市化与遗址保护：对立中的统一
    
　　长期以来，城市化背景下的大遗址就如同湖面上的浮萍一般，没有根基地漂浮着。
    
　　“这些年我们开始把目光注意到在城市化加速进程中倍感尴尬的那些城市中的古代遗址，这些古代遗址由于可视性弱，它们往往成为城市不引人们注意的伤害最大的一些文化遗产。”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来自国家文物局的数据显示，我国已公布的２３５１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中，古遗址和古墓葬总数为７１０处，符合大遗址标准的共５８３处，其中大型古代城市遗址近２００处。
    
　　然而，一个不可忽略的现象是，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给文化遗产保护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与挑战，大遗址保护与土地资源高度紧张的矛盾日益凸显，与城市建设的冲突日益凸显，与大遗址所在区域人民群众改善生产生活的矛盾日益凸显。
  
　　“特别是位于城市中心区的大遗址，大遗址保护与城市土地需求的矛盾更为突出。”西安市文物局官员说。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后的几十年间，城市建设用地已经数十倍地增长，铺满了城乡大地。
    
　　按照常理而言，城市中的古建筑群、古遗址，这些文化遗产、文化遗存应该是城市中最美好的东西，城市中体现价值最大的地方。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城市遗址大都成为城市的角落、城市发展的包袱、城市建设的绊脚石、城市整治的脏乱差的地点，文化遗产没有尊严，居住在遗址内的民众对于这些文化遗产也不会有过多的感情。
    
　　对此，单霁翔认为，当前我们国家正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阶段，一个反映就是城市化加速，另一个就是大规模的城乡建设。当然，这样两个方面是相辅相成的，相互叠加在一起，对于文化遗产保护来说，当前是一个最艰苦和最严峻的、最紧迫的历史阶段。
    
　　他说：“城乡的地上、地下的文化遗存也都面临着和建设之间的尖锐矛盾。面对种种问题和挑战，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城市，都必须以文化战略的眼光进行审视，从全局和发展的角度进行思考和分析，才能得出正确的创新理念。”
    
　　陕西省委常委、西安市市委书记孙清云对大明宫遗址保护寄予厚望，他说“保护文物、传承文明、弘扬文化、改善民生、提升城市”是西安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建设的目标方向，同时是西安市科学保护古迹遗址与城市发展和谐共生的最新实践成果。
从功能城市到文化城市：背景中的升华
    
　　２００５年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第１５届大会形成的《西安宣言》，呼吁深入认识并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古迹遗址周边环境”。三年后，依然还是在西安，新达成的《大遗址保护西安共识》，更是致力于促进大遗址保护与城市建设的和谐发展。逐渐形成了坚持政府主导与公众参与相结合，坚持整体保护，不断创新，积极探索保护和利用新模式。
    
　　在单霁翔看来，从功能城市走向文化城市，近３０年来，我们国家的城市建设在众多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但是一些城市在物质建设不断取得新的进展的同时，在文化建设方面却重视不够。他说，“由此，也可以看出今天城市文化建设和避免城市文化危机加剧的紧迫性。”
    
　　“大遗址保护利用工程也应作为各级政府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内容，纳入市政建设范畴，为城市提供高质量的文化空间、生态空间，并发挥辐射带动作用，全面提升城市文明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单霁翔表示。
    
　　事实上，步入城市化后期，对文化的尊崇在城市生活中开始凸显。作为历史承载的大遗址，其文化、经济功能逐渐表现出来。
    
　　单霁翔认为，大遗址保护工作既有利于大遗址保护，又有利于经济建设和提高当地人民群众生活质量的原则，将大遗址保护工作有机融入城市化进程中，使其成为城市功能区和城市文化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把大遗址保护作为一项文化、生态和旅游系统工程。
    
　　他说：“充分发挥大遗址的综合效益，将文物保护和生态保护、产业结构调整、旅游业发展等相协调，使遗址区成为城市新的经济增长点、现代服务业的高地和产业文化的窗口。”
    
　　陕西省文物局局长赵荣认为，大遗址保护完全能融入城市经济社会发展，能够惠及广大群众。通过大遗址保护促进经济发展，在经济发展中加强遗址保护，使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实现文物保护与经济社会和谐发展，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等多赢局面。
    
　　在赵荣看来，未来周、秦、汉、唐等大遗址的保护中，要打破“划地为城、整体拆迁”的老路，对于处在城市远郊、河流沿线的西周丰镐遗址，将尝试把它与沣河流域综合治理、当地新农村建设结合起来，构建一个集大遗址园区、都市农业、旅游景观为一体的河流生态经济带，在汉长安遗址上，将尝试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的有机结合，建设“汉人、汉风、汉衣冠”的汉文化之城。

　　大明宫遗址：保护中的发展
    
　　与全国其他遗址城市相比，西安的大遗址保护面临着种种困难和挑战。
    
　　作为十三朝古都的西安，城市的东、南、西三个方位分别为工业、文化等分区，而唯独大明宫遗址和汉长安城所在的北部地区没有划分。位于这片区域的大明宫，曾是唐王朝显赫一时的权利中枢。千年之后，风光不再，繁华已去，历史积淀下的大明宫及周边地区逐渐成为西安城市发展的凹地。
    
