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底防漏工程仍未停 谁为圆明园工程失误买单?

　　当圆明园铺设防渗膜会带来“生态灾难”的消息充斥各大媒体后，这座沉寂已久的“万园之园”，骤然间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为什么会诞生这样的“杰作”？谁又该为这“失误”买单？

　　谁为圆明园工程失误买单？

　　现场报道

　　“湖底防漏”工程仍未停

    “记者同志，请你赶快来看看！圆明园正在自毁自己的命根子！”?这是兰州大学生命科学院教授张正春，在 3月24日看到圆明园正如火如荼的在湖底铺设防渗膜的场面后，向《人民日报》发出的呼吁。

　　随后，人民网作了一系列有关圆明园防渗事件的报道，全国其它大大小小的报刊、电台、电视台，也争先恐后地展开了成篇累赎的“爆炒”，掀起了一波接一波的“湖底防漏”冲击波！

　　在社会舆论的重重压力下， 3月 31日，国家环保总局环境影响评价司有关负责人终于首次表态：圆明园湖底铺设防渗膜工程至今未进行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属擅自开工，应该立即停止建设，并依法补办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手续。4月 1日，圆明园管理处副主任朱红，不得不向外界公布：铺设湖底防渗膜的工程已经下马。圆明园恢复往日的宁静了吗？已经铺设了防渗膜的湖底现在又是什么模样？

　　4月2日，带着种种疑问《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来到了圆明园。一眼望去，圆明园三园之一的绮春园景区显得冷冷清清，慵懒的氛围里，屈指可数的游客在公园里溜达。突然，记者听到身后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年游客，对梳理得平平整整的湖床发起议论：“这个湖底铺了塑料布，以后不就成了死湖啦？！……”；不一会儿，又有一位年约二十来岁、穿着颇有讲究的时髦小伙，看着原来的石头湖岸被拆除，代之以新砌的红砖墙，撇撇嘴调侃道：“这儿做得真像个蓄水池！……”

　　干涸的湖底现在已经安静下来，从挖掘机和吊车四通八达、纵横交错的轮印，还可以想象出当时施工场面的热闹；平整的湖床上，不时可以看到从湖底翻出的枯死、残破的蚌壳，有的仅半指宽，有的足有双拳大，由此可印证挖土量之大！湖东面不远处，几台身躯庞大的挖掘机正静静地趴在湖底。湖床中间的小岛上，有几座显然是施工时搭建的临时工棚，虽然三只大狗见到记者后不停狂叫，但工棚里却杳无一人—工人已不知去向。 
    
　　往南走，几顶帆布帐篷突然出现在眼前。走进一瞧，里面约有 10多个工人，有的围成一圈甩着扑克，有的正有滋有味地吸着烟卷，还有的正蒙头大睡。帐篷外面，堆积着所剩不多的几张白色防渗膜。记者随口问一位蹲在门口埋头抽烟的民工：“你们这里的施工进度怎么样？”民工立即回答：“我们早在 3月底就把防渗膜统统铺完了！……”

　　“什么？统统铺完了？……”记者深感意外：这不意味着国家环保总局刚刚下达的所谓“责令停工”实际上已经成了“马后炮”？！

　　下午 4点左右，记者走到圆明园另一景点--福海景区的东面时意外发现，湖底工程实际上并未完全停工，两台挖掘机仍在轰隆隆地吼叫着。记者很纳闷地问一个 50多岁的民工：“这项湖底防渗工程，国家环保总局不是已经叫停了吗？你们怎么还在干呢？”这位民工吞吞吐吐地答道：“我……我不知道，我……我是昨天才来的”。记者又问另一个二十来岁的民工，他的回答也是：“我不知道，我是昨天才来的”。

　　究竟是谁下令让他们继续开工的呢？

　　随即，记者来到圆明园管理处，但是没有遇见任何有关负责人。好不容易在值班室找到了管理处主任李景奇的电话号码，那知刚一拨通，对方听说是记者采访，竟然毫不客气的“啪”一声挂断了电话。之后，记者陆续拨了5次电话，对方却始终不接……

　　傍晚，记者离开圆明园时，深感这座被一把大火付之一炬的世界上最奢华的皇家园林，遗迹虽然尚存，但稀少的游客已衬托出了它的孤寂与萧条。当然，更令记者狐疑的是：虽然近几年国家对这座“万园之园”的复建投入了将近 3个亿，但为什么却始终不能做到“对症下药”呢？一项仅在湖底就耗费了 3000万的“宏伟”工程，为什么会疏忽了报批手续？这究竟是源于管理者的无知，还是其中另有隐情？谁又来为这项失误买单？ 

