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壮建筑”为何“英年早逝”

　　城市面貌日新月异，而与亮丽景观相伴的，却是高楼大厦出人意料的“短命”。正是在这场“拆了建、建了拆”的运动中，我国创造了两项世界第一——在消耗了全球最多的水泥和钢材的同时，我们也生产出全球最多的建筑垃圾——每年高达4亿吨，建筑垃圾的数量已占到垃圾总量的30%—40%。(11月1日《人民日报》)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不久前表示，我国是世界上每年新建建筑量最大的国家，每年新建面积达20亿平方米，建筑的平均寿命却只能维持25—30年。而根据我国《民用建筑设计通则》，重要建筑和高层建筑主体结构的耐久年限为100年，一般性建筑为50—100年。而反观欧美等发达国家，其建筑设计使用年限同为50年，但平均使用寿命却长得多。如英国、法国、美国的建筑统计平均使用寿命分别为125年、85年、80年，城市里“百年老屋”随处可见。

　　建筑过于“短命”造成了城市记忆的缺失。“我们现在能找到的历史悠久的建筑，全部是古人留下来的文物，建筑寿命这么短，我们怎样靠建筑来保存民族发展进步的记忆？”这不禁让人想起那句痛心疾首的悲叹：“我们创造未来，我们的创造没有未来！”当“拆了建，建了拆”成为一种“政府时尚”，我们的“创造”就无可救药地陷入了一场“创造性的劫难”之中。

　　比之“城市记忆”、“民族进步”这类虚幻的概念，更为现实的却是物质意义上的“残酷浪费”。“如果硬要说拆掉高楼是一种损失和浪费，那损失和浪费的也是企业的钱。”江苏无锡市规划局的一位官员曾如是说。这话足够坦率也足够荒诞，要知道，房地产商并不是“傻冒”，拆掉高楼所造成的巨大浪费，终将悉数均摊在高房价里，转嫁到“房奴”身上，而政府、房地产商倒是皆大欢喜，各自赚得盆满钵满。“羊毛出在羊身上”，最终埋单的定然是老百姓。

　　地方政府为何沦为“建筑杀手”？其根源大家都心知肚明——土地利益的驱动和盲目的政绩观。在土地利益的强势驱动下，地方政府沉迷于狂幻的规划和暴戾的强拆。“一届政府一套规划”的积弊，更是加剧了地方政府“人性”的扭曲，成批成批的“青壮建筑”因此被“谋杀”。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房地产的开发力度也会随着加大，大量土地的使用权将会被出让，也就意味着大量的土地被城市吞噬，这对于原本就是人多地少的我国而言，无疑是一场劫难。于是，在这些强拆中，我们还看到了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角逐和博弈——中央力保耕地红线，地方想方设法蚕食土地。

　　由于在现行体制下，地方政府的生存必须依赖于土地财政，就必须通过不断卖地来获取生存给养，而土地是有限的，如何将宝贵的土地资源转化为取之不尽的“魔法石”，唯一的路径就是“卖地——强拆——卖房——再卖地——再强拆”。正是因为陷入了这样的恶性循环，我们才创造了两项“世界第一”。足见，城市建设陷入“建了拆、拆了建”的“政府时尚”，这不仅在于政府“规划能力的贫困”，更在于政府在经营城市时的逐利心态。

　　当然，大量“青壮建筑”的“短命”，归根结底在于对地方政府规划缺乏强有力的制约，导致城市规划陷入无序化状态，城市成了官员们的私家花园，大量“青壮建筑”的“英年早逝”就成了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