　　陈宝根认为，西安的大遗址保护必须朝着“大遗址之城”或者设立“大遗址特区”的方向发展。
    
　　他说：“变被动抢救性保护为主动规划性保护、系统性保护，在进行系统保护的大框架下，遵循历史节点和文化类型，划出专门区域，结合周边经济和社会发展，以新的文化遗产观，以国际化的眼光、高水平的规划和高标准的建设，以创新的机制、特殊的政策、有效的手段，进行综合规划和系统保护。”
    
　　于是在２００７年１０月，西安市委、市政府启动了大明宫遗址保护改造项目，陕西省委、省政府更将大明宫遗址保护工作列入支持西安市具体工作的十大重点项目之一。
    
　　就在２００８年１月，有８个国家的顶级设计规划团队参加的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概念设计国际竞赛方案评审会，经专家评审，以色列、意大利、澳大利亚、挪威四国设计团队获奖，它们的设计方案和遗址保护展示理念，为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的规划提供了理论指导。在此基础上，由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前司库乔拉·索拉参与的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总体规划得到了国内外文物专家的一致认可。在之后近两年的考古工作就是以满足大明宫遗址保护和遗址公园建设为前提，查清遗址的高程与地层关系，测定遗址的城市坐标，建立遗址的地理信息系统，确保从形态上保护遗址的完整格局。
    
　　为确保遗址的完整性和与周边历史环境的协调性，西安市委、政府在启动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项目的同时，将遗址区３．５平方公里及周边区域共１９．１６平方公里纳入第四次城市规划，整体开展工作，保证对遗址实现整体保护。 
    
　　对遗址本体，如丹凤门、含元殿、太液池等都进行了本体保护和标识，所有展示建筑都是可改变的。遗址公园开园后，考古工作仍将不断进行，并成为遗址公园的一个特色和亮点。 
   
　　而在大明宫遗址区核心部分——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３．５平方公里内涉及西安市最大棚户区，多个城中村，２．５万户，１０万人。按照以人为本、和谐搬迁、阳光搬迁的原则，对遗址公园内城中村、棚户区拆迁居民及相关企事业单位进行了妥善安置，没有出现一例上访事件。

　　考古探索：大遗址保护中的实践
    
　　“大明宫遗址区的保护改造，探索了促进城市现代化与大遗址保护和谐共生的一种新模式，成为传承历史、延续文明的一项文化复兴工程，也成为提升城市整体实力和市民生活水平的一大民心工程，对国内外的大遗址保护工作具有积极的借鉴意义。”今年１０月，陕西省代省长赵正永在大明宫遗址开园时说，它的建设是２１世纪中国文物保护和利用的一次综合性、大规模探索。不仅给西安贡献了一个世界级的遗址公园，更为西安未来的城市发展提供了文化和生态的支撑，从根本上改变了西安的文化格局和生态格局。
    
　　对西安而言，以大明宫遗址的保护改造为开端，西安在城市发展与大遗址保护二者之间，找到了一个最佳的平衡点，给诸多遗址城市带来了保护模式的思想冲击。
    
　　国家文物局单霁翔局长认为，大明宫遗址保护实践的积极意义在于，大遗址保护不再是文物部门一家的事，而是在地方政府的主导下，计划、财政、土地、规划、建设、环境、公安、科研等有关部门的一项共同行动。而另一方面则在政府的主导下，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到大遗址的保护行动中，为大遗址保护与利用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开拓了可持续发展的未来。
    
　　他在２００９年８月《中国文化遗产》上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在大遗址保护工作中，西安大明宫遗址的保护实践因其保护难度与力度，也因其保护管理机制的创新而引人注目，他们坚持文物本体和背景环境整体保护的理念，结合城中村改造，对遗址进行一次性保护整治，建设具有国际一流水平的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使中国的大遗址保护工作进入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时期。
    
　　２０１０年７月，国家文物局在西安召开大明宫遗址保护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座谈会。会议充分肯定了大明宫国家遗址保护前期工作和环境整治所取得的成绩，肯定了这些前期工作为大明宫遗址整体保护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西安市经济社会发展和城市建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全国大遗址保护和考古遗址公园建设方面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影响深远。
    
　　与会文物专家认为，遗址公园的正式开放蕴含着丰富的历史信息。作为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可能持续一百年，也可能持续三百年，也可能持续五百年地吸引来自世界各国的考古工作者。
    
　　回顾大明宫遗址区的探索与实践，从整体保护理念的形成，到广大遗址区域的居民拆迁安置，再到遗址公园规划、建设各阶段的工作推进过程中，一系列的国际合作也都在政府的层面上积极有效地展开。世人见证的是，在保护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在向世界展示中国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政府的意志和力量。
    
　　也正因此，大明宫作为唯一的大遗址保护案例，入选上海世博会城市最佳实践区，展示西安通过大明宫遗址的保护让城市生活更加美好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