    对话

　　圆明园“防渗”工程“差”在哪

　　主持人：濮婕

　　嘉宾：
　　李皓
　　北京地球纵观环境科普研究中心主任

　　王如松
　　国际科联环境问题科学委员会第一副主席 

　　俞孔坚
　　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 

　　“遗址”不是“摇钱树”

　　主持人：圆明园的定位关系到它未来的发展，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给圆明园定位—是国耻纪念地，还是商业性公园？

　　李皓：圆明园的定位，早在 1988年就明确了，它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圆明园正门的边上，立有一块石碑，上面清楚地刻着“国务院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块石碑给每一位来圆明园遗址参观的游客传达着一种严肃而庄重的情感。到圆明园的游客，对文化和知识的需求要比吃喝玩乐强烈得多。遗憾的是，我几次到圆明园遗址公园去，看到的状况与北京的其它景点很雷同，有些旅游纪念品很庸俗，游乐项目设计品位也很低，与圆明园的历史没有任何关联。正是这些商业行为，使游客游兴大减。不错，任何公园都希望赚钱，但对圆明园这样极为独特的遗址公园而言，缺乏文化品位，没有高度珍惜历史遗产的态度，任何商业性的开发都会失败，因为公众不喜欢，民心不接受！

　　王如松：多年来，对圆明园的定位，人们往往从社会层面、文化遗产上议论多一些，而从自然层面、生态资产方面议论很少。北京西北郊近代一直是以湿地景观为主，担负着北京城市之肾的重要生态服务功能。从圆明园的生态地位看，这儿是一个湿地公园。北京自古多湿地，京师“九十九淀”，尤以海淀为甚。明朝以来，天然沼泽部分被垦为稻田，由于过度利用水资源，水田逐渐旱化，湿地逐渐萎缩。清朝年间，部分被圈为皇家园林。圆明园被毁后，水面荒芜多年，湿地生态一度得以恢复，成为候鸟途中歇息的重要栖息地。解放以后，由于首都城市化工业化的迅猛发展，水资源过度开采，地下水位大幅度下降，湿地大面积减少。得益于遗址公园的定位，圆明园弹丸湿地有幸免遭拓荒之灾。盛夏酷暑，漫步圆明园，能享受清凉之爽；北风呼啸，躲进圆明园，看不到飞沙走石的扬尘天气。京西北风水宝地，得益的就是湿地的生态服务。因此，圆明园不仅是爱国主义教育和历史文化缅怀的遗址公园，更应是自然生态教育和城市生态建设的湿地公园。至于园区管理部门，通过生态旅游，适当筹集部分资金用于园区管理和建设，增强其自生能力，是无可非议并应积极引导的，但这必须是在保证遗址公园和生态公园性质不变的前提下进行。

　　俞孔坚：什么是遗址公园？如果把“圆明园遗址公园”改成商业性的“圆明园公园”那就是两码事了。遗址有它的特殊性，我们知道古罗马遗址，没有人要改变古罗马遗址，建设成古罗马，当然二战前墨索里尼试图重建罗马，但失败了。

　　对待圆明园遗址，最关键是把握“遗址”这个词。我上世纪80年代在北京上大学，经常到圆明园，那时候这里是水田、荷花、流水、湿地芦荡，那种沧桑感和相伴的源于民族历史的震撼，远非今天恢复后的景观所能产生。

　　今天的圆明园，正面临很多机遇和挑战：第一个机遇：圆明园除了在空间上给北京提供了一个最大的生态基础设施的景观元素外，通过善待它还可以引导一种新的环境伦理、土地伦理，这个观念是以前中国没有过的，如果圆明园管理处能在认识上再调整一下，圆明园在世界上就可以创造一个典范，由这个典范带动整个中国的环境文化、环境道德伦理的一个改变。

　　第二个机遇：圆明园遗址的保护可以成为一个独特的人文与自然相结合的景观，而且是不可再生的，无法模仿的。更为独特的是，它丰富的自然地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生物景观，这与遗址结合在一起，恰恰是全世界都独一无二的。在 17、18世纪的英国造园中，本没有遗址，是发现古罗马遗址富有强烈的震撼力以后，才去造的遗址景观，而我们拥有的是真正的遗址。而且，它经历了一百多年，在这期间跟植物、水系、地形等自然生态早已融为一个整体，这样的遗址已不仅仅是一个建筑遗址，它的含义扩大到了生态与文化的双重意义。

　　第三个机遇：奥运会快来了，到时候我们给世界看什么？给他们看一个再造的圆明园吗？没有意义。再造的圆明园已经有了，比如珠海就有。而北京的这个“荒废的圆明园”是造不出来的，它独特的价值，在 2008年的奥运北京将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典范，代表一种真实的文化。总之，圆明园不是“摇钱树”，它有很多价值，但最重要的是“遗址”两个字。

　　灾难性生态影响

　　主持人：在北京水资源紧缺的情况下，到底应该怎么解决圆明园严重的缺水状况？

　　李皓：对三百年前古人顺应自然建造出的山水相连的圆明园，我一直是极为赞叹的。这儿不仅仅是一片风景地，更是中国古人具有很高的生态设计的知识、智慧、技术和施工能力的体现。这次在圆明园发生了湖底防渗和砌岸硬化的事件后，我再次仔细阅读了清代乾隆年间制作的“圆明园四十景图咏”，对古人设计圆明园时以“水随山转，山因水活”的原则有了一种恍然大悟的理解：原来，圆明园的水系设计既是为了建造水景，但更重要的是，要让这个水系为园中所有人工堆成的土山提供水源，以养育岸边和山上生长的植被。也就是说，古圆明园的水系，对它的山体有很重要的灌溉作用。防渗事件曝光后，我去施工工地进行了大面积考察。看到的是：所有铺设了湖底防渗膜的2000亩的水域岸体，都被水泥封死了，这就彻底切断了圆明园水系滋养山的作用。这样，古人建造的“山因水活”的设计也就完全被毁掉了。北京缺水是事实，而圆明园的低洼地带正好能帮助北京利用雨洪，把雨水往地下送，从而使地下水位回升。

　　王如松：圆明园湖底防渗工程的灾难性生态影响有三个层次：水生生态、园区的陆生生态、周边的城市生态。水体本身是由浮游植物、浮游动物和各种植食、腐食、肉食动物和微生物组成的生命力的生态系统。“流水不腐、户枢不蠹”。湿地有三种水流方式：一是自然或人工的水输入和输出；二是通过蒸发、蒸腾和降雨与大气环境进行水交换；三是通过底泥、土壤与浅层地下水进行水交换。通过这些交换，生态系统不仅在水量上，也在水质上得到更新，既净化了环境，也补充了营养和氧气，同时还向土壤、大气和地表及浅层地下水系提供了生态服务。

　　其实，圆明园缺水问题和湿地退化的风险早就捉襟见肘了，这需要政府、科研部门、企业和全体市民共同努力来解决。北京市政府有关部门应对北京市水生态服务功能和湿地生态进行统一规划、管理和建设，并落实资金用于重要湿地如圆明园的生态用水补偿工程的建设，譬如组织科研部门探讨能否将清河污水处理厂处理过的水，通过适当的土地处理工程达标后作为景观用水流经圆明园。这样，既补充了圆明园用水，又可以进一步净化后引进城里，达到一举多得的目的。

　　俞孔坚：提起圆明园，有人总讲“恢复山形水系”！那么是恢复到上世纪的50年代还是 60年代？这本身就不太现实，因为山上有植被啊，它们已经存在了 50年至上百年，如果你重新推平它们再建，那又需要50、上百年才能再见这一景象。所以恢复它的山形、水系没有多大意义。再者，恢复山形水系的可能性有多大？我认为可能性不大，首先北京现在的地表水条件与 100年前的水条件大不相同，不可能再恢复到 100年，甚至 20年前的水系，当年的北京西北郊遍地泉水和湿地，而今由于地下水的严重开采、地下水位下降，所以肯定不可能再形成当年的水景，如果要造水景，意味着必需做湖底防渗处理，那无疑是一种生态灾难，不但进一步破坏了遗址，也给区域生态带来破坏并且使北京市的缺水状况雪上加霜。那么，圆明园遗址规划具体需要做什么？在完善道路系统、彻底改善卫生状况的前提下，我仍强调一定要建立一个完善的环境解说系统，吸取国外环境解说学的先进方法，让它来解说生物、解说群落、解说遗址，让圆明园成为生态示范区，成为最真实生动的历史、遗迹教育基地。

　　谁应为“失误”买单？

　　主持人：这项耗费 3000万的防渗“宏伟”工程，是一项明显破坏生态平衡的错误规划，那么，谁该为这种巨额投资的“失误”买单？

　　李皓：我想这涉及到很多方面，现在不能简单地说由谁去承担责任。我们首先需要全面深入了解情况：当时这是谁立的项？谁做的论证？对于这个工程从规划到执行的过程要透明公开，这里面一定有很多没有考虑周全的环节。据了解，这 3000万的项目是由水利科学院做的设计方案，那么，水利科学院是怎么论证的？哪些人参加论证的？意见是什么？这些都应该有原始论证记录资料，而且据我了解，有些论证会其实有很多专家提出了反对意见，但是执行者并没有接受意见，一意孤行。我认为应该先呼吁将这 3000万工程全部向公众公开，只有透明出来，才能让大家真正了解到是哪一个环节出了错误决策；而后，我们再根据程序分析。这是一个很好的案例，我们一定要重视。最怕的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

　　王如松：此项工程没有经过环境影响评估就上马，如果有立项批准书，直接责任应由项目审批单位负责；如没有正式批文，圆明园主管施工的部门应难辞其咎。此外，有关规划、设计部门及主管部门，都有一定的间接责任；全社会的生态、环境、水务、文物、园林管理部门，也都有一定的道义上的责任。

　　主持人：据说，2005年圆明园环境整治工程计划投入 1.2亿元，但这项花了纳税人这么多钱的巨大工程却没有经过环境影响评估，人们应该从中吸取那些教训？

　　李皓：湖底防渗工程没有信息公开，没有经过环境影响评估，工程完工了才发现有这么大的问题。目前，社会各界要求圆明园管理处撤掉防渗膜，还圆明园自然景观的呼声极为强烈。人们应该从中吸取教训。第一、要高度尊重科学。开展任何大型工程之前，要多听各方专家的意见，尤其要注意听持反对态度的专家意见，因为他们可能知道恶果，不听他们的建议，可能会吃大亏，造成极大的经济损失；第二、对明知可能出问题的项目不要心存侥幸，觉得可以悄悄干，只要能蒙过领导视察就行。现在中国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民主监督时代，老百姓的科学知识提高了很多，因此要能够获得百姓的欢迎，就要干符合人民利益的事，不然，老百姓不会答应；第三、我们需要尽快建立责任追究制。对任何出了大问题的工程，被追究的责任方应当包括设计和论证可行项目的专家、项目决策者和项目审批机构。责任人要姓名公开，出了问题必须承担后果。

　　王如松：我们的城乡建设目前还处在发展的初级阶段，全社会包括决策者、企业家、规划管理人员和广大市民的环境意识还不高，生态知识还不够普及，生态规划管理的法规还不健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还常常发发生。未作环境影响评价就开工的大型工程在北京发生过多次，如前年的西北五环路建设，由于经过圆明园玉泉山地区，生态问题比较敏感，但工程快完工了还没作环境影响评价。看来，对违反环境影响评价法的处罚不够严厉，只是“下不为例”，不足以警示后来者。另外，我们的科学技术也还是还原论指导，条块分割的管理体制也助长了这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再加上圆明园管理部门的经济压力过大，终于导致了这次“生态无知”。

　　俞孔坚：现在的工程很能蒙蔽公众，大家还以为是在再造圆明园，功德一件。其实，北京的气候、水系格局已经全变了，你不可能再造山水，用非生态方法造园，这简直是荒唐！这样的事情反映出行为者的无知，也反映出我们决策体系有问题。

　　早在两年前圆明园管理处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我就不客气地指出即将上马的整治工程是有问题的，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善待圆明园遗址”。遗憾的是，那次会议并未真正引起重视。第一，没有善待圆明园，这是产生无知的原因之一。圆明园的价值在于遗址的价值，大肆砍伐灌木、修葺山水重新造园，从方向上就错了。你一动，遗址的价值就没有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样的整治，实际上是对圆明园的第二次毁坏！第二，民主、公开、科学决策机制的缺失，是造成圆明园防渗工程仓促上马的另一重要原因。之所以要对大型、敏感和有争议的工程搞专家论证，就是要广泛听取来自不同领域专家的不同意见，以权衡利弊、决定取舍。因此，论证会绝不能关起门来搞，在一个小圈子里关起门来搞所谓的专家论证—这样做无异于走形式，不但无益，而且有